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碰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认死理’’、“钻牛角尖”。他们非要在一件小事情上争个面红耳赤,分出个我对你错来,不达结果,决不罢休。争论,最后导致大伤和气;若是发生了矛盾,最后竟发展到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结果。对于这种人这种思维形态,人们还有许多的形容和说法一棵树上吊死”、‘‘一条道走到黑”、“撞到南墙不回头”、“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等等。
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之为“点性思维”。
具有这种“点性思维”的人,在遇到问题、困难、矛盾、挫折、甚至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碰了他一下以后,他就开始“认死理”了,用自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处理问题,用自以为是的道理同别人争吵。既不管客观上是否可行,他的道理是否讲得通,别人是否能够接受;也不管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闹出人命来了怎么办,是不是可以让别人一步,或用别一种方法处理。只是如唐吉诃德那样,一个劲地冲上去、冲上去,那怕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他们也偶尔能够胜利,因为对方见了他这种劲头怕了、让步了;而这种胜利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坚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信
心,从而下一次处事待人更加固执,更加不可理谕。
然而,现实中的问题、矛盾、困难是各各不同的,也千变万化的,很难能用一种方法去处理,而如果矛盾的对立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还有帮手,甚至还有法律作为依据,他就是“强行突破”,也不见得奏效。于是他就愈加感情用事,愈加恼火,愈加不休不止,最后甚至丢掉了性命。
这就像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的斗牛,只要进了斗牛场,就必须分出个你死我活来,不然不许走出斗牛场来一样。
当然,完全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人很少很少,但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的人却是屡见不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不断遇到这样的人和事,使我们旁观者大摇其头而徒呼无奈。
儿子不争气,不好好学习,做母亲的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非要用棍棒将儿子教育过来。于是捆绑吊打、罚跪饿饭。直到把儿子打死,做母亲的甚至上了法庭还坚持这是爱儿子,打他是恨铁不成钢。
丈夫有了外遇,要同妻子离婚。做妻子的十分生气,坚持不离,守着一个冰冷的家庭,坚决耗下去,耗到70岁、80岁,非把丈夫耗死不可,最后自己也成了一具枯躯;如果她是因生气而先于丈夫去世,那只好抱憾终身了。
某一项待遇未得到落实,其实对他的生活已无影响,或者这本身是他本人不够条件规定,也非要一次次地上访、告状,甚至不止不休,最后闹得家破人亡、自己也活活地气死。
在工厂企业中被“优化”、淘汰下来了,不能正确对待,总以为是厂长给他穿了“小鞋”,带着刀子去找领导谈话。事先已想好了,如果领导不答应条件,就给他一刀子。当然,他也作了必死的准备。
……
如此种种,都是“点性思维”者的典型表现。
“点性思维”为什么总是将思维凝止于一点而化解不开呢?
原因应当说是很多的。
先天的原因是遗传基因方面的原因,这些人性格内向、思想狭隘,并形成了一种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从起点到终点,在封闭圈里绕行一周而没有进步、升华。他们常常是放大了来看个人的利益,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看待事物又都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先天就有一种看问题爱进入“死胡同”的本性。
后天的原因则是文化素养或者说是知识贫乏引起的。
试想,如果一个人的活动天地只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没有见过其他的任何世面,又加上没有文化,他头脑里的“知识库”的知识少得可怜。在他遇到一桩疑难问题时,既没有自己过去是如何处理问题的经验,更没有历史与国内外的类似知识作参照,他不但是个文盲,还是个法’盲,他只有一种情绪,一种办法,不会比较、不能联想,估计不了这件事由于处理不好会引起什么严重的结果,以及处理过程中会有什么正负效应,那他当然只能使用自己最狭溢的办法甚至是一种本能来处理问题了。人的头脑恰如电脑,里面知识量储存和可以调动的多少,决定了他可能会采取单一还是多种办法,并决定会不会将各种办法加以比较,“择优录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知识应当是越多越好,文化层次应当是越高越好。
但是,自然界和社会上事物的复杂性常常不是靠自己以往的经验和书本知识能够解决的,不但复杂的事情与问题每一桩每一件各有自己不同的“解”,而且事物与问题又在变异之中,随时需要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僵死的知识不仅不能帮助我们,有时反而成为人们的负担。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一个女大学硕士生反而被一个盲流小姑娘骗去拐卖了的事实;解释为何撰写股票书籍的教授在真正“抄股”时反不如没有什么文化的“抄股”老手的原因。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就是要求我们不但有足够的文化素养,还得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为处理事物的经验,变为处理问题的能力,走万里路中所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书本知识所不能替代的。
在这里,我们还得引进这样一个思维概念:我们把人在思考中的状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情绪性思考”;另一种是“理智性思考”。这两种思考在前面讲到的先天后天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常常被情绪所左右,而一旦卷入到一个事件的矛盾旋涡之中,情绪的激越是极难避免的。焦虑、无奈、愤怒、恐惧、兴高采烈都应当说是人之常情。我们把情绪激越时思考问题归类为“情绪性思考”。
另一个状态是冷静状态,那是在情绪激越之前或之后,我们开始冷静下来了,开始不带情绪地去考虑问题,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理智性思考”。
“情绪性思考”是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一种思考。不知是那位哲人说过:热恋中的情人是最愚蠢的。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处于热恋状态中,他甚至分辨不清对方是虚情假意还是在欺骗他,他的一切全会被“爱”所蒙蔽,并受对方所左右,干出不应有的傻事来。
同样,人在极怒状态、极悲状态、极喜状态、极度紧张和恐怖状态,都不能正常地思考问题。这是因为,这时的人血脉贲张、头脑发热、全身颤抖,全部的情绪和思想都专注于一点,很少有人在这时还去想其他一些问题,进行正确地分析和比较。我们还不了解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人体这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只是从大量的实践中得知:人愈是在这时愈是失去了理智,愈是感情用事,愈是简单到了只剩下一个念头、一种思考、一点防卫本能、一种情绪的程度。这时如果要他不干某一样事情,不受情绪所左右,就只好打上他两记耳光,或者将他捆绑起来,浇一盆冷水,才能制止他去做傻事。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只有干与不干两种处理,只有成与败两种可能,那么他一味蛮干了,成功率就只有一半;而对于一种复杂的情况来说,受情绪所左右的简单化处理的成功率就只有1/10或1%,甚至更少。
所以,“情绪性思考”不利于正确地处理问题是极为显而易见的。
但我们仍然不能一言以敝之:任何时候都要放弃“情绪性思考”。
因为,当一件事决定了要做而难于做成的时候,人们总要去煽动热情、点燃情绪的火焰,借情绪的力量去加以完成的。因此,一场大战到来以前要战场鼓动,要忆苦思甜,要破釜沉舟尤为重要。只有把全体将士的热情点燃起来了,万众—心,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而且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说,一定的热情能助于思考,助于成功,只有情绪爆发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会影响和妨碍思考。
总言之,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需要有一种情绪去燃烧意志,一个战将或一个领袖,如果他是个好的战将或领袖的话,他就是个善于点燃群众热情的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集团或一个民族的情绪被点燃以后,这个民族同样就被情绪所蒙蔽,同样就不会善于思考问题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这个国家被希特勒的好战情绪所煽动,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了理智;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失去了正确思维的能力也是一例。
所以,我们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失去理智、失去冷静的情绪性思考,是一种愚蠢性思考!
另一种思考是“理智性思考”。
这不必多作解释,“理智性思考”是在人的思想比较冷静状态下、不受情绪所左右时的思考。当然,“理智性思考”还不同于冷静思考,它除了有冷静这样一个特点以外,还应当有其他一些特点,也即是他能够通过比较抉择从诸种办法中找到一种最佳办法,同时思考时又能考虑到一桩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利弊得失,和对方能够接受的程度。
“理智性思考”排除了主观情绪因素的干扰,就能够使思考更加客观。同时,还要调动自己毕生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调动头脑里储装的知识库存。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要加强文化素养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以便此时可以应用。然而,以上这样一些要求还不能称之为“理智性思考”,或者说是理智性思考的全部。理智性思考还应当有更重要的一点,即面对当前的崭新现实问题,如何将自己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活用,就如我们通常说的“将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正如世界上不存在着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事例,人的一辈子也不可能前后碰到完全相同可以用一模一样办法处理的两桩事例。用老经验处理新问题总是觉得差了点什么,而只有将老经验仅仅作为一种参考,加上对新问题的具体研究和分析,采用一种看似从前的办法、其实是已经改造了办法加以处理才能够圆满解决。这就是说,“理智性思考”还应当包含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活用老经验处理新问题的过程。这种重新“设计”处理问题办法的能力才是“理智性思考”的核心。
一般而言,点性思维与“情绪性思考”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尽管点性思维的人或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全是在情绪激动时进行,但反言之,只要是情绪的激越状态,就肯定是进行一种点性式的思维,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十分明确,点性思维是一种僵化了的思维,在绝大部分场合下,会使人们的行为走入误区、走向失败而“情绪性思维”也十分容易让人变蠢。如果,一旦点性思维的人又处于情绪的激越、紧张状态,情况就会变得更为严重、更为可怕。
除了说明点性思维的人是由于文化素养等不足以外,我们还需要从根本上去追寻一下原因,也即是人的行为的动因。
人们要干一件事情,究其原因并不复杂。一个人想要报复别人,无非是对方损害了他的名誉、自尊、利益或损伤了他的亲人、他自己的身体等等。
一个人要去抢劫、贩毒、偷盗,无非是为钱为利,金钱与利益的数量愈大,为非作歹的驱动力就愈大。马克思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当利润超过300%的时候,一个资本家哪怕脖子已经套进了绞刑架,他还是想要再干的。
而一个家庭中,夫妻之间、母子之间,或其他亲人之间,
则如果不是出于爱,就是出于恨。
除了主动去伤害别人以获取私利以外,凡属正当利益和人身受到伤害而要讨还公道的,本没有什么错。但经我们研究表明,凡属点性思维的人,在看待自己利益受损程度时,总是放大了来看的。这不但因为他没有比较,只有“我”这样一个核心和外延,唯此唯大;而且他用点性思维的方式“钻牛角尖”不断想下去,就会愈想愈严重。这正像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小说中的小公务员,不断地钉着一点想,也不断地强化其严重的程度。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在对待动因的起点上就是失真了的。
正由于这种人将个人私利和私利的被损害看得过于严重,同时又凝固于一点而不能化解,因此他在作第二步设想,即如何挽回自己的损失和获得私利问题上就显得更执着和固执。如果他要选择报复或杀人以消恨,谋财以害命,他就铁了心要干下去,对于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都不会加以慎重的考虑,这就变成了一厢情愿的思考。但事变中往往并不都是一厢情愿就能顺利进行到底的。结果常常是两种类型事与愿遂”与“事与愿违”,若是碰到“事与愿违”他就只能获得惨败的悲剧性效果。
世界上被人们歌颂得最多也公认最伟大的是母爱,母亲管教孩子,无一例外是一个理由,“爱之深,打之切”、“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但为什么往往产生出许多悲剧呢?这只能怪那些父母只会点性思维,只能怪点性思维是这些悲剧的罪魁了。根据台湾儿童福利基金会的统计,近5年被举发的虐待儿童事件,以70%的年增长率攀爬。1993年就发生1000多件,平均每天发生4起。而按照心理医生的研究推估,每发生一起被虐案件,后面就意味着还有100件未被举报。更值得深省的是,九成以上的施虐者,是课本上形容的“会去保护孩子的母亲”。
曾经有一个父亲,听到自己的小女儿看电视时不经意地骂了声“王八蛋”,就盛怒将女儿打伤,并将她推下楼,造成颅内出血,住院30个月才复原。施暴的父亲告诉前来营救的社工,他打女儿是要把她“训练成淑女”。
曾有一个小男孩不会大小便,愤怒的母亲以为他蓄意捣乱,用绳子绑住他的生殖器,以示教育。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他们爱孩子,本意也是为了教育孩子,但最后的结果恰恰与他们的意愿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他们虽有想教育好孩子的动机,却的确“切”了些,没有顾及可能发生的效果。他们没有放弃固有的思维定势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打他就是爱他,为的是他好”、“我们当初就是这样长大的”等等,他们不惜激化矛盾,认为只要管教,就是对孩子负责,就是爱孩子,至于他们这样虐待孩子,会产生什么反效果,他们是从不会事先考虑的。
点性思维的最大危害正是在这里。它不顾事物和矛盾的复杂性,不顾每个事件和矛盾的特殊性,更不管事件进行过程中的多变性,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以及结果的或然性,只用“不变应万变”,当然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点性思维的最大缺点是“死”,用点性思维来处理问题,只会将一盘活棋走成死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