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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书名：人的一半是野兽（上）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03 14:49 字数：3554
林建国一伙儿见那民警发火儿了，偏不买账，口口声声，只喊要上厕所。那值班民警见威吓无用，怕事情闹大了自己担当不起，急忙去找所长报告。所长问明了带头闹事的是林建国，下令先把他铐起来送小号儿。值班民警听到了这一声，当时就找了四名警察，提着一副铐子，开开男号儿，动手要把林建国铐走。林建国站在炕上，手指着那值班民警说：
“十三号患频尿症，要求上厕所，是正当要求。我们支持这一正当要求，并不犯罪。你说我是带头闹事，我正要申诉，可以跟你走。不过在跟你走之前，一定先要放十三号上一趟厕所。要不，我绝不走。由此引出来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负责！”
林建国这么一说，他的七个哥儿们呼啦一下子把他围在了中间，一个个全怒目而视。值班民警一看这架势，五个人一齐上去，也不见得能占多大便宜，一旦扭打起来，这几个亡命徒不过多关几天禁闭，自己的漏子可就捅大了，洋相也出尽了。眉头一皱，示意一名警察先把十三号带到厕所去，双方僵持了一会儿，直到十三号噙着一包泪水从厕所回来，林建国才自己走下炕来，伸出两手，让值班民警把他铐走了。
林建国原以为被铐走以后是送去问话的，却不料刚出了男号儿，就被推进一间长两米、高一米五、宽不足一米、没有窗户、像大棺材似的小黑屋子里，跟脚身后的那扇小门就关上并在外面落了锁。直到这时候，林建国才懂得“关小号儿”是什么意思。
禁闭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孔，大概是通风兼送饮食用。从这个小孔中透进来一丝儿暗淡的光，可以照见地上铺着并不太厚的稻草，捏一捏，湿漉漉的。林建国被铐着双手，就用脚猛踢那扇小门，同时把嘴对着那个小孔大叫：
“放我出去！我要找所长谈话！”
他连续踢喊了有十来分钟，没把所长喊来，却招来了刚才铐他的那五个民警。他们一打开禁闭室的门儿，就一涌而上，把林建国拖出来按倒在地，开开手铐，强行套上一件“和平衣”，说了句“看你还闹不闹”，四个人抬起他来王禁闭室里一扔，就又把门儿锁上了。
所谓“和平衣”，是一件厚帆布做的连衣裤，样子像戏台上《武松打虎》中那只老虎穿的虎皮，只是更宽大些，从后背开口，连手带脚穿在里面，还有许多根皮带，可以两手两脚或手脚同时扣在一起，或反扣在门板上、柱子上。这东西，也叫“安全衣”，是公安局和疯人院里为制止犯人或疯子行凶的设备之一。这时候林建国被皮带扣住了双手和双脚，躺在稻草上动弹不得，心知再喊也没有用处，干脆就放开嗓子翻来复去地唱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见成绩要看见光明……”
林建国的歌声起了作用，十二点放茅的时候，尽管值班民警不许人们靠近小号儿门口，但是林建国仍能听到有人在禁闭室门前大喊：“林子！我们支持你！”
放完了风，男女两个号儿里一共有十六个人宣布拒绝劳动、拒绝饮食，要求把林建国放出禁闭室——其中除了林建国的那十五个“哥儿们”和“姐儿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十三号。他说：五十七号之所以会进小号儿，只因为替他求茅说了话。他要求自己进禁闭室，把五十七号换出来。——这个流浪汉，倒是很懂得“江湖义气”的。
他们不叫也不闹，只是静坐。下午开饭的时候，尽管十三号饿得眼前金星乱迸，居然也咬住了牙，硬是连一口汤也没喝。禁闭号照例每顿饭是两碗棒子面稀粥，但是这两碗稀粥送进小号儿里，林建国连看也不看一眼。
这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和“绝食”，可把那位傻大黑粗的胖子“班长”给难住了：他先是跳着脚骂，接着又威吓，说是再不吃饭干活儿，就要按反革命逮捕法办，但是谁也没有理他那个茬儿。大家心里都明白，只要咬定了“值班民警不许上厕所”这一条，官司打到哪儿去也不怕，虽然赢不了但也输不了。“班长”心里也明白，事情闹大了，一者在所长面前免不了要挨一通剋，二者往后在人犯面前的威风可就全完了。为此他总想自己班儿上的事情自己了结，不要交到下一班去。可就是他一会儿猫脸儿一会儿狗脸儿地吓诈了半天儿，并没有一个人理他。十分无奈。交班儿之前，他把这件事情主动向所长汇报了。
在拘留所里，即便是所长，也只有管理权，没有审判权。他的最高权力，就是把人送进禁闭室去。但是禁闭室一共只有两间，他不能把这十七个闹事的人全关进禁闭室里去。于是在批评了一通值斑民警不会办事儿之后，又把这一事件上报了分局。
北京市的十几个公安分局，自打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虽然经常有少数被抓来的人犯为表示抗议而不肯吃饭、不肯干活儿，但像这样集体地“绝食”和“罢工”，也是很少见的事儿。分局长靠边站了，代理分局长不敢怠慢，赶紧布置下去，让预审员连夜审问。
负责林建国一案的预审员姓王名宝生，早年在白洋淀打过游击，后来参加了大部队，当的是侦察员。进城以后，分配在北京市军管会接管旧警察局。说起来，他算得上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元老了。只可惜他没有文化，进城的时候又只是个副排级干部，加上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人没有特殊功绩提升得都比较慢，因此十七八年来，他从侦察员当起，直到今天依旧是个行政二十一级的分局预审员。不过由于他家里是贫农，本人又是打游击出身的党员，在分局里威望还不错，至少革命派夺了分局长的权以后，新上任的代理分局长也不敢拿他怎么着，许多要案重案还不能不借重他去审问办理。
王宝生对于自己肩负的神圣职业有一种沙威①式的忠诚。尽管多年来他的官运很不亨通，与他同时到公安局的“小排叉”们大都成了处级干部，而他却连个科长都不是，有时候自己想想也憋气。但是憋气归憋气，一提工作，他的精气神儿马上就来了。近一年来还自我解嘲地说：幸亏没当上处长，不然，就不是他坐着审别人，而是别人坐着审他了。
王宝生奉命接办这件案子已经好几天。他看了检举揭发人许文英的笔录，为了慎重起见，又走访了林建国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和他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大体上摸清了林建国的家庭和个人的历史。
林建国的父亲林汉生，是北京古建维修队的老工人，凭着他祖传三代的手艺，曾参加过开园大典前天安门城楼的装饰修葺任务。更巧的是，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他的年已四十五岁的老伴儿给他生
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就是林建国。
在医院里比林建国稍晚一些时候降生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婴儿。男婴的父亲是个身经百战的师政委陈希元；女婴的父亲是个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李华。由于这三个婴孩都是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来到人世的，三个父亲十分高兴，一致主张这三个同年同月同时降生的孩子，要永远以兄妹相称。按照三位家长的请求，由接生大夫和护士们商量以后，给三个孩子各起了一个颇为响亮的名字：老大叫林建国，老二叫陈卫国，小妹妹叫李爱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华即出使到西欧去当了三年商务参赞，回国后在外贸部当司长，不久又提升为部长助理；陈希元则从部队调到地方，到一家苏联援建的重型机床厂当党委书记。尽管陈、李两家的地位比林汉生要高出许多，却果然像亲戚一般互相走动着，不但每逢孩子们的共同生日要在一起尽情地欢乐，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三个孩子始终在一起，真的像亲兄妹—样。
林建国沾了好生日的光，得到了陈叔叔和李叔叔的特殊照顾，比起左邻右舍与他同龄的工人子女来，要幸福多了。不过林建国并不辜负两位叔叔的期望，不但学校里的功课年年第一，而且在家里还跟父亲学会了喝酒吃肉摔跤舞刀枪，继承了建筑工人那豪爽痛快的性格。在三兄妹中，就数林建国的天赋最高，兴趣也更广泛。升入高中以后，他又被选为团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他才十七岁，就已经是全校知名的学生会干部中的佼佼者了。在师长和父辈中，都夸奖他，推崇他，认为他终非池中之物，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不同凡响。
在学校里，林建国最佩服、最接近的人是校团委书记王冰。这个人虽然才二十二岁，但是少年老成，能说会道，风度翩翩。他的父亲，据说在中央军委工作，是个大首长。他是四年前本校的高中毕业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就做团的工作，高中毕业以后，被保送到团校去深造了一年，回来以后，就当了专职的团干部。
① 沙威——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著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是一个对自己的职务十分忠诚的警察，最后因“天良发现”而投河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