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品”历史人物
——序吴越《我品苏轼》
韶 华
现在“品”字盛行。“品”《三国》,“品”《水浒》,“品”《论语》,“品”老庄等等。
这个“品”字很有意思,它是三个“口”。一“品”出真(社会历史的真实);二“品”出善恶(是和非);三“品”出美和丑。
“品”的对象,大多是古代圣贤,“品”的人也大多是当今贤者。提起“品”字,我想起“实事求是”来。实事,就是真实,“品”就是求出其“是”。
现在“品”历史人物的,往往是在两大领域:一个是史学界,一个是文学界。小孩子听故事,常常问:“这是好人?坏人?”有些贤者“品”历史人物,也常常犯一种错误: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比如对秦始皇:他是好人呢?是坏人呢?如果说是好人,他统一了六国,制定了度量衡,修了现在可以叫做高速公路的“驰道”,而且“车同轨”。可是他又是一个独裁分子,好战分子,焚书坑儒,骄奢淫逸,只为自己修坟墓,就动员了七十多万人,于是激起民变,结果秦王朝只延续两代,就灭亡了。我们就难于简单说他是好人坏人了。再如,清朝的戊戌变法中那些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今天反对清朝,明天却又上书劝袁世凯登基当皇帝。有的改革派,最后却为清朝的灭亡而殉情自杀。再如李鸿章,过去在我们面前的就全是一个卖国贼,不了解他有改革和推进历史的功劳;对于洪秀全,则说他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知道他还没有夺得政权,内部就互相残杀,腐败透顶。……这种“好”“坏”交错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所以,无论对古代或现代圣贤,都不能简单按“好人”、“坏人”划分。因为社会现实是发展变化的。他们的思想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着,他和社会实际的利益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某一历史阶段,他可能是推动历史的先进分子,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他可能是僵化保守从而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品”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划分开:在某个历史阶段,他推动了历史发展,是进步的;在某个阶段,他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是绊脚石——甚至成为反动派。
令人哀叹的还有:在细“品”当今社会的时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它几乎成了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常用语。可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位、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利益关系上,对同样的“实事”,会求出不同的“是”来。上个世纪的50至70年代,这种现象最为普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全国、全党求出的“是”是反“左”,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上书,却求出了“反右”的“是”。在“大革文化命”中,造反派和走资派,甚至造反派和造反派之间,面对同样的实事,也求出不同的“是”来。这种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古代圣贤和当代圣贤们,为我们制定了许多理论、法律、政策和道德准绳。可是这些圣贤们却往往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我们必须研究人们的“行为动力”。圣贤们不是神,是人。人都有他的个性,他的品格和现实的利益关系。在正常的时候,圣贤们可以按照他制定的准则、思想行事。可是当他的权力、威严、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自己制定的思想、路线,就会退居幕后,真正在前台起作用的,是他的“人性中的个性”和他们和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了。这就是说,“人性中的个性”在适时、适地发挥着作用。当生命、生存遇到威胁的时候,杀身成仁者有之,舍生取义者有之,卖身投靠者有之,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违心做事者也有之。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一位领导在大会上号召:同志们!请大家给我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可是如果你真的给他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可能会立即拉下长脸,甚至给你小鞋穿。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那几句名言已经退隐,在“前台”指挥他行动的是“人性中的个性”(他个人的威望、地位、利益关系以至面子)。“人性”这个小鬼的附身,是至圣至贤也难免犯错误的原因。从而也可以解释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否则,对于圣者为何也会犯错误,永远也说不清楚!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任何社会都要发展、前进的。要发展、前进必然会出现两派:一派是既得利益的保守分子,一派是要推动历史的改革分子。根据他们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有时候他们中“今天你是我”、“明天我是你”。所以并不是“英雄”和“小人”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当然也有纯粹的小人)。所以,要真正解剖这些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是不太容易的。
这种复杂的情况,宋朝的历史也不例外。
现在来谈吴越先生的《我品苏轼》。
对于苏东坡,原来我只知道他是宋朝的一位大文学家,我也会背诵他的一些诗词名句,并且知道他因“犯罪”多次被贬。至于他为什么获罪,就不知道了。读过《我品苏轼》,我才明白苏东坡原来是一位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一位大家,可是在政治上他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他又有极强的个性。他在“政治旋涡”中屡屡失败,却又本性难改。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作者没有美化苏东坡,也没有丑化苏东坡,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品”出来的在宋朝历史进程中真实的苏东坡。
《我品苏轼》是用游戏笔墨写出来的作品,但又不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戏说”。所“品”、所论,都有真实的史料根据。写到不为当今读者所了解的宋朝的语言或典章制度,都有详细注解。这是一部集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的作品。
对于今古圣者,我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常“为尊者讳”,抹去了他们人性和历史条件那一方面带来的缺点、错误;对于历史上的“恶者”(或者“小人”), 我们又常常抹去他在历史进程中,也会有推进社会发展的那一面。所以,许多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圣贤人物都不真实。这是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和文学作品,不能反映历史真实的原因。
吴越先生的《品苏轼》,用有趣的调侃文笔,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苏轼。他是一个大文学家,又是一个多情而浪漫的才子。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原因是和王安石、欧阳修的政见不一,而受到迫害。王安石和欧阳修都很固执,都是“拗相公”,一个极左,一个极右。但他们都是君子。他们办事,尽管后果不好,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他们都很看重苏轼的学问,只是恨他不和自己观点一致(“站队”不站在自己一边)。欧阳修没有贬过苏轼。他倒是想过不用(只是不用,不是“打倒”,更不是流放)这个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就死了。王安石也没有亲自贬过苏轼。在苏轼被御史台逮捕入狱的时候,王安石还上书皇帝,给苏轼说情。真正迫害苏轼的,是御史台的那一帮小人,特别是当了宰相以后的章惇。一个国家,如果公检法和总理都是小人,这个国家还能好得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遇上一个立志改革的皇帝,改革派就升迁;换了一个保守皇帝,改革派就倒楣。好在宋朝的开国皇帝制定了一个“不杀士子”的制度。苏轼虽然多次被贬,却得以善终。吴越先生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鲜活的苏轼,富有人性和个性的苏轼。这是难能可贵的。
令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苏轼在宋朝改革和保守中的沉浮跌宕、升迁流放,居然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惊人地相似。历史怎么总是重复呢?
《我品苏轼》,虽然不是一本史学著作,也不是一本文学作品,只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故事集。可是在我们研究和描写历史和“品”古今圣贤的时候,却有借鉴意义。
《品苏轼》读起来很好玩儿。书中对于宋朝的典章制度,人际关系,语言风貌,加了不少注释,所引苏轼的诗词,也大多有释文,增加了知识性。
感谢吴越先生写给读者这部好看好玩儿的作品!
2008年3月1日于北京
按:韶华同志,原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