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痦子的这个“红卫兵接待站”,原来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便于活动,才从别人手中“接收”过来的,两三个月中,既没有粮油被褥可领,也没有真的红卫兵到这里来住宿过。自从林建国来到这里以后,觉得每天进进出出的就是那么十几个人,也不像个接待站的样子,欲盖弥彰,反而有可能因此被发觉被破获。好在那时候红卫兵的派别很多,山头林立,底下的小单位和附属机构,今天依附于这一派,明天又倒向了另一家的事情,时常发生。林建国熟知首都红卫兵的内情,利用了这种可乘之隙,用晒干了的肥皂刻了一枚公章,开了证明信,居然跟一个红卫兵组织挂上了钩,弄假成真,假接待站成了真接待站,假红卫兵成了真红卫兵,连粮油被褥都有地方领取有地方报销了。从此,林建国成了接待站的正式站长,小哥儿们小姐儿们也都成了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即便有几个没名目的,只要戴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再说,那时候的红卫兵,都是爷爷一辈儿的,权力几乎高于一切,走在街上,胳膊都是横着摆的,街坊四邻,只能侧目而视,避之犹恐不及,谁有那份儿闲心那种胆量,去干涉“红爷爷”们的内部事务?
经过林建国的改造,接待站的面目焕然一新,住在里面。也不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了。
许文英是个地地道道的雏儿,也是个货真价实的悚包。对于一个“女晃儿”所应当具有的本事,她几乎一样都不会。别说掏包儿她不敢下手了,就是带她出去“护托”,她那副紧张的神态,明明现不了的事儿也非叫她现了不结。好在她家务事很内行,也勤力,做饭炒菜还都有两下子。于是林建国就封她做“内务部长”,把家务事儿全交给她。反正手里钞票粮票都不缺,尽可以去买最好最时新的东西来吃。实在买不到的时候,时迁的门徒还有一身穿房越脊妙手空空的本领,想方设法也得去偷了回来,吃进肚子里。他们既有分工,又能合作;有出去奔①的,有在家里守的。“一家人家”的小日子,过得挺和美挺舒坦。
不久,林建国就发现他的小婆子是个很贤惠、很能体贴男人心意的女人。大家也渐渐地发现了她的优点和长处,都对她很友善,很亲密。大痦子不止一次地在林建国面前夸功,表扬自己替他找到了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好婆子;又暗示自己放弃了应得的权利,为他保留了完璧。林建国自己也感到很满意,始终没有把她不是真姑娘这一层窗户纸捅破。
说实在的,在那惊慌、动乱、暴虐、凶残、阴阳颠倒、人鬼不分的岁月里,能够像他们这样美滋滋喜孜孜地过日子的人家,真还不多。当然,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底细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样的好日子,是不可能永远过下去的。总有一天,不定哪位哥儿们姐儿们捅了大漏(lóu)子,把大伙儿都“抬”②了出去,就一切全都完了。因此,他们实际上都是花子过年——穷欢乐,只图眼前高兴,明天如何,谁也不去想。不是不敢想,而是无法想。正因为如此,他们有吃就吃个饱,有喝就喝个醉,奔到圈子就大家来玩儿个痛快。好像只有这样,明天就是死了,也对得起自己了。
对于林建国的吃吃喝喝,小地瓜儿从来不加干涉。哪怕他醉得像一摊烂泥,她也会小心在意地伺候他,替他做醒酒汤,帮他用热毛巾全身擦澡。唯独在女人身上,她总是百般阻拦,不许他越出雷池一步。她常常劝他不要为争夺一个圈子去动刀子打架。有时候,哪位兄弟横①了个姑娘来,自己玩儿腻了,放在野鸡婆那里公诸同好,每逢轮到他的时候,她总是用最温柔的声音,用最动人的语言,哀求着,解劝着,叫他不要去。她说:像这样十几个人在一起涮锅子,太脏了;又说;像这种男欢女爱的事情,
人家心里不乐意,就是勉强办了,也没意思。她甚至还挖空心思编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吓唬他。说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在大轮班儿的时候睡着了,让圈子给一刀捅死了的。等等。他知道她这是出于醋意,其实也是出于好意。事实上,那些横了来却又没人愿意带的破圈子,也没有一个及得上小地瓜儿那么漂亮那么动人的。再说,他也确实嫌她们脏。所以,尽管有过几次这样的机会,他却一次也没有去尝试过。比较起来,在“哥儿们”中间,他确实可以算是最规矩、最守本份的一个了。
林建国自从留下小地瓜儿当他的婆子以后,不久就看出这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因此早就对她存有戒心,除了洗衣服、做饭、伺候睡觉这三件事之外,别的事情,尽量不叫她知道,外出办事,也很少带她一起去。后来大痦子出事儿被捕,好在他是个硬汉子,也从来不穿旧军装冒充红卫兵,一人做事一人当,没牵连到大伙儿,只判了个劳动教养,不过在转送新疆的途中,又因为企图逃跑,被押解人员开枪打死了。于是林建国正式接任了这个团伙的龙头大哥。为了小心谨慎,他在城里又找了个据点,让唐明生带一帮人过去,以免万一出事儿,也不会叫人家一网打尽。
许文英跟着林建国的时间一长,地位巩固了,人头也熟了,尤其是他当了“龙头大哥”以后,她俨然成了“压寨夫人”,不单可以随意指使哥儿们、姐儿们,有的时候,居然还想指挥起“龙头”来。开头几次,她哭个鼻子撒个娇,林建国可怜她几千里地单身在外,小小不然的事情,不跟她计较,就依了她。时间一长,惯了她的性子,好些不该她管的事情,也拿大自作主张起来。为了这些事情,林建国骂过她两次,还扬言要把她送走。她担心他发起脾气来,真会把她送给野鸡婆,每次吵架,又都是哭哭啼啼地求饶了事。他们之间仅有的一点儿感情,就这样越吵越淡薄了。
凡是流氓盗窃之类的亡命徒,大都是只重“义气”不重钱财的居多。但是小地瓜儿这个“婆子”,却对钱财抓得很紧。只要有机会,她就千方百计地弄钱。弄到钱以后,却又不花,而是把一张一张的十元大钞卷成了烟卷儿模样,塞进玻璃瓶中,用蜡封了口,悄悄儿去埋在高坡地儿里。用不着问,这分明是她觉着好日子不长,在为她自己撤兵准备后路了。作为一个女人,这也许是有心计有远见的一种“美德”;但是作为一个“婆子”,作为流氓盗窃集团中的一分子,却不是什么值得大伙儿夸奖的美德。在流氓中间,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谁都不吝惜,可谁也不许留后手。从外表上看,她热情、美丽、大方,办事爽快,无所顾忌,像个女流氓;但从性格上看,她胆小、懦弱、自私,想到自己的时候多,想到大家伙儿的时候少,又完全不像个女流氓。对于她的这些特点,林建国是十分清楚的。他认定她是个软骨头,一旦要是落到真红卫兵或是公安局的手里,用不着三皮带,她准定会乖乖儿地把什么全说出去。他对她不放心,因此尽量地不让她出门儿;要出去,也得由他自己带着,免得出事儿。
这一帮“文化大革命”的新产品,在担惊受怕中平安地过了一年;这一帮社会的小蠹虫,在花天酒地中舒服地过了一年。这一年中,尽管他们天天揪着心,夜夜提着胆,却又是天天过新年,夜夜入洞房。当然,这一年中,作为整体来说,他们是平安的;但具体到个人,免不了也有人失风、挨打甚至进分局。自从林建国当了这个团伙儿的龙头大哥以后,定下了一个分散活动、不打群架、只许偷暴发户、不许偷老百姓、更不许持强截圈子的原则,颇有点儿“侠盗”的样子。他这样做,即便有人折进去,也还有人给他汇钱寄邮包,至少不会叫人家一网打尽。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的成熟和异性的抚爱,小地瓜儿变得更加美丽更加温柔了。对于自己的“龙头大哥”兼“主子”,也更加关心更加体贴入微起来。但是自从林建国发现她性格上跟自己不一致以后,不但爱情之窗再也没有打开来过,就是原有的那一点点同情之心怜悯之意,也一天比一天淡薄下去。他们之间,事实上只剩下那种为流氓们所热衷的单纯的性爱关系了。许文英是个聪明人,当然觉察到了林建国对她的冷淡和厌倦,也明白自己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良人的欢心。但是她琢磨不透内中的原因,她只知道尽力地打扮她自己,百般地从生活上照顾他体贴他。可惜的是,她的这些心机,全都白费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小地瓜儿突然宣布;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了。照林建国的猜想,她这完全是有预谋的,是存心让她自己怀孕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孩子的出世来改善并巩固他们之间那种越来越远的关系。作为一个妻子,这也许正是增进夫妇感情的一种纽带和动力;但是作为一个“婆子”,她的这种糊涂想法,用一句流氓的语言来说,就叫做“值一耳括子”。她既然已经当了一年多的“婆子”,当然知道流氓集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与状况下生活的。这种生活,今天不知道明天,早晨不知道晚上,不单不允许有家庭,甚至连爱人也不能有,更不用说是孩子了。她当然也明白,在男流氓与女流氓之间,只存在实打实的、满足于一时的“性爱”,根本不存在什么虚无缈缥的、天长地久的“情爱”的。简单地说,就是女的用自己的肉体和色相来满足男的;男的凭自己的“本领”去偷去骗去抢钱来满足女的,如此而已。事实上,林建国之所以留下许文英做自己的婆子,无非因为瞧着她还漂亮,瞅着她挺可怜,而他身边又正好需要有这么一个女人罢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娶她做妻子,跟她生儿育女,跟她去组织什么家庭。好在当时避孕的工具和药物已经很普遍,不想怀孕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同不着问,许文英的突然怀孕,当然是她“蓄意”的,而不是什么“偶然”。这个突如其来的“喜讯”,使他恼火透了。事情很清楚:就算他愿意和可以要这个孩子,她一个才十八岁的姑娘,自己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着呢,又怎么能够再拖着个娃娃?
林建国去找小鸽子,要她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用不着多加考虑,小鸽子马上就判处了这个孩子以死刑。她认为孩子是绝不能出世的。以前,每逢伙儿里的姑娘不小心怀了孕,也都是由她来处理。她虽然没有人工流产的设备,却有一种秘传的中草药,专门用来打胎,经过她多次临床试验,又配合了局部酒精注射,两三个月的身孕,手术可以做到既无危险,又无痛苦。她让他把小地瓜儿带到她那里去,她可以在当天晚上就把胎儿安全拿掉,并保证在一个星期之内完全恢复健康。
手术问题解决了,但是动员孕妇去做手术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个一向十分温顺的四川胖姑娘,竟变得像一头“护崽儿”的母狗一样,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凶狠与倔强。姐妹们的良言相劝,林建国的恶言相向,好说歹说,唾沫费了一缸,她就是不肯去打胎,哭哭啼啼地一口咬定要跟孩子同生死共存亡,固执地非要坚持把孩子生下来不可。甚至说她就是抱着孩子去坐牢、去要饭,也是心甘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