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国和李爱国到达八宝山公墓门口,那里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小将们,正在跟劝阻的管理处工作人员大声吆喝。几个为首的捋胳膊卷袖子,满脸怒容,要不是看到门内有许多膀大腰圆的运动健将们手持垒球棒像金刚似的在那里戳着,只怕早就拳头脚尖一起上了。
近一年来,林建国带领小将们,只要一挥舞起皮带,就会所向无敌,从来没有进不去的门、走不通的路。一年来的节节胜利,事事如意,已经把他培养成连天宫也敢闹一闹的孙悟空性格,这会儿见到清明节不许上坟这样的不平之事,尽管与他无关,但他也要管上一管。于是,他挤到前面去,加入了声势汹汹的那一伙 儿中去,嚷起来,嗓门儿比谁都大。
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公墓管理人员只用好言劝说,却绝不退让。这时候,大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墙头上新架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公墓负责人的讲话,郑重、严肃却又温和地解释、劝说,但是人们却不肯离开,少数几个人激愤得连连扔石头子儿砸那喇叭筒。林建国并不知道有人要来破坏“黑帮”及其亲属们的坟墓,他所想到的,只是要让爱国在她母亲的灵前献上一束鲜花;只是觉得他作为她的“保镖”,作为一个响当当的“作战部副部长”,要是连这么个小小的目的都达不到,未免也太丢人现眼了。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拽上爱国,退出了那个争吵的中心,却到人群中去大声疾呼:“要想进门,只有硬冲!清明扫墓,是正当要求,到哪里也说得通!不要怕那些大棒子队,他们不敢打人!”
经过林建国的串联、宣传、鼓动,在场的小将们大半儿被他煽着了火,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不是来扫墓而是来砸墓的人。片刻之间,原先分散在大门外面的一堆儿一伙儿,汇集成了一支勇敢的、暴怒的人流,呐喊着,狂叫着,挥舞着拳头、皮带,像冲锋陷阵的斗士一般,冲向了公墓的大门……。
“大棒子”们发觉门外情况有变,早就做了准备,于是一场以皮带对棍棒的混战开始了。这一帮年轻的中学生,即使个个都是猛打猛冲的小闯将,在体院健将们的大棒子面前,哪儿是敌手?胆大不怕死的,冲在最前面,立即尝到了棍棒的滋味;胆子小些躲在别人身后遮遮掩掩的,一看不是路子,赶紧回过身去,脚底下抹油,逃之夭夭;原本就犹犹豫豫、迟迟疑疑地赖在最后面的,一看先头部队已经挨打了,马上来一个后军变前军,未曾交锋,就作鸟兽散。大棒子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大铁门关上,不慌不忙地一个个搜捕。
林建国护着李爱国,冲在最前面。他会点儿武术,手舞皮带,虽不是所向披靡,却还在抵死顽抗,不肯后退。大棒子们见他骁勇,一下子围上来好几个,先把李爱国抓住拽走;他见抓走了爱国,瞪着眼睛不顾一切地追上去夺。可惜这一回不像头一回那么露脸,不但没把他的“政委”抢回来,自己也身陷重围,寡不敌众,挨了几棍子之后,也被反扭着双手抓走了。
这一个小小的“战役”,不算腿长跑得快的“临阵脱逃者”,一共逮住了八十三个人,男的女的都有。当天晚上,先送到体育学院去“教育”了一顿,经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二天就统统
大棒子们见他骁勇,一下子围上来好几个,先把李爱国抓住拽走。
以“打砸抢”的罪名转送到公安部门,关进了监狱。
按照林建国的想法,只要一到了政法部门,事情就好办了。他们都是革命小将,干的都是革命行动,更何况被捕的人中,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而且清一色儿的都是革命派的子女,并无黑帮子女在内,“江阿姨”就是卖卖面子,也得放吧?果然,经过二十天的“学习”和“清查”,被抓的人大都在四月二十五日释放了,独有林建国这个三代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风头十足的“作战部副部长”却迟迟不放。理由嘛,一者他是这次事件的策划者、鼓动者、领头者,罪加一等,需要继续教育;二者经过清查,确定他为“打砸抢分子”,要他退赃。
事情是这样的:林建国有一次参加“联合行动”,跟另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唐明生带人去抄国家体委一个“黑帮”的家,抄到了七千元现款,在王冰的暗示之下,这七千块钱没有上交,而是作为“革命经费”留了下来,跟李爱国、唐明生三个人三一三十一,每人分到了两千三百多元。这种白来的钱,又不用报销,来得容易去得也方便,三天两头请王冰到高级饭馆坐坐,加上好烟好酒,不过三个月,希里糊涂地就全都花完了。说实在的,这些钱他倒是一个也没往家里拿,家里压根儿就没沾着他一分钱的光。那会儿,他成天在外面革命造反,今天抄黑帮的家,明天揪斗走资派,隔长不短儿地还要带领红卫兵纠察队去维持地方治安,到处搜捕流氓盗窃分子,经常两三个月不回家照一次面儿,就是想给爹几个钱买酒喝,也没那工夫往家拿,更何况那会儿他正春风得意,根本想不起还有个家来!
他不知道这件“绝密”的事儿公安部门怎么会掌握得那么清楚。唐明生没有被捕,难道会是李爱国“主动坦白”的吗?如今追究起来,要他退赃,他一个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名为“副部长”,衔儿倒真高,其实没有一分钱的正经收入,赃款又全都花完了,叫他到哪里去变出这许多钱来呢?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接受审讯员提出的建议:写一张明信片儿回家去,请父母亲去想办法。
林汉生几个月不见儿子的面,突然间接到了这么一张明信片儿,差点儿没背过这口气儿去。他听说儿子在学校里斗同学又斗老师,连校长都斗了;后来学校里搁不下他,一根皮带又打到了学校外面去,早就想到不会有好果子给家里人吃,如今果然不出所料,大祸没有临头,小祸却到家了。要按林汉生的脾气,真想从此甩手不管,让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架不住老伴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苦苦相劝,这才答应把儿子赎出来,从今往后只许他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宁可担罪名,也不让儿子再去“革命”了。
林汉生把家里值钱点儿的东西归在一起,什么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连大座钟也搭上,全拿去卖了,加上一个存折,罄其所有,拢共凑了一千二百多元,送到了公安部去。来回跑了七八趟,好话说了三大车,连磕头带作揖的,这才准予打一张一千一百元的欠据,总算把儿子保了出来。
林建国从监狱放回来没几天,“联动”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在红卫兵团和红代会里的职务,统统都被免去。这时候,跟林建国对立的一派红卫兵联合了林汉生所在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乘虚而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术对他家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林汉生父亲、祖父都是工匠,自己从小学徒,当了一辈子古建修缮工人,只不过在解放前收过几个学徒,招过几个伙计,他们就愣说他是包工头,是吸血鬼;加上他在停工闹革命的时候不但不积极,还发过牢骚,一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文化都“革”掉了;二说扫四旧之后,古建工人全要失业了;于是不由分说,先揪斗,后查抄,不出三天,就戴上了一顶“反动包工头”的帽子,撵出了家门,被轰回白洋淀老家去了。
王宝生在林建国一伙儿被抓来之前,就已经对他的历史作了详细的了解。林建国去白洋淀以前的情况,基本上他都掌握了。不甚明白处,他正准备到白洋淀去把全部档案都调来。对一个负责的预审员来说,这叫不打没准备的仗。只是林建国回白洋淀老家以后的这一段历史,还是一片空白。看起来,这个孩子是在回白洋淀以后才真正学坏了的。这后一段历史,除了告密者许文英的揭发材料之外,他还一无所知。根据拘留所所长的介绍,林建国一伙儿被拘留以后的表现十分嚣张,依旧以“革命闯将”自居,神气十足,建议先煞煞他们的威风。但是王宝生心中有数,既然代理分局长是因为他们集体“绝食”和“罢工”才吩咐下来连夜审问,那他当然只问为什么要“绝食”和“罢工”,先跟这些人全都打个照面,至于其余问题,今天还不能问也问不清,只能以后再说。
当天夜里,林建国等十七人先后被提出拘留所过了一堂。同是审案,公安局跟法院可不一样:法院开庭,一般都是公开审判,时间总是在白天;公安局开审,属于预审阶段,不但不公开,而且时间往往在晚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发明了“连续作战”,通宵达旦,疲劳轰炸——据说这样办的最大好处是被审者神思恍惚,容易吐露真情云云。
王预审员按照自己定的审讯方案,闭口不提拘留以前的事儿,只问为什么要“绝食”、“罢工”。林建国经过多次大辩论的场面,锻炼有素,今夜又一次发挥他的演说才能,不慌不忙,侃侃而谈:他指出值班民警不许被拘留者上厕所,违反了人道主义管理原则,引起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提出一天放茅三次太少应该改为五次的建议。其余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纷纷诉说那个黑胖子班长态度蛮横,张嘴就骂,动辄扣水扣窝头,完全是他挑起的事端。王宝生见是些小事,问了几句,就不问了。按照他当预审员十几年的经验,知道头一次过堂,要给被审问者留下一个好印象,才便于下次再问。当时他答应放茅次数问题回头跟所长研究以后再作决定,要求大家从今往后要遵守所规,好好儿劳动,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还让民警带他们到食堂把每人三个窝头一碗汤的晚饭领了出来。大伙儿见预审员很给面子,齐声保证今后绝不再闹事。“绝食”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十三号从众人手中得到了二三十个窝头,除了饱餐一顿之外,还兜了一大包回去,更是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