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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事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2-17 16:48 字数：11795
什么叫“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绝不是一大帮农民集合起来，砸衙门，抢大户。
农民起义，有两条基本准则：一是有政权要求；二是代表农民利益，有土地要求，至少是减租减息要求。
因此，少量农民或饥民联合起来抢大户，只能说是抢劫；人数多的，规模大的，也只能叫做“暴动”。
要知道这样一个公式：
抢劫(暴动)≠造反≠起义≠革命
这个公式的中心，就是行动的目的性。
抢劫或暴动，其目的只是暂时解决抢劫者或暴动者的一时困难；有的抢劫者只是出于贪财，自身并没有困难，如晁盖。
造反，就是要把“当今皇帝”打倒，我来当皇帝。如方腊。
起义，由于中国是个封建社会，起义主要指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上海虽然也发生过多次“工人武装起义”，但没有形成气候，可以略去不计。农民起义除了有政权要求之外，还必须提出本阶级的利益：土地要求。
革命，分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政治革命，一般指社会制度的大革命，如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技术革命，包括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及科技等其他方面的革命。
一场战争是不是“农民战争”，不能看交战双方的农民多少，而要看领导集团的“目的性”。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论官军、匪军、起义军还是封建军阀，其士兵的多数都是来自农民；如果只看士兵的阶级成分，就会导致“所有战争都是农民战争”这样的可笑论断。
在人类社会中，人分三类：顺民、惰民、暴民。
暴民是“天生”的强盗、恶霸。这些人由于性格和环境，从小养成不劳而得的习惯，蛮横暴戾，没有任何人逼他，也要凭武力或权力强取豪夺。发展到后来，就成了强盗、恶霸。典型的例子，如《水浒传》中的穆弘、穆春。这种人是极少数。
惰民是暴民的后备军。这些人的本质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也就是称为“闲汉”的地痞、流氓、赌棍儿。这种人，往往一有机会，不用人逼他，只要一“诱”他，或稍稍逼他，就会转变成暴民。典型的例子如《水浒传》中的白胜；也包括张青、孙二娘。这种人虽然不少，但在全民中仍占少数。
顺民是安份守己的百姓。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一个“忍”字。不论是官、是绅，甚至是地痞流氓欺负他们，他们总是忍气吞声；不到要他的命，他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典型的人物如《水浒传》中的林冲；也包括解珍、解宝、顾大嫂等人。
中国农民，绝大多数属于“顺民”范畴。他们终年辛苦劳碌，半饥半饱，只要还能勉强活下去，总是“忍”着。但是由于天灾人祸，农民歉收，没有饭吃，成为饥民，快要活不下去了，这时候的农民也会豁出命去，为自己的活命而寻找出路。
最普遍的是：小股饥民，冲进大户人家去，杀猪出谷，抢个精光。其目的，只求暂时吃饱肚子，只求苟延残喘。所以这种人的行动，只能算是抢劫。人数多的“大股”，才算“暴动”。但和“造反”无关。
“造反”的前提，是要有政权要求。也就是目标明确：要反皇帝，要把皇帝打倒，我来做皇帝。
“农民起义”的前提，除了有政权要求之外，还要有“农民利益”的要求。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一定必须是农民，但必须代表农民利益。
“革命”的前提，又更高一层：除了有政权要求和农民利益要求之外，还有全民利益的要求，例如反对专制、提倡民主自由等等。
方腊起兵反宋，以前都称为“方腊起义”，后来史学界认为他只是要做皇帝，并不代表农民利益，因此把他降了一格，只说他是“造反”，不承认他是“农民起义”。
李自成造反，也是要做皇帝。但是当时有“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后来还曾经给没田地的农民分过田地，因此他属于“农民起义”范畴。他的失败，在于农民性格的自私狭隘，发展为后来的骄奢淫逸，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太平天国”就不同了。他们不但有政权要求，自己成立了政府，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代表的是农民利益；还颁布了《资政新篇》，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纲领，因此他们不但是“农民起义”，而且还是“农民革命”。但是他们的领袖洪秀全，是历史上所有农民领袖中个人品质最次的一个。他说一套做一套，所有的革命行动，只对别人，对他无效。他说过“凡天下男子，皆我兄弟，杀一人如杀我父；凡天下女子，皆我姊妹，淫一女如淫我妻”这样的话；他还主张妇女解放、反对纳妾。但是这只是对百姓而言，对他没有约束：就在金田村起义的那一天，他就宣布他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一共八十一个老婆；而到了他覆灭的那一天，他的正式后妃累计已经一百零八个，此外“天王府”中只有他一个男人，却有一千多个“女官”！——太平天国革命，完全葬送在他的手里！
引用这么多定义和例子，目的就是来分析宋江一伙儿，到底算不算农民起义。
第一，他们没有政权要求；第二，他们不代表农民利益。因此，他们连“造反”的档次也够不上。他们的档次，只是一帮抢劫的强盗土匪！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某些以“革命派”自居的“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如姚文元之流，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草率地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场。典型的例子，就是1975年8月23日，署名梁效、实际上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文痞姚文元的授意下写的评《水浒》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今天看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误导。
清华、北大两校(梁效)的这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毛泽东对《水浒》，其实早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前后意见并不一样。早期称赞宋江一伙儿是“革命派”，晚年则谴责宋江是“投降派”。毛泽东曾经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见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页，着重号是吴越所加。)可见他不但认为《水浒》中的人物都是“英雄”的形象，而且高抬到了“符合马列主义”的程度。后来宋之的根据《水浒传》改编的京剧《三打祝家庄》在延安演出，毛泽东看后还说宋江的部署符合辩证法。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像晁盖一样被宋江所“架空”，于是他在杭州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主义的典型”的论断，从而部分修正了他自己以前的看法。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水浒一百单八将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以铁锹作武器的陶宗旺是真正的农民、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但也并不太安份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恶霸、土匪、游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狱卒，已经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而是一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去”的杀人魔王兼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陷害、搞得他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实际上是被迫害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这两个“逼”，在本质上绝对不同：一个是被“官”所逼；一个是被“匪”所逼。“梁山好汉”中被“匪”所逼的人物颇多：徐宁、萧让、金大坚等等，莫不是因为“山寨的需要”而强迫他们当强盗的。他们的生活原本即便不是很好，至少还过得下去，完全没有必要去当强盗，他们上山以后，生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特别是卢俊义，简直让宋江、吴用给害惨了。
当然,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就好像要求“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进步的，还是消极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甚至会导致笑话。因此，我才提出“抢劫≠造反≠起义≠革命”这样一个认识公式。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历史及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极小。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像朱元璋那样，从农民利益的代表变成了封建主利益的代表，不再关心农民的疾苦和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的皇帝更坏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艰难更困苦。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很不彻底，而且还有量和质的不同，但这正是历史的必然。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贪官，拥护清官，喜欢看描写清官的小说和电视剧。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文革”期间，以野心家康生和文痞姚文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批判《海瑞罢官》，强词夺理地说：“贪官多了能够促使平民起义，清官多了只能维持封建统治，因此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简直是“混帐逻辑”！这些“无产阶级文史学家”居然会持有这种弱智的错误论点，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社会发展史，不懂得社会的发展不是靠农民起义来“促成”，而是靠生产力的提高来发展的。贪官多了促使农民起义的结果，无非是换一个人做皇帝，所继续的，还是封建统治；而“农民起义”所带给老百姓的痛苦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却是长时间所无法弥补的。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面不存在阶级观点。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都属于“革命”范畴；而小地主反抗大地主、小资本家反抗大资本家、小官吏反抗大官吏或封建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绝对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人物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并不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部分水浒人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高这些人物，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制造一个封建皇朝、多增加一代封建皇帝罢了。——还是那句话：让李逵去当太尉，不见得会比高俅强多少。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水浒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造反大军以及强盗土匪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会意义。
我们说：《水浒传》出版几百年来，存在着误读、误解、误导，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作者施耐庵就有故意误导的动机：他口口声声把善杀人者作为“英雄”来歌颂，把假仁假义的宋江吹嘘为“义士”；其次才是没有读懂马列主义却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自居的文痞们，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再一次进行故意的误导。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给《水浒传》拨乱反正，还《水浒传》以本来面目，是时候了！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官僚的手里。质言之，他们不代表农民利益，不是农民起义，而仅仅是企图“改朝换代”的造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多次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你不想让社会发展固然不行，你想让社会尽快发展也不可能。
原始部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社会生产开始发展农业，于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的不满，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一个人来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开明的奴隶主在不断发生的奴隶反抗下，逐渐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不但可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自己也可以更加富足。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迫于形势，同时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所提高，使奴隶制社会发展到封建制社会。
因此，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绝不是被压迫的奴隶们“武装革命”的结果，而恰恰是开明的奴隶主进行“改良”的结果。——从效果看，革命派失败了，改良派成功了。
这里顺便还要说明一下：斯大林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郭沫若等人秉承斯大林的见解，全盘继承过来。但是具体到中国，到底是哪朝哪代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呢，历史学家却众说纷纭，争论了许久，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除去国内外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观点暂且不提，单是近现代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家，结论就颇不相同：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为代表的主张“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以李亚农、唐兰为代表的，主张“春秋进入封建社会”；以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等人为代表的，主张“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白寿彝、金景芳等人为代表的，主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进入封建社会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进入封建社会说”、以尚钺和何滋全为代表的“魏晋进入封建社会说”。甚至有人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农业劳动者都是交“十一租”的、相对自由的农奴，不是被镣铐锁着强迫劳动的奴隶。因此说中国的原始社会瓦解以后，中国人就“跳级”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居然没有奴隶社会。
我是个当兵出身的“草根”作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更不是学历史的，没有研究，当然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根据个人对社会实质的粗浅认识，从“封”和“建”这两个字的本义着眼，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似乎应该开始于周朝建立后的“分‘封’天下，‘建’立诸侯国”，而结束于秦始皇的废除封建制，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换言之，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有点儿近似于“联邦社会”(把诸侯国看成是“邦”)；而秦始皇的皇权主义，恰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但是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一方面又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把他的儿子们封为王，分驻各地，形同诸侯。这样一来，中国历代的皇帝一方面推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主义，一方面又继承封建主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只是“诸侯式”的分封地域和权力逐渐缩小而已。因此，从政治体制着眼，中国的纯封建制一共只存在了八百多年，就结束了，而从秦始皇一直到近现代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如果仅仅从生产关系而言，依旧是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对立的“后封建制”)。
我这样说，似乎有些标新立异，不但和斯大林的论点完全不同，而且不能被历史学家所认可。反正我不是什么“家”，所以连“一家之见”也算不上。不过，只要知道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后期，政治体制其实是皇权专制主义，虽然也还有“封”和“建”的残余，势力分明已经逐渐式微，不是主导力量，笼统地把周朝以后的中国社会说成为封建制或后封建制，也未始不可。
在封建社会中，因为还存在着压迫和剥削，对“顺民”们来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耐”，而对“暴民”们来说，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阶级斗争虽然只是“部分地”存在，但依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农民造反或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造反和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的像刘邦、朱元璋、洪秀全那样的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造反或起义，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倒楣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造反或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开明的地主阶级本身(包括其知识分子)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地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从事工商业、改变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政权夺到手里，从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至于一个社会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和有没有皇帝关系并不大：像日本和英国，虽然至今仍有帝王，但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封建主义国家。特别是像瑞典那样的国家，至今还有国王，但是他们的瑞典工党按照恩格斯的“议会斗争”路线，没有发动武装革命就成了执政党，如今却已经建成了富强的“福利国家”，国民收入超过了美国，排行世界第一，并且敢于对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从理论上说，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因为从太平天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进行的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了。尽管毛泽东曾经说：“洪秀全已经开始接触西欧的文化和民主思想”，但他只是借“天主”之名，推行的却是封建迷信那一套，即便革命成功，依旧是改朝换代，而且事实证明他当皇帝比前朝的皇帝更坏。直到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才是代表地主、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非常遗憾的是：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是开明地主进行改良的结果。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的目标，绝不是把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绝不是推翻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建立一个更专制独裁的政府。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领导人必须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直到1949年，中国虽然有少量的民族资本家，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此不存在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回顾历史，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件事情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还是使人民生活倒退。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评判《水浒》及其人物，也必须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
很明显，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们所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特别是在“辽兵犯边”、“金兵南下”那个历史时期，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扰乱社会治安，分散抗敌兵力。他们没有造福人民，也没有推进社会发展。——很明显，即便宋江不投降，而是“造反成功”，取得了政权，当上了皇帝，一定也是个善于权术的坏皇帝，而不会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皇帝。特别是被吹捧为“彻底革命派”的李逵之类，一旦取高俅而代之，流氓无产者当权，结果无非是胡作非为，不会比高俅好到哪里去。
毛泽东的历史观，把人类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就很值得商榷(因为人类形成阶级之前，也应该有“历史”)；至于他说的“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大飞跃一次”，则绝对是错误的论断。正确的结论，似乎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一次，生产力就遭到一次极大的破坏”。张献忠、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以后，义军杀过去，官军杀过来，到了崇祯年间，全国杀得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万人口(注意：当时的江南基本上没有遭到太多的兵燹，可见陕西、河南、四川等地还剩下了多少人)，整个四川都快没人了，不得不来一个“湖广填四川”。田是要人来种的，工也是要人来做的，人都杀光了，还谈什么“生产力的飞跃”？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惨痛的历史，是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不但把所有的人类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还特别欣赏 “流氓无产阶级”。他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是马克思却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中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像李逵这样出身农村的流氓地痞杀人犯，也曾经被“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如姚文元之流吹捧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但是我却绝不相信他们的“革命性”。鲁迅笔下的阿Q，肯定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无疑；他对革命的理解，就是抢劫；他对革命成功以后的向往，也不过是到“秀才娘子的床上去滚一滚”，然后再把吴妈或小尼姑据为己有。宋江、李逵等人的“革命”，从他们的人性和阶级本性出发，绝不会比张献忠好多少。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的。他出于本人、本阶级、本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社会所有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最最理想的社会，是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有一个贤明的好宰相，没有战争，没有盗匪，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甚至还有不讲理的异族统治，那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可就不是他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宣扬民族励志，呼唤的是“民族强悍”，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中心思想的外壳。
农民起义必须代表农民利益。宋江等人不代表农民利益，因此《水浒传》不是一部写农民起义的书，宋江等人只是盗匪，而不是农民起义军；也许可以称为“好汉”，但绝不是英雄。其中很多人是“铁杆儿歹徒”，一向作恶多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奸臣贪官所害，被逼上梁山；有的还是被梁山盗匪所害，无可奈何才成为盗匪的。他们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没有施恩泽于人民百姓，更没有想到要去抗击全民族共同的敌人：辽兵和金兵。作者客观地暴露封建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宣扬“霸意识”，暗示“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动百姓造反，呼唤全民强悍。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水平，不能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怎样，只能指出要造反就要彻底，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因此，他的“善杀人者即英雄”观点，违心地推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