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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堂”神女，笑声爽朗
书名：传奇作家的传奇婚恋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20 16:28 字数：19561
多变的天，有点儿像小孩子的脸，哭笑无常：车子开出黄村车站的时候，小雨已经停住，仅仅不过十几分钟，车到天宫院，那斜风细雨又来劲儿了。好在下车以后往东走不远就看见一排排灰色的平房，二分场已经在望。
我正要催促她们两个紧走几步，小桂芳倒站住了，歪着个小圆脸儿问慧芳：“张姐，你就这样把‘舅舅’带进分场去么？”
慧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也站住了脚，反问：“我不带他，他进得去么？”
桂芳耸了耸鼻子，做了个鬼脸：“你就不想想，固安到北京的车，是打南边来的；咱们的车，是从北边来的。怎么就那么巧，一南一北两趟车同时到达天宫院，偏偏又碰上了你舅舅？”
慧芳“噢”了一声，醒过茬儿来，先用一个指头点着她的太阳穴，明夸实贬地说：“就你鬼心眼儿多!”接着转身对我说：“看见没有?进大门东边第一排朝北的房子，就是分场部。我们两个先回中队，你慢慢儿走。碰见值班的问你，你就说是‘接见的’。就凭你的模样儿，她们不敢怎么着你。管教干事要你登记，你可别忘了你叫赵振华，是北京机床厂的技术员；我是三中队一班的。”
“接见”一词，在报纸上只用于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在公安局，那档次可就低了：指的是劳改队的人见家属。可是偏偏反过来用，不是指劳改队里面的人“接见”家属，而是家属“接见”在劳改队里面的人，从语法上说，“主次颠倒”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被接见的”。但是这种“语法混乱”的语言，在劳改队已经使用多年，无法更改了。于是，我就成了张慧芳的“接见的”了。
我连连点头。小桂芳向我飞了一个媚眼，教导我说：“干这种事情，胆子要放大点儿，自己认定张姐就是你的亲外甥女儿，心里就不会发慌了。”说完，冲我嘻嘻一笑，拉着慧芳，迈着小碎步，低着头、顶着雨飞也似地往前走了。——看起来，她是个说瞎话的行家，年龄虽小，却满有资格做我老师的。
天宫院村子附近，都是沙土地，还有好几个大沙包，所以虽然刚刚下过雨，现在也还下着，可路上并不泥泞。进入农场区以后，土地就平整多了。通往二分场大门的路两边，东面是葡萄园，有的整条篱架上的葡萄已经摘光，有的篱架上还挂着一串串鲜红的玫瑰香葡萄。因为下雨，没有人采摘，只有几个半老的妇女龟缩在路边用苇席搭的窝棚里向外探头探脑；看见我服装高档，手里提着东西，只顾走路，既没有拦我，连问也没有问我。
农道的西面，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已经修好了排灌系统和栽植沟，有的床面上挖出了一个个深坑，看样子，大概打算种果树。
慧芳要我慢慢儿走，以免她前脚刚进门我后脚也到。但是在这淅淅沥沥的连绵秋雨中，我连雨伞都没有一把，要我安步当车，不但难为了我，环境气氛也都很不相当。可是我不得不听从她的安排，让自己装出一副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来，东张张，西瞧瞧，有时候干脆还驻脚凝神远眺，以便把在路上的时间尽量拉长。
走过了三五百米，离分场大门越来越近了。忽然一个奇异的场面吸引了我：一条东西向的果树栽植沟上，有三个姑娘在雨中劳动，远的两个看不太清楚，靠近大路边儿上的一个，穿一件白色长袖衬衫，罩一件深红色毛线背心，也没戴草帽，头发上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流，有的在下巴那里滴落，有的就顺着后脖颈流进了脖子里，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的，裤腿上沾满了泥沙，手持一把桃形锹，正在挖一个果树栽植坑。她站在坑底，一锹挖上来的沙土，有一半儿掉回坑底里去了。那种不是干活儿的架势，那种狼狈的样子，不用问就知道是个从来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的新进人员。我不禁有些同情起她来，反正我不忙着赶路，就走过去问她：“小姑娘，下雨天，人家都收工了，怎么你们几个还在坚守岗位呀？”
那姑娘抬起头来，用袖子抹了一把满脸的雨水。呀，好漂亮的一张瓜子儿脸，大概是在料峭秋雨中冻的时间长了，显得有几分苍白，缺乏姑娘们脸上的那种红晕。她看了看我，见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和语态一点儿也不轻佻，叹了一口气，说：“今天上午的任务是挖苹果坑，定额两个，谁挖完谁走。我从来没挖过，挖上面还行，挖到下面，铁锹耍不开，土铲不上来……”
“什么规格？”
“直径一米，深一米。”
我把东西在埂埝上一放：“你上来，把铁锹给我！”
尽管我用命令的口气跟她说话，可她只是瞪大了惊讶的眼睛，没有执行。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用疑问的口气问我：“您是？”
“我是市局来的，找你们分场部办点儿事儿。我帮你把活儿干完了，你带我到管教股。”——我正想找个理由多耽误一会儿时间，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所谓“市局来的”，本是一句模棱两可的糊涂话，怎么理解都行。凡是市级的局，不论邮政局、税务局、教育局、卫生局，都可以叫“市局”。但在某一系统中，“市局”只指本单位的市级局机关。天堂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办的，因此我说的虽然含糊，她的理解却很清楚。一听我是“市局”的人，她不敢多说了，撑着铁锹艰难地从坑底爬了上来，把铁锹用双手递给我。尽管我明明看见她在冷风中有些瑟瑟发抖，苍白的脸上，居然也漾上了一丝儿淡淡的红云。
经过好几年的劳动锻炼，在沙土地上用桃锹挖一个一米深的坑，而且开口一米，对我来说，已经跟玩儿似的了。我根本就不跳下坑去，只站在坑边，用两臂的力量把锹头扎向沙土，再端上来，这一锹沙土，少说也有十来斤。回想我刚到清河农场的时候，用瓦片形的“筒子锹”挖那能把皮鞋后跟粘掉下来的黏胶泥，挖不上三锹就“耍锤”，急得人真想用手去抠，那个困难劲儿，才叫不好受哩！比起这个姑娘挖的沙土坑来，难度大多了。
我一面挖，一面跟她说：“往后如果还干这种活儿，要准备两把锹，一把长把儿，一把短把儿，挖到坑底，就改用短把儿锹。如果找不到短把儿的，就用铁锨把沙土挖松了，再用一个没把儿的锹头端，也比这长把儿的好使。看样子，你是新来的吧？劳动还没过关？”
她惨笑了一下：“我来了也有半年多了。刚来的时候，用小车平整土地。这里原本是十几个大沙包，都是我们用小车推平的。干那个活儿，我管拉襻，倒也还行。后来又到放水班看了一个多月水泵，上个月刚编进生产班来的。我以前没干过铁锹活儿，特别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怎么到这里来的？”我以“市局干部”的口气，单刀直入地问。
她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实话：“我叫李全真，二十一岁了。我是学舞蹈的。一九六一年舞蹈学校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歌舞团。那边的生活实在太苦，连肚子都吃不饱，特别我又是跳舞的，更顶不住，就跑回北京来了。在家里呆了一年，没有户口，粮食供应、工作，都解决不了。想回陕西吧，那边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不去。派出所的民警说：要想报上北京户口，除非到农场去。我想想，干几天农活儿锻炼锻炼也好，先把户口报上再说，所以就到这里来了。没有想到，这里的人，全是……全是……”
她没好意思说下去，我给他接了下茬儿：“全是流氓、小偷儿，是不是？环境不好，这可就得看你自己的了。你懂得‘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的意思么？”
她脸一红，低下了头去：“我懂……”
在她手下十分艰难的活儿，到了我的手上，也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就干净利索地收了尾，坑壁直上直下，坑底见棱见角，保证验收合格，绝不会像她干的活儿：坑底像个锅底。我把铁锹递还给她，示意她赶紧收工。
她再三表示感谢，说话正正经经，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谄媚或者讨好。有她带路，所有关口再也没有人来问我一声。到了大门口，她让一个值班的中年妇女把我带到管教股，她就回自己宿舍里去了。
中年的值班员把我带到一个门上钉有“管教股”木牌的房门口，推开半条门缝儿，喊了一声：“报告陈干事，有家属来接见!”
里面答应一声：“进来!”我就大大方方地推门而进。那个女值班员完成任务，回大门口去了。
管教股办公室不大，有两张面对面相拼的办公桌，桌后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齐耳的短发，便装。旁边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桃形的圆脸粉白细嫩，简直吹弹得破，薄薄的嘴唇皮，一笑俩酒窝儿，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糯米牙，特别是那两只双眼皮儿的大眼睛，简直大得出奇，已经不是“水汪汪”、“滴溜乱转”、“会说话”之类的词语所能描写的了。我简直奇怪，天堂河农场，怎么尽收罗最漂亮的姑娘？
中年妇女见有人进来，立刻把谈话进入尾声：“那么你就先把怎么从新疆跑回来，跟你一起回来的都有哪些人，一路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谁能证明，都详详细细写出来。别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
那姑娘答应着，站了起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她那辫子之长，超过了膝盖，为我生平所未见。如果解开了，也许能到脚后跟儿吧？
微胖的中年妇女，不用问，当然就是管教股的陈干事了。我说明来意，正在琢磨如果她问我要工作证我怎样找借口，没想到她根本不问我这个，只是翻出本子来，问了我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看的是某队某班某人，我照慧芳教我的背诵了一遍，她就摇电话叫三中队的队长来带我去“接见”。──这一关居然如此好过，是我所未曾料到的。也许是我的堂堂仪表和从容谈吐，竟把这个老牌警察的眼睛给蒙过去了吧？
来的队长居然是个男人，这可又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这个男队长年纪已经五十开外，一副老实农民的形象，估计是个资格老、能力差、文化低的复员军人。他把我带到分场部北面的第三排房子，推开一间房门，朝里喊了一声：“张慧芳，你舅舅看你来了。”却站在门外，并不进去。
慧芳在门里答应了一声，一蹦就蹦了出来。一看见我，扑上来坠着我的胳膊就叫：“舅舅，你今天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您可从来没上这里来过呀？”她那一副亲热的样子，谁也不会怀疑我不是她的亲舅舅。真是个好演员，根本用不着导演教她，就把戏演得很到位。
我庄重地笑笑，用亲热的口气说：“我去固安出差。你妈说你上个星期休息没回去，叫我顺路来看看你。”
老队长见我们“接上了关系”，瞧那场面也不像是假的，就说：“你们进去谈，进去谈。”
慧芳放开我的手，转身拉住了老队长，半带撒娇地说：“我舅舅来了，您不审审他，也得跟他说说我怎么不听话、怎么表现不好、让他往后好好儿地管管我呀！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再说，我舅舅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总也得孝敬孝敬您哪！”说着，硬是把老队长拉进宿舍里去摁在炕沿上坐了下来。
我打量宿舍里的景况：一间宽约五米、深约八米的长方形大房间，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土炕，两炕之间有一条一米多的过道，每条炕上十个铺位，炕沿上面各拉着一根铁丝，搭着毛巾、裤衩、袜子、乳罩之类。宿舍里的人，这时候有焐在被窝儿里的，有坐在炕上干自己的事情或聊天打闹的。刘桂芳看见了我，悄悄儿跟我眨了眨眼睛，没敢打招呼。老队长从衣兜儿里掏出一包“大绿叶”牌香烟来，不好意思地递一支给我。我连说：“谢谢，不会抽。”旁边一个烫着鸡窝头的姑娘笑着损他：“寇队长姓寇人更抠，一个月挣七八十块钱，还抽这两毛钱一盒的‘大绿叶’，要像我们这些挣二百七十毛一月的，还不得抽六分钱一盒的‘蜜蜂’啊？这样的烟卷儿，怎么待客呀？收起你的来，抽我的吧！也不太好，至少是‘海河’的，中不溜儿！”说着，从枕头边拿起一盒烟来，递一支给我。
我赶紧站起来恭谢不迭，连连说我确实不会抽烟，绝不是嫌队长的烟不好。再说，我要是真会抽，出门在外，身上能不带着烟卷儿？
那姑娘见我说得在理，也不勉强我，扔了一支给老队长，自己叼上一支，擦火柴点着了，却不理老队长。看起来，她们跟队长之间的关系比较随便，至少是和这个男的老队长之间没有什么隔阂，不像劳改队或者教养队的队长，老是绷着个脸，动不动就训人。
老队长自己点上了烟，我就斜着身子和他面对面在炕沿上并排坐下，摆出一副要跟他长谈的架势来。慧芳急忙给我丢眼色。我一时间不明白她的意思，不便动作。她可憋不住了，抢在前面对我说：“妈也真是！我不是写信告诉她上个星期我临时有任务不能回去，下个星期让我休息四天么？就她老不放心，又打发您来检查我。我问您，我要妈买的手套，您给我带来了么？”
我醒过茬儿来，她这是要我当着队长的面把东西交给她，以便把戏演得更真实些。我顺着她的话茬儿说：“你妈倒不是不放心你，反正我出差去固安，路过你这里，就让我顺便来看看。再说，你来这里都快两年了，我还没来看过你一次呢，不是显得我这个舅舅对你太不关心了么？你要的手套，你妈让我给你带来了。你妈说：过不多久就是中秋，你们单位，中秋节放不放假可没一定，叫我把月饼也给你带来了。”
说着，我把手套和糖果、月饼都取出来，放在她的铺位上。
我们俩的对话，其实事先并没有经过设计。这有点儿像是解放前跑码头戏班演的“幕表戏”，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只由班主讲一个故事梗概就上台，所有台词儿，都由演员在台上随意编。
慧芳抓起一把糖果加上两个月饼愣要往老队长手上塞。这一来，憨厚的老队长有些不好意思了，把月饼放下，只捏起两颗糖块儿来说：“马上就要吃饭了，月饼你就留着到中秋再吃吧。回头你到干部食堂给你舅舅打个好菜，就说是我说的。”说着，站了起来，对我说声“你们聊，你们聊”，就出去了。
队长一走，宿舍里立刻热闹起来。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班长请客吧！”慧芳就抓起一把糖果来往对面炕上撒了过去。一帮姑娘们，原来都在自己的铺位上横躺竖卧着，看见天上下起了“糖果雨”，立刻扑了过去，像小孩子扑蟋蟀似的，一个个都撅着屁股抢起糖块儿来。连原本焐在被窝儿里的，也掀开被子，只穿着三角裤戴着乳罩就和大家滚成了一堆儿，嘻嘻哈哈地笑个不住。对面炕上还没有抢完，慧芳又抓起一把来，往身边的炕上撒去，于是两边炕上，全都跌成了一堆，乱成了一片。
我冷眼旁观，只有对面炕上最北边靠墙脚的一个铺位上，坐着一个戴眼镜、剪短发的圆脸儿姑娘，手里捧着一本一寸多厚的外文书，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看，就好像在图书馆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得好像一片沙漠。我心里暗暗纳罕：在这种地方，怎么竟也有这样的“女学士”？
慧芳的铺位是南头窗户根儿下面的第一个，小桂芳的铺位，就挨着慧芳。因为糖块儿是撒出去的，铺位在中间的人占了便宜，两头的人很难抢到。小桂芳不知道是因为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庄重的神态来呢，还是有自知之明，心知根本抢不到，只是笑着，没有参加哄抢。慧芳当然不会忘记她，特意挑选几颗高级一点儿的，扔到了她的怀里。俩人对视了一眼，会心地笑了。
这一来，可让明眼人看见了，嚷了起来：“班长不公平，有偏心眼儿！”说着，一窝蜂地拥上来要抢那没有撒完的糖块儿。慧芳见她们来者不善，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糖块儿分成两堆儿，三把两把全撒在两条炕上。于是，除了看洋书的那个女学士和拿着劲儿的小桂芳之外，又一次全都卷进了“哄抢”的漩涡之中。
我买的两斤杂拌儿，总数至少有一百多块，这会儿宿舍里不到二十个人，就是平均分配，每人也有十来块；这么一抢，可就不公平了，而且慧芳自己连一块也没吃上。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倒有些后悔不该全拿出来，或者专门给她买一斤更好的，悄悄儿再给她了。
热闹的浪潮刚刚平息下去，房门猛地被踢开，冲进来一个全身湿透了的姑娘，嘴里喊着：“这鬼天气，早上还好好儿的呢，说下就下起来，把姑奶奶淋坏了！”说着，先脱了长裤，接着把上衣扒了个精光，从铁丝上拉下毛巾来，从头擦到脚。我看见她那一身皮肤，几乎没有一处不是乌黑油亮的。她冲进门来的时候，瞥了我一眼，明明知道房间里坐着一个大男人，可是脱衣服的时候，却连一点儿顾虑也没有，三下两下就把外衣外裤都脱光了，只是没有脱掉三角裤，而是在脱上衣的时候，略略侧过一点儿身子去，可是两只丰满而乌黑的乳房，还是袒露无遗。是她进来得太慌忙，没有反应过来房间里有男人？还是她根本就没有羞耻之心，在男人面前脱衣服，早就无所谓了？
她旁若无人地擦干了身上的水迹，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件花衬衣来披上，这才再次瞥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终于拉开了被子，钻了进去，把半湿的三角裤也换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是不是又去帮那个‘七王妃’干活儿了？”
她一边换衣服，一边回答左邻右舍的问话：
“谁叫咱家我跟她好呢，这叫舍命陪君子，心甘情愿，没得可说。”
“说她是‘七王妃’，她可并不真是王妃呀，怎么就那么娇气，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定额，咱们大家伙儿全都早早地完成了，独有她一个人干不了，有你帮着她，还这么晚才回来！”5555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她这个人，其实一点儿也不娇气。你是不知道，自从她被送到这里来以后，一颗心可还挂在人家王子的身上，一想到他就哭，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没看她来的时候又白又胖的，现在都快变成瘦猴儿了，哪儿来的劲儿？要是让她一个人干哪，还不得天黑了见？”
“她们班里，就没人发扬一下风格？”
“大下雨天儿的，又都没带着雨具，这个风格，是不大好发扬。各人干完了各人的定额，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整个工地上，就剩下‘七王妃’和‘假正经’两个人了。你们猜，是谁帮‘假正经’干完活儿的？我现在发布最新新闻，我亲眼看见一个男人在帮她干活儿！只是距离远，看不清是谁。我估计，八成儿准是那个赵技术员！‘假正经’有老情人帮她，‘七王妃’的小情人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我跟她是同病相怜，我不帮她，还有谁去帮她呀？”
“哈，原来也有个王子爱上了你呀？封你做第几个王妃？”
“撕你的臭嘴，我说的是我们两个都被学校开除，都上不了学了！我长得又黑又丑，谁爱我呀!能跟她比吗？”
“这可不一定，有爱孙猴儿的，有爱八戒的；有爱白的，就有爱黑的。我要是王子，一定封你做皇后。──就叫黑桃皇后！”
屋子里爆发出一片哄笑声。“黑桃皇后”从被子里跳出来要撕那个损她的姑娘。两个人在炕上炕下追了一圈儿，逃的人气喘吁吁，连连求饶：“别闹了，给你糖吃。今天班长请客吃糖，你不在，我替你抢了一大把来，能不说是大姐姐特别疼你么？”
“黑桃皇后”看了我一眼，半光着身子一蹦蹦到了慧芳的面前也就是我的面前：“呵，好你个班长，保密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呀！昨天还说你没对象呢，今天就来分喜糖了。老实坦白，什么时候认识的？是自个儿‘扑’的，还是人家帮你‘拴’的？我发扬风格去了，你给我留下多少喜糖？”
慧芳被她说得涨成了个大红脸，嗔着说：“该撕你的臭嘴了！你胡咧咧些什么呀？这是我小舅舅！”
这么一说，“黑桃皇后”那黝黑放光的脸上，也飞上了一朵红云，黑里透红，有点儿像是紫色的了。不过她倒不扭捏作态，而是大大方方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光着大腿，把两个脚后跟一并，胸脯子一挺，敬了一个军礼，一本正经地说：“报告班长的舅舅，我胡说八道，应该受到处分。该怎么处罚，您就发布命令吧！”
她的表演，又一次引起了全房间人的哄堂大笑。我对这个既淘气又义气的孩子很有好感，就手拿起一个月饼来，往她手上一塞，也一本正经地说：“第一，罚你吃一个月饼，第二，罚你赶紧穿上长裤，可别冻着！”
她一吐舌头，说了句“这样的处罚，我愿意天天接受”，果真捧着个月饼跑回被窝儿里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赞叹：“你倒是一个挺好的演员呢！”
她从被窝儿里探出头来：“我本来就是学演戏的呀！”
我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不料慧芳给我做了注解：“她本来是戏校的，学的是刀马旦。翻两个跟头，比你走路还轻松！”
“你今年多大？为什么不读书了？”我想起她自己说的和“七王妃”是“同病相怜”的话来，冒失地问了一句。问过了，立刻又想到不应该这样问。
她却似乎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过了国庆，我就满十八周岁了。我爸爸是蹬三轮儿的，家里穷，读不起书，干脆就退了学，到这里干活儿来了。”
刚才和她对话的那个女人顶了她一句：“这里挣钱多是不？你倒是想不来呢，可也得行啊！”
她的那张嘴可不肯饶人，立刻反击：“徐姐，你不是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里干得好好儿的吗？一个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比当个局长拿的还多，为什么轻轻松松的打字员不当要到这里来种葡萄？这里的水果好吃，是不？”
那个中年女人吃了一个大窝脖儿，噘了噘嘴想回嘴，却又忍住了，随即抽出一支烟来点着，斜靠在枕头上，不说话了。
我连忙用别的话把她们的牴牾排解开：“你刚才说的‘七王妃’，是不是满清皇族哇？”
“刀马旦”吃吃地笑着，故意卖关子，不肯明说：“这可是真正的国家一级机密，政府不让说，‘七王妃’自己也不让我们说……”
“噢，有这么严重？”我懂得她所说的“政府”，其实就是队长。在劳改队，一个小小的狱警，开口闭口都可以说“我代表政府”，特别是在宣布奖励或者处分的时候。但这里究竟不是劳改队，也不是教养队，这里的人个个还都是“公民”的身份。于是我转向慧芳：“真是那么一回事儿么？”
慧芳笑了起来：“她是学唱戏的，拿什么都当戏演。你要是听她的话呀，咸盐里能长虫子，两口子都得分家！她说的那个‘七王妃’，跟她同年，今年还不满十八岁呢！事情嘛，其实也很简单，不用保密。您想啊，什么事情要是连我们都知道了，还会是什么‘国家机密’吗？不过队长倒是说过的，叫我们不要到处乱说，要照顾国际影响。您是不是听说过，有个邻国的王太子在咱们北京大学读书？有一次，这个王太子和一个中学联欢，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对这个女学生很感兴趣。两个人悄悄儿来往了一个时期，王太子就向这个女学生求婚。他说按照他们国家的习惯，他登基以后，可以娶一百个妃子。他现在已经有了六个妃子，问她愿意不愿意做第七个妃子。小姑娘的父亲，以前是苏联大使馆的翻译，一九五七年划了右派，进公安局劳改去了，如今不但家里很穷，就是勉强能维持到她大学毕业，也不会有好工作分给她，所以哪怕就是做第七个小老婆，也觉得比在中国当二等公民强。她这里一点头，王子那边就通过外交途径要正式娶她做妃子。没有想到，这倒害苦了她：过了不久，她就被学校开除，送到这里劳动来了。至于政府部门怎么答复王太子的，咱们不知道，不敢乱说。我想绝不会有什么好话，无非说她作风不正，是个女流氓，已经被学校开除，送农场改造了这些话吧？”
我一听这个‘七王妃’的父亲原先在苏联大使馆当翻译，是个右派，而且在公安局劳改，不由得一震：“你知道她父亲叫什么名字么？”
慧芳摇摇头：“她在我们这里是个出名的人物，她的事情，大伙儿基本上都知道。要问她父亲叫什么名字，那可就谁也不知道了。”
不料“刀马旦”把脖子一梗：“谁说没人知道？姑奶奶我就知道。她父亲姓王，叫王天意，就在咱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右派队劳动教养。上上个星期天，‘七王妃’去看她爸爸，还是我陪她去的呢！”
我心里好像压上了一块铅，神情沮丧地低下了头，不想再问下去了。世界真小。怎么转来转去，尽碰上“自己人”？她说的那个“王天意”，应该叫“王天乙”，也是团河农场“三余庄庄员”之一。上上个星期天他女儿去“接见”，我还没有离开三余庄，我们大家都看见的，而且一致评为是“右派崽子”中最漂亮的姑娘之一。不过我当时的确没注意她身边还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姑娘。我们只看见老王抱着女儿哇哇大哭，事后他也没说自己女儿已经进了天堂河，没想到这个无辜加不幸的秘密，却让我无意中探听到了。
正在这个时候，钟声响起，这是下班钟，也是开饭钟。房间里的人像开足了发条的玩偶，登时乱转乱窜起来，还在被窝儿里焐着的，赶紧蹬上一条长裤，披上一件外衣，乱哄哄地拿起饭盒饭盆，像牛羊出圈似的，纷纷挤出房门去。慧芳向我打了个招呼：“小舅舅你坐着，我打饭去。”拿起饭盆来也走了。
这时候，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没动：就是北墙根儿那个端坐看书不顾天塌下来的戴眼镜的文静姑娘。尽管房间里的人几乎空了，她却无动于衷，依旧低头入神地看她的书。
我踱到她跟前，搭讪着跟她说话：“大伙儿都买饭去了，你怎么不去？还不饿？”
她抬起头，礼节性地向我笑笑：“正因为大伙儿都去了，所以我不去。”说话中分明带着南方口音。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赶这个热闹？不随这个大流？”
“真有热闹，我还是想看的；真正的大流，我当然随着，我干嘛要逆时代潮流而动？不过这时候去排队买饭，却是一种浪费，纯纯粹粹的浪费时间。即便早去的油水大，多给，可那排队的时间白白丢了，岂不可惜？再过半个小时我去买饭，窗口前面一个人也没有，直去直回，该有多痛快？可惜好多人就是想不通这个理儿，一听见钟声响，就好像，就好像饿鬼抢投胎似的……”她莞尔一笑，似乎觉得自己的比喻太粗俗了点儿。
“你看的是什么书？”
她不回答，却把书一举，把封皮朝向了我。我学过三年俄文，尽管多年不用了，单词倒也还记得一些，不由得略略有些吃惊：“托尔斯泰的《复活》？你能看懂俄文本？”
“我是俄专的学生，差几个月就毕业了。”
“怎么上这儿来了？”我这是冲口而出，说完了自己又后悔。这里的人，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故事也都不简单，可是这样的问题，对眼前这样的人，出于礼貌，是不应该问的。
“这个无可奉告。不是国家机密，而是无法跟您说清楚。很可能咱们是两个体系、两个世界的人，彼此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了解的，还是不要浪费精力和时间的好。”
那姑娘侃侃而谈，面无愧色。在她看来，这公安局里面的事情，我一个“局外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我当然不能说“劳改队里的事情我门儿清”，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我看得出来。在这里，恐怕谁也不会理解你……”
我本来打算多说几句的，再一想，在她的眼睛里，我也是个庸碌小人，仅凭几句话，她也不可能理解我。彼此都是匆匆过客，又何必多费唇舌呢？
这时候，捷足者已经打了饭回来，在各自的炕头吃起来了。菜是西红柿熬茄子，人称“焦赞孟良──红黑二将(酱)”，大米饭倒是挺白的。不久，慧芳也端着饭盆回来了，饭盒里是一个麻辣豆腐，饭盒盖儿上是回锅肉，另一个饭盆里是四个葱油花卷儿。──这是从干部食堂打的饭，也是老队长对我的特别照顾。
吃饭时间，正是这帮女将们最活跃、最开心的时候。说不完的新闻和轶事，当然是以桃色新闻为主。也许因为今天有我这个男宾在座，大家还自觉地收敛了一些呢。
我吃了两个花卷儿，其实没饱，但不能再吃了。这时候，先买到饭的人已经吃完，一个个正在“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弄得房间里烟雾腾腾的；后去买饭的人也陆续回来，正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共进午餐”。
我一眼看见小桂芳也叼起了一支烟卷儿，想起进门来之后一直没有跟她说话，有点儿冷落她了，就借题搭讪：“你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也学会抽烟了？”
“我都十五了，还小哇？告诉您也许您不信，这个玩意儿，我已经抽了两年多了呢！”
“那么你说说，你为什么要抽烟呢？”
“解烦哪！”
“小孩子家，也有烦恼？”
“烦事儿多着呢！比谁都多！”
“噢？你倒是说说看？”
“休息了，别人都回家，就不许我回去；别人都有朋友，就不许我交朋友；别人都上公园，就不许我上公园；别人都可以穿裙子，就不许我穿裙子……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别人都行，一到我这里就都不行了，你说烦不烦？”
我笑了起来：“这还不简单？就因为你年纪小呗！就拿抽烟来说，不管别人抽不抽，我就劝你不要抽。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更不强迫你，我只问你一句：你心里烦，抽支烟，就不烦了？真要有这功能，我也抽！只怕就像借酒浇愁一样，结果是愁上加愁吧？”
我这一席话，说得小桂芳哑口无言，却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
又坐了一会儿，我知道饭后是她们法定的午休时间，一个大男人留在女工宿舍里，总不方便，看看天空，雨已经不下了，就起身告辞。
慧芳也不留我。我提起半导体盒子来，跟刚才说过话的几个人点了点头，算是告别。她们要我下次路过这里的时候再来，“黑桃皇后”说了声“下次我还愿意挨您的罚”，小桂芳还再次跟我挤挤眼睛，给了我一个甜甜的媚眼。我嘴上答应着，心里知道：这种戏，偶尔上演一次倒还可以，经常演出，可就要露马脚了。
慧芳一定要送我到汽车站。既然她成了我的外甥女儿，戏不能不演得更像些，何况我还有许多话要问她呢！
一出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她那个能读洋书的女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她说：这个人姓王，江苏省常熟人，在俄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不久就相爱并且同居了。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回国之前，俩人提出来要结婚，不料她得到的不是结婚证书，却是一张开除学籍的通知书，罪名是“洋妓”！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洋妓”一词，也是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却在公安局内广泛通行的“专业词语”。所谓“洋妓”，按汉语构词法，应该与“洋火”、“洋蜡”、“洋葱”一样，指的是“外国来的妓女”，但是在公安局，汉语构词法也有例外：“洋妓”指的并不是“外籍妓女”，而是指专门接外籍嫖客的中国妓女。尽管从构词法角度看是不通的，但在公安局内部却通行了许许多多年。这种不合汉语语法的“公安语汇”，在公安局内特别多。除了刚才说过的“接见”之外，例如“吉跑”，如果不告诉你，你把脑袋想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原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北京市取消人力交通三轮车，却无法安置这些年龄不小、又没文化的“三轮车夫”，就把他们移民到吉林省当农民。可是在北京住惯了的“城里人”，不但不习惯农村生活，也不会种地，结果有许多人就跑回来了。他们不算犯罪，可是已经没有了北京市户口，属于“盲流”。他们宁可被收容“组织劳动”或“劳动教养”，也不愿意回吉林去。这些人，在公安局内部，就被称为“吉跑”。
那时候，公安局判断一个中国姑娘是不是“洋妓”，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不是已经跟洋人睡过觉，至于跟几个人睡过，是拿钱还是贴钱，倒是不理论的。姓王的并不隐瞒，承认自己跟人家同居过，于是罪名就这样成立了。
慧芳接着跟我说：姓王的“女学士”来到这里以后，心里不服，四处告状，说明自己爱的只有一个人，绝没有跟另外一个洋人有过关系，而且阿尔巴尼亚留学生都是公派的，特别穷，上饭馆大都是她付钱，不但没给她买过一件衣服，连那个人穿的毛线衣都是她省下补助来给他织的。但是这没有用，告状的结果，是她被送到这里来，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则提前遣返，谁也没有得到好果子吃。直到今天，她还不服，依旧写了状子到处告：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妇联、国务院、人大，连党中央接待站都去过了。不但什么作用、什么结果也没有，据队长晚上点名的时候说：所有的申诉材料，统统都转回到分场部来了。管教干事也找她谈过好几次，最后警告她：要是再不收敛，就说明她对自己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就要加重处分；也就是说，她很可能要升一级，从不算处分的“组织劳动”上升为“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了。
我又一次沉默下来。慧芳苦笑着问我：“您听了这些话，心里难受，是不是？告诉您吧，像这样的冤枉，我们这里多了去了。就拿徐姐来说吧，她解放以前当过舞女这不假，不过那也是为了生活，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读书。解放以后，她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当打字员，一个月工资好几百，也不知道谁眼红了，说她挣得比部长、副总理还多，愣是不许她在那里干了，还把她给弄到这里来。你说这叫招谁惹谁了？不就是年轻那会儿漂亮点儿，舞跳得好点儿么？可人家现在快四十岁的人了，连个丈夫都没有。刘桂芳是只知道自己烦，不知道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实呀，谁都比她烦呢！”
她一提桂芳，正是我想解开的谜团之一，就问她刚才桂芳诉的那一大堆苦，究竟是什么意思。再问她：今天不是天堂河农场的休息日，别人都劳动，她和桂芳怎么倒能到大兴县城里去闲逛。
我这一问，没想到慧芳倒显得很为难的样子，沉默着犹豫了好久，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她的事儿，按说我是不应该告诉您的。跟您说实话吧，她的事儿实在太恶心，不大说得出口；不跟您说实话吧，辜负您冒险进了一次‘女儿国’，不收集点儿真实素材回去，又太冤枉了。桂芳的爹，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一九四八年死在战场上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无法生活，流落到北京来。她妈不知道是被骗还是被逼，嫁给了一个在天桥打杂混饭吃的汉子做填房。对方也有一个儿子，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不松心。时间一长，桂芳其实还没有长大，爷儿俩都打开了她的主意，在她十二岁那一年，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总之是爷儿俩都得手了。这孩子发育得早，十三岁那年就怀了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爸爸的还是哥哥的。学校里发现了，她怕家里打闹、妈妈受苦，还死活不肯说实话，结果落了一个开除处分，强制做了人工流产以后，给送到这里来了。这事儿一做开了头，她破罐子破摔，不管不顾了，干脆就指着这个赚钱，每逢休息日，她就到天坛、陶然亭这些夜里没有路灯的公园去卖，让派出所逮住好几回了。抓住她，她就说是流氓截她，她也没辙；抓不住，她就落几个零花钱。上个星期我们休息，包的汽车都开进院子里来了，我们都准备上车了，有人报告分场部，说桂芳的裙子里面，那条衬裤是带拉锁的。陈干事拦住她掀起她的裙子来一看，立刻发了大火，罚她不许休息，临开车之前，愣把她给扣下了。扣下她，还得一个人看着她不是？这就临时把我也留下了，只为我是她的班长。不过话也说明白了：下次休息，给我补上，桂芳不补。今天是她闹着一定要上街买东西，我们的老队长是孟良崮战役起义的，也许当年就是桂芳她爹的部下，平时对桂芳就有点儿另眼相看，总说她年纪小，是受害者，处处护着她。这次又开了恩，准了她半天假，让我带着她进城去。”
我没有想到这个年仅十五的小姑娘，竟是一只自觉自愿的小野鸡。再往前想想，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是她自己，是她爸爸，还是战争抑或社会？我沉默了一阵子，接着问：“咱们俩演的戏，她会到队长那里捅出来么？”
慧芳很自信地摇摇头：“这个绝不会。甭说这个主意是她出的了，即便不是她出的，她这个在福长街长大的孩子，性格脾气我了解，别看她年纪不大，重义气，不出卖朋友，是她做人的第一信条。何况我是她的班长，我管着她的时候，给过她的方便也不少，她不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
尽管我也算是个作家，自谓“阅人多矣”，但是对这个特殊世界里的特殊女人，懂得的实在太少了。我觉得今天收获颇丰，绝不虚此一行。
说话间来到了上午我帮人干活儿的那个地方，我指着一个苹果栽植坑，告诉慧芳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同时给她描绘了一番那个在雨中挣扎着干活儿的姑娘的可怜相，问她可认识李全真此人，为什么就没个人同情她，帮她把活儿干完了一起收工。
慧芳首先对我的活儿干得如此漂亮感到惊讶。接着就说：“您帮她完成了任务的那个李全真，跟‘七王妃’是一个班的。她自己所讲的情况，基本属实，不过也有三条没说清楚：第一，她父母亲都没了，家里只有她哥哥、嫂子。其实两个人挣钱养她一个绝没问题，可她自己要强，不愿意在家里吃闲饭，一定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要想办法拿到北京户口。这可好，挣钱挣到这里面来了。第二，是她自鸣清高，觉得自己没有犯过错误，跟这里的人都不一样，眼睛里看不起人家，处处不合群儿，还特别爱打小报告：跟队长说这个人怎么不好，那个人又怎么不好；班里甚至全中队的人都不喜欢她，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李全憎’。结果成了孤家寡人，谁都不爱理她了。第三，她自从来到二分场以后，就走上层路线，拼命讨好队长、干事、技术员、统计员这些人，所以这半年多来，她总是干最轻松的活儿。她不是告诉您她在放水班里干过吗？您不知道，果园放水，累起来累死，闲起来闲死。如果一切顺利，只要开一个口子，让水自己流进床子里去，水到了头了，把畦口堵上，就算完事儿，一天也动不了几铁锹；要是不顺利，埂埝上缺口跑水，堵起口子来，那个紧张劲儿，跟打仗玩儿命也差不多。特别是这里的沙土地，跑起口子来，用铁锹铲土根本堵不住。泼辣的姐儿们，就整个人横躺在口子上，先挡住了激流，再让别人在她身后一锹一锹重新叠起一条埂埝来。堵完了口子，姐儿几个是人是猴儿也分不出来了。‘李全憎’是个娇滴滴的姑娘，哪儿干得了这个？调她到放水班，是技术员的主意。一者放水班的分儿高，工资多，二者技术员可能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到了放水班以后，只会干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水泵房里看电闸：床子里水满了，要堵口子了，放水的人大喊一声‘关闸’，她把电闸一拉；口子堵上了，再大喊一声‘开闸’，她把电闸一合，就完成了任务。别人放水，穿的是裤衩背心儿，一身泥巴，全身湿透；她放水，穿的连衣裙，全身上下，干干净净，连一个泥点子都没有。可她是技术员点名的，连放水班班长都拿她没辙，让她一连轻松舒坦了好几个月，直到前不久她感冒了住院，才发现怀孕已经三个多月。陈干事再三问她孩子是谁的，她就是不肯说。算日子，是六七月间有的，那时候，她常常上夜班放水，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水泵房里，时间、机会、条件都很充份。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她怀的很有可能是技术员的种子。因为整个二分场拢共没有几个男人，除了干部之外，就只有技术员有机会接近她。果园放水，技术员有责任检查、指导，可又没有固定地点，跑到水泵房去睡上三个钟头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技术员，是从团河农场调来的，听说还是个国民党特务，劳改释放出来的，不但有老婆，孩子都不老小的了。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不说月月都有吧，至少年年有。说清楚了，写一张检讨，进一趟医院，回来躺两天，也没人大惊小怪的。偏偏这丫头死心眼子，咬住了牙关就是不肯说。这一来，干事也火儿了，干脆不再问她，且看是谁沉得住气儿，还不许耽误天天出工，流产了活该。这就是大伙儿都不爱理她的根本原因，还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外号，叫‘假正经’。要不是你这个不明底细的好心人帮她一把，只怕到现在她还在那里崴(音wǎi崴)泥呢！”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里集中了五百多个女人，而且个个都是惹是生非的“罗刹女”，不懂得什么叫做安份守己，这里的故事之多，可以想见。我不过是偶然地闯进这个“女儿国”来做了两个小时的客人，听到的故事，就够我写几篇小说的了，要是在这里扎根儿，深入生活一个时期，把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心理状态都摸透了，写一部传世之作，还有问题么？
我们边走边说，终于又到了天宫院汽车站。这里来往的长途汽车多，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辆车停靠。我这小半天儿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一场奇遇，说起来，应该感谢这个临时客串的“外甥女儿”。如果我现在依旧是个作家，也许我会以假乱真，抓住这条线索不放，来一个顺藤摸瓜，从而写一部《女儿国探秘》或《人间的天堂静悄悄》的。但是现在我姓了“西贝”，西洋景不能拆穿，“天堂”之行，可一而不可再。车站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很诚恳地感谢了她，说她给我增加了许多见识。她拉着我的手，真像我的亲外甥女儿似的，靠得我很近很近，居然有了一点儿依依不舍的样子。我见她鼓了好几次勇气，方才用很低的声音问我：“下个星期日，我可以休息四天，能和您再见面么？”
我的天，下个星期日，可不是我的休息日！不过这话我怎么跟她说？我只能潇洒地表示：“当然很愿意再见到你。有许多故事，我还想接着听呢。特别是关于你自己的。”
“那么，咱们在哪儿见？”
“你家不是住在草岚子胡同吗？那里离北海公园近，上午九点，咱们在北海前门见，怎么样？”
“不行，不行，公园我不能去，那里磕头碰脑的尽是熟人，说句话也不方便。”
“那就在电影院门口吧。从你家往西，是红楼电影院和胜利电影院，往东是蟾宫，你愿意到哪家？”
“哪家也不行。电影院门口，认识我的人更多。您不能……不能把您的地址告诉我，让我去找您么？”
“我住在西郊，远着哪。再说，单身宿舍里人多，你来也不方便。干脆，我到你家里找你吧？”
“那也不行。我爸脾气不好，一有男的来找我，他就骂人。还是找个远点儿的地方、清静点儿的地方吧！”
虽然她没有告诉我她自己是怎么进“天堂”的，但从她拒绝与我在公园或者电影院门口见面，声称那里熟人太多；家里又不许男人进门，就可以想见她当年是一个怎样的“活跃分子”了。我灵机一动，对她说：“有个地方，特别清静，离你家也近……”
“什么地方？”
“北京图书馆。咱们在主楼大阅览室门口见。怎么样？”
“好，太好了！到那里，准碰不上熟人。咱们说好了，上午九点，不见不散。”——从她的话里，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朋友中，大概不会有读书人。
“不，一过九点要是我不到，就是我临时有别的事情去不了了，你别傻等。”
这时候，一辆车子开过来“嘎”地停下。我急忙迈上车去。车门关上，她在下面大声问：“如果到时候您来不了，那咱们怎么联系呀？”
“我给你家里写信吧！”
车子开动了，她紧追了几步，大喊：“千万别给我家里写信！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吧！”
这个傻姑娘，她怎么就想不到：为什么我不给她留通信地址或者电话号码？
她当然不会想到，我已经骗了她一次，可不想把她骗得太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