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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书名：人的一半是野兽（上）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03 14:37 字数：4438
林建国读书的中学，不论是师资还是设备，在北京都是一流的。学生中，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像林建国这样的工人子弟并不多。但是其中也有个右派的儿子，名叫刘云峰。他父亲据说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五七年划为右派，送到兴凯湖农场劳改去了，留下他和母亲，从大楼里搬进大杂院儿，娘儿俩靠糊纸袋、纸盒子维持生活。他完全是凭自己的优秀成绩考进这所学校的。尽管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缺乏认识”至今连团员也不是，却支持遇罗克①《出身论》的观点，到处散布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等等论调。一九六六年初，林建国在王冰的授意下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出身成份问题辩论会，以三代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林建国为代表的多数派，用实力压倒了以刘云峰为代表的少数派，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谭平山②到处演说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论。王冰把这一次辩论的经过通过父亲反映到中央首长那儿，得到中央首长江青的赞许和肯定，并且送了“基本如此”的四字横批。信息反馈回来，林建国及其一伙儿欣喜若狂。
在大获全胜的基础上，林建国接受全校红五类子女的委托，起草了一份当时十分著名的《告全国浑蛋书》，警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许轻举妄动。
这篇妙文经过王冰的修饰后又被送到了中央首长那里，中央首长指示可以大量印刷，广为传播。于是，这篇划时代的奇文被排成了铅字，印成了红红绿绿的传单，在北京市内、郊区四处张贴，并被传抄后在全国范围内翻印。尽管这张传单并没有署着林建国的名字，可是经过知情者一张扬，林建国的大名可真的远扬四海了。
对于这次辩论，李爱国始终都是站在林建国一边的。她的论点十分鲜明：无产阶级打下来的江山，只能牢牢地掌握在无产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路线必须处处贯彻。陈卫国原则上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从中国有六亿人口，无产者不足十分之一这一点着眼，认为统一战线不能忽视。他甚至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也应该加以分化争取，从而削弱敌人的营垒，最终消灭敌对阶级。林建国去问王冰，王冰说：阶级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失去一方同时也会失去另一方；在阶级社会里，只有也只能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应该也不可能调和；如果允许不纯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就是加强了敌人，削弱了自己。林建国相信王冰的话正确，认为陈卫国思想右倾，陈卫国却认为林建国犯的是“左”倾幼稚病。俩人越谈越僵，一对儿生死兄弟，就这样逐渐疏远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发布以后，林建国联合了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团，自任司令，李爱国当上了政委。他们批判揪斗了老校长和教育局里的走资派，带领小将们上街头破四旧，荡涤种种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还首创了比红卫兵更高一级的革命组织：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联动”的前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第一阶段中，王冰的父亲已经担任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通过他的推荐，中央首长多次接见过林建国。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红卫兵战报上，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小将”了。
在中央文革联络员的暗示和指引之下，林建国一伙儿通过串联，发动了更广泛、更深入、更触及灵魂的第二阶段，组织了多次十万人大会，以黑帮和三反分子的罪名揪斗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在这一阶段中，他参加过批斗遇罗克的万人大会，曾经和遇罗克面对面地“辩论”过；他参加过北京医院“智擒王光美”的游击战，也参加过砸烂“三家村黑店”的扫荡战；在市文联的大鞭扑中，挥舞起皮带、棍棒痛打过老舍、萧军、骆宾基、侯喜瑞这些文艺界老人。就凭这些英雄业绩，林建国被选为首都中学生红代会的作战部副部长。按照分工，他带领一帮红卫兵纠察队员在街头日夜巡逻，协助联防队维持首都的治安工作。
这一年，是林建国一生中最威风、最显赫、最吃得开的一年。他成了“小首长”一位，住在高级宾馆改成的指挥部里，出门有专用的小吉普，吃饭顿顿像宴会，高级香烟抽不完，芬芳美酒喝不尽，日子过得比神仙还快活。
一天晚上，陈卫国到联防指挥部来找林建国，说是他父亲被厂里的造反派头头抓走关押起来了，原因是他父亲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厂长一边，还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总工程师说话。此外，造反派还从陈希元的档案中查到了他出身地主家庭，一九四一年一月在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曾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这几件事情被联系到了一起，陈希元被诬为叛徒、特务、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不知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进牛棚限期交待。陈卫国的母亲尽管是一九四八年才跟陈希元结婚的，但也免不了隔离审查、限期揭发的命运。造反派在抄家以后，发出最后通谍：勒令陈家家属必须在三天内离开北京，自谋出路。
陈家的家属，只不过陈卫国和他的小妹妹陈卫华。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叫他们到哪里去安身立命？陈家的保姆刘姨是安徽人，反正在北京也住不下去了，愿意带兄妹两个到安徽乡下暂避一时。好在都是孩子，就是说了实话，估计村里也不会不留。
革命革到了自己人头上，林建国也感到很不好对付。他当然相信陈叔叔是冤枉的，但是工人造反派跟首都红卫兵不是一个系统，他说话没人听，整个革命形势有如滚滚洪流，他一个人想挡也挡不住，何况他也并不想挡。他们当即一起赶到李华家里，李华夫妇虽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也已经靠边站，既帮不上忙，又没更好的两全之计，只好拿出二百元钱来，让卫国兄妹先随刘姨去安徽住一阵子再说。李爱国当上了红卫兵团政委以后，手上有钱，一掏就是五百；林建国花销大，也掏出三百来凑了个整数。有这一千元钱，兄妹俩在安徽农村生活暂时不会有问题了。三兄妹虽然近来政治观点有了分歧，但是手足情深，分别在即，也难离难舍的，可又不能走漏风声，连送到车站都不能够，只能互相说一声珍重，就含着眼泪分手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那一天，李爱国约上林建国，一起到八宝山去扫墓。
林建国是个工人子弟，根本就没有亲人埋在八宝山。李爱国之所以要邀他同行，仅仅是为了做个伴儿。
六十年代初，李爱国的爸爸李华升任副部长，还不到五十岁的老革命夫人死于癌症，一年后续弦，跟一个外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翻译结了婚。这位新革命夫人，比李爱国只大十岁。开头几年，每逢清明节，父女二人还偷偷儿地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为死者献上一束鲜花；后来新夫人为此吃开了干醋，老夫少妻大吵了一场，结果当然是老头子投降了。从此，每年清明节，都是李爱国和陈卫国结伴同来，在母亲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之外，再加上两行凄惶伤心的热泪。他们自小在一块儿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家庭环境条件也差不多，来往得也密切，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之与林建国之间的感情似乎又要深厚些。如今陈卫国出走，留下的“肥缺”，就由林建国递补了。
林建国能够补上这个缺，也并非容易。今年年初，在一场还不到“武斗”级的两派冲突中，作为兵团政委的李爱国被对方团团围住，虽然未曾遭到拳打脚踢，但是唾沫星儿已经溅到脸上，手指头已经戳到了鼻尖儿，形势非常危急；李爱国要是再不投降，眼看就要挨揍了。林建国闻讯，一辆小吉普呼啸着开到包围圈的外层嘎然停住，林建国跳下车来，二话不说，使出得之家传的拳术和摔跤本事，先发制人，丁当五四，拳脚交加，把里外三层的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挤身进去，拽了李爱国返身就跑。等到包围者醒过了茬儿来，两人已经双双跳上吉普，司机一踩油门，登时冲上了大路，再也没有那么一个不要命的敢于出来拦阻了。从那以后，李爱国就和林建国形影不离，几乎就像是用了个私人保镖一般。
这天，到八宝山扫墓的高干子弟多极了。这些“衙内”们，大都是“联动”的成员，一般红卫兵佩戴的是红布黄字的袖章，而他们佩戴的则是红绸子黑字袖章，一人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横冲直闯，好不威风。往常每逢这样的日子，八宝山公墓的门口，总是停满了各种各样牌号的小轿车，祭扫亲友的也是以老革命为主；今天，取代小轿车的是自行车，取代老革命的是“小革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老将们有的不能来，有的不愿来，有的不敢来，于是，首先在这一领域，小将们取而代之了。
在那个年代，不但活着的人朝不保夕，随时可能受到冲击，就是死去多年的人，也有尸骨翻身的危险。这就叫做“盖棺不能论定”。只要一顶“叛徒”的帽子凌空飞来，像翟秋白那样的烈士墓，也会遭到破坏。当时，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有许许多多已经“盖棺”却还没有“论定”的人，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正在争论不决中。公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早就从小道儿上得到了消息，确知有好几个红卫兵组织，已经确定了四月五日清明节这一天，借祭扫为名，打算砸烂一批坟墓，抄走一批骨灰匣。对于真正的叛徒、国贼，理当把他的骨灰从革命者的公墓中清出去；但在未曾论定的情况下，贸然从事，一旦发现砸错，可就无法再挽回了。为此，管理处特地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今年的清明节，暂停祭扫活动。为防意外，还从体育学院调了一批学生来专做劝阻和保卫工作。
① 遇罗克——遇罗克（1942-1970），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准进入大学，当了工人。1966年7月贴出大字报《出身论》，驳斥了当时谭平山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后来又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最后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于1970年3月5日被杀害。1979年11月21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② 谭平山——“文革”初期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以鼓吹血统论而闻名，曾受到工人和高干子弟等“红五类”的拥护。“文革”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当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