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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青和孙二娘，绝对是铁杆儿歹徒
书名：吴越品水浒（品人篇）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7:52 字数：9795
武松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押着王婆到县衙门自首。按照今天的法律，用刀子逼着当事人所得到的口供，叫做“非法采证”，是不能被法庭所采纳的。不过宋朝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讲究。这一回，接受了西门庆贿赂的“贪赃”知县却没有枉法，反而天良发现，念及武松替他往开封送财物的好处，把供状都改过了：把故意杀人改成误伤和互斗，加上武松是自首的，罪责自然就轻了。——实际上，西门庆“许诺”给知县的贿赂，因为西门庆的被杀，并没有兑现。知县的“天良发现”，和这贿赂没有到手，也不无关系。——如果贿赂已经到手，而且数目巨大，已经倾斜了的天平，就不见得会保持平衡了。那时候，由于知府那里还有一架天平，衡量的结果，这场戏可就热闹了。
“武松杀嫂”这个案子的造成，其实罪在知县贪赃。如果知县依法逮捕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王婆等人，武松大概不会亲自动手杀人。如今武松成了杀人犯，又由知县主动给他开脱，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案卷申报到东平府，府尹以前和武松并不认识，仅仅因为武松是个“打虎英雄”，又同情他的哥哥被西门庆所害，不但再次给他把口供改轻了，还派人替他到京师走后门，真是天大的面子，也真不容易。这里无意中插写了一个喜欢“义士好汉”的府尹。所以最后刑部只判了个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让我来总结“武松杀嫂”这一事件，可以评为是“好汉行径”，但绝不是英雄行为。因为我的“英雄”定义，是为他人而非为自己。他这个案子最后这样判，有几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他前面有“打虎英雄”的盛名；一个是他为哥哥报仇，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一个是所杀的人都是该死的，没有滥杀无辜。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官府迫于群众的舆论压力，特别是知县，如果他不贪赃，武松何至于杀人？而最主要的，还是大家都从一个“义”字着眼，不论是官是民，都认为武松是个讲义气的好汉，虽然杀了人，却是为情势所迫，“事出有因”,值得同情。
宋代的刑罚，分“极刑”、“徒刑”和“流刑”三大类。
极刑分绞、杀、剐三个等级。绞刑一般适用于妇女，让她们得一个“全尸”，算是当年对妇女的优待。像王婆、西门庆之类通奸杀人犯，罪大恶极，都应该判处“极刑”。所以王婆得到了当年的“最高奖赏”：不但被判剐刑，还享受了“骑木驴”游街上刑场的殊荣。书中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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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这一段描写，当然不一定是宋代刑罚的实录，而很可能是明代人加上去的。朱元璋登基做皇帝以后，惩治贪官和淫妇特别凶狠：贪官只要贪污五十两银子以上者，就处“活剥皮”极刑，各地都设有“剥皮亭”，剥皮之后，还要“揎草”，放在剥皮亭内示众。妇女只要因奸情而谋杀亲夫，不但要受剐，而且要“骑木驴”游街。
“剐刑”俗称“千刀万剐”，江南通称“杀千刀”，按律法规定，必须剐一千刀，一说三千六百刀。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刽子手有受贿的嫌疑，就要“连坐”，至少要受到杖责。因此明代的刽子手技术最高明，剐刑的最高历史纪录是魏忠贤的“对食”客氏，剐了一万多刀。——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妇科大夫因为没有学过解剖学，根本不知道妇女的肚子里面有些什么器官内脏，而刽子手却“门儿清”。这大概就是刽子手杀人以后，就有“解剖”的习惯。以前老师解释五刑中的“宫刑”：男子去势，女子幽闭，都说是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则关起来。鲁迅先生经过多方考证，方才明白所谓的“幽闭”，原来就是给女犯动妇科手术，让她永远不可能再“偷汉子”！——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都用在这上面了！
《水浒传》中的这一段描写，估计明清时代的读者，大概是人人都明白的。时至今日，刑罚改变，“剐刑”大概还都听说过，至于什么叫“骑木驴”，不要说今天的青年人不知道，恐怕许多大人、老人，也不一定听说过，所以这里必须解释一番。
“骑木驴”其实不是“判处刑罚”，而是“附加刑罚”，一般都是刑部批复以后，当地官府另加的，也有百姓出于义愤，买通刽子手“法外施恩”的。这种刑罚，一般只施用于“谋杀亲夫”的女犯。潘金莲如果没被武松所杀，大概也逃不脱这一关。
所谓木驴，据历史记载，有许多种样式，大致可因当地的制造工艺水平高低，分为繁简两种。
简单的，不过是一段圆木头，下面安四条腿，像一张条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 不是平的，而是呈圆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间，有一根二寸来粗、一尺多长的圆木棍儿，向上竖着，象征“驴毬”——这就是这种刑具被称为“木驴”的原因：你不是贪淫么，驴毬最大，让你临死之前充分享受！女犯被判剐以后，就把她全身衣裤剥光，把她强按在木驴上，关键的一笔，是一定要把那“驴毬”插进女犯的阴道里。女犯负痛，当然要挣扎，所以还要用四枚大铁钉把女犯的两条大腿钉在木驴上，然后由四名大汉抬着木驴游街。游街队伍的前面，敲着破鼓、破锣——之所以一定要用破鼓、破锣的原因，绝不是没有好锣好鼓，而是一定要和县太爷出行的“鸣锣开道”有所区别。在游街的过程中，还要用带刺的荆条——也就是《水浒传》中所写的“混棍”——抽打女犯的后背，要她高喊：“我是谋杀亲夫的淫妇，大家来看我的下场！”——这是中国传统酷刑中，专门用来对付“红杏出墙”又加“谋杀亲夫”的妇女的。充分体现了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对“不守妇道”女性的残酷摧残。
所谓“繁式”，估计可能是“科学技术”发达、木制机械制作技术精良以后对传统“手抬”木驴的技术改进：繁式木驴，肚子里是空的，四条“驴腿”，各安木轮，女犯游街的时候，不是被抬着走，而是有人在后面推着走。关键的一笔，是木轮连着一条“制动杆”，制动杆连着木驴肚子里的一个“偏心轮”，偏心轮又连着象征“驴毬”的木棍儿，所以木驴往前推，“驴毬”就能上下伸缩。往往女犯还没有押到刑场，由于木棍儿捣烂了内脏，早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了。
“徒刑”则适用于“罪不致死”的恶人，刑期一般都在三年以上，最多十五年至二十年。当年没有“无期徒刑”和“终身监禁”，罪行超过十五年、二十年的，大概就活不成了。——事实上，由于古代没有“劳动改造”制度，为了监狱里尽量少关只吃饭不干活儿的犯人，连五年以上的刑期都很少，更不用说十五年、二十年了。
“流刑”只适用于轻刑犯，本来是“流放”的意思，就是把犯人押送到边疆荒凉的地方去定居，不许他回来。这有三种意义：一是往边疆输送人口，开拓边疆；二是让他们在边疆过艰苦的日子，算是“赎罪”；三是边疆地方荒凉，可以避免他们继续犯罪。《水浒传》开篇写高俅“被递解出境”，实际上就是判处流刑，只是由于高俅的罪行不重(引诱良家子弟学坏)，没往边疆输送而已。宋代实行的是“募兵制”，士兵来源不足，所以后来把“流刑犯”发配到军营中去服役(当兵或充当杂役)，称为“配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充军”。“流刑”分三等三级：从年限分，分一年、两年、三年三等；从距离分，分一千里、两千里、三千里三级。结合起来，共九个等级。武松被判流两千里，发配孟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东面一百多里的孟县(不是山西的孟县)，算起来，从恩州到孟州，还不到一千里，实际上府尹在暗地里已经给他减轻了。至于多少时间，书中没说。
当年罪犯发配，都是走路。因为身带行枷，长途跋涉，特别是寒冬酷暑，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惩罚的方式和内容之一，所以才会有一千里、两千里、三千里的区别。再说，这也是一种“枷示”：犯人一路走去，所经过的地方，都能看见这种罪犯，也可以在百姓中起到“警示”的作用。《水浒传》中，写了好几起解差押送犯人的过程(林冲、武松、宋江、卢俊义等)，全部是两个解差押送一个犯人。这是施耐庵出于情节需要不得不这样描写。从史籍中看，第一，押送配军，一般由府一级衙门派出公差，大都集中若干人一起递解；除非情况特殊，两个人押解一个人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第二，公差和犯人的“路费”，由府衙支给；不过所谓的“路费”，只指沿途的饮食费用，不包括住宿费。因为宋代明文规定：解差押送犯人，到任何一家旅店投宿，都是不交房钱的。到达住宿地点，一般都由解差付钱向店家“回”来米面蔬菜，由犯人负责生火做饭。犯人如果有钱，也可以买一些酒肉来自己吃并孝敬解差。一般情况下，“递解”的犯人必须走路，连三寸金莲的女犯(如苏三)都要走路，不许坐车，因为一者没有这样多的差旅费，二者走路也是一种惩罚。所以对流刑犯执行的是“脊杖”，也就是用竹片抽打后背，以避免打屁股腿脚负伤，无法走路。而到了目的地，反而要打一百“杀威棒”，也就是“杀杀你威风的棒”，实际上就是打屁股。——林冲在鲁智深的保护之下，雇一辆车子坐，是例外之外的例外：解差慑于鲁智深的威力，不敢不从。
这一次武松发配，因为大家公认他是一条好汉，所以一路上解差都没有为难他，反而尽心尽意伺候。这是《水浒传》中惟一一次解差对囚犯的优待。
武松走了二十多天，来到孟州道十字坡。这里既然称为“孟州道”，大概离孟州也不远了。
在这里，武松遇见了开黑店、卖人肉馒头①的张青和孙二娘两口子。这两个人，毫无疑问应该属于“铁杆儿歹徒”一流。书中交代：这个张青，本来在一个庙里种菜，为小事儿把庙里的和尚都杀了，又放火把庙烧了，从此在大路上劫道当强盗。后来有一次劫道，被一个老头儿打翻在地。这个老头儿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强盗，看样子还是个不知好歹、不分是非的人，不但没杀他，反而收他为徒，还把女儿孙二娘嫁给他。从此夫妻二人在这孟州道上开黑店，除了出家人、妓女、囚犯这三种人之外，只要看见人家包袱沉重，就用蒙汗药把人放倒，把人肉当牛肉卖。这样出身的人物，不是铁杆儿歹徒是什么？
五十年代以后，为了配合“《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这样一个“官方概念”，发觉张青和孙二娘的所作所为，实在恶毒，无法和“农民起义”挂钩，于是评书和戏曲对这一回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删改：说
张青种菜的那个寺庙，都是些“野和尚”，不但喝酒吃肉，还奸淫妇女，因此张青才把他们都杀了，并且放火烧了寺院，焚尸灭迹。——这是典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张青既然这样富有正义感，杀了坏人，怎么你自己却去做强盗路劫，还杀人做人肉馒头？根本就无法自圆其说，只能算是“戏改”中出现的笑话。
孙二娘不顾丈夫的嘱咐，想对武松下手，反而被武松夹得像杀猪似的狂叫起来。这时候张青来到，跪下求饶。武松出身都头，相当于今天的刑警队长，应该懂得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尽管自己已经是个囚犯的身份，但是他这个囚犯是为复仇而杀人，不是土匪强盗，有些与众不同，至少应该还有些正气和法制观念。既然偶然间抓住了孙二娘这个杀人现行犯，又正好和公差在一起行走，本应该把他们一根铁链儿锁上送到官府去法办的。由于他在发配的路上立了这一功，他的前途也许还会因此而有所转机呢！但是武松不但把他们俩都放了，而且还和张青结拜为兄弟。真是连好坏美丑都不知道了！
武松的一生，从这里开始转折。这以前的武松，是非善恶非常清楚；这以后的武松，不但是非善恶不分，而且“善”的一面逐渐消亡，“恶”的一面逐渐增长。这可能和他的人生遭遇有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武松仅仅因为张青的求饶，就把孙二娘放了，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任何一个角度分析，武松都没有饶恕他们的理由。因为武松是个是非善恶分明的人。我说：自从十字坡遇张青以后，武松的人性逐渐向恶，就是从对张青两口子的宽恕开始。我简直无法理解张青是用什么花言巧语来蒙骗、来蛊惑武松的。从书中的叙述看，张青似乎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犯罪经过。作为县都头(相当于缉捕盗匪的刑警队队长)的武松，应该明白张青两口子的所作所为，犯的都是十恶不赦的杀头大罪。武松如果是“现任”的都头，绝对应该把他们二人逮捕归案。现在武松虽然已经卸任，而且自己也变成了“配军”，难道仅仅因为自己是罪犯的身份，就可以是非善恶不分？即便是自己“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多不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管它而已。怎么可能和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铁秆儿歹徒称兄道弟，交上了朋友呢？认真分析，只能认为武松长期涉足江湖，自己的本性中就有三分“匪气”，在他当都头的时候，是“正气”居于上风，一旦自己成为囚犯，于是就“匪气”上升，和张青这样的歹徒言语投机，一拍即合了。
纵观武松的一生，的确是从“十字坡”之后，逐渐走向“下坡路”的。在此之前，他豪情万丈，不但是打虎的英雄，还是为哥哥报仇而杀了嫂嫂和奸夫的义士好汉。
这不单单是武松在犯浑，实际上是施耐庵好歹不分，愣要把坏人当好人，把铁杆儿歹徒写成是英雄、好汉、义士。——这里面，并不是施耐庵分不出好坏人，而是有他不能明说的苦衷(什么苦衷？说来话长，留到“品事篇”详细分析)。简单说，他生活在元朝那个异族统治的黑暗社会，身受种种压迫，巴不得老百姓起来造反，推翻元朝的统治。而敢于起来造反的，绝不是“安善良民”，而只能依靠这种敢于杀人放火的歹徒和游民。
《水浒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卖人肉馒头的黑店。有一些点评《水浒传》的“专家”，运用阶级分析法，把这种现象解释成：因为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盘剥，老百姓活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这种说法，也是“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所误导，分明是在为歹徒开脱，无可置疑是错误的。从书中看，张青为小事儿杀了和尚，放火烧了寺院，先是拦路抢劫当强盗，后来两口子以开黑店、杀人卖人肉馒头为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种人绝对不是好人。他们开的是路边小店，杀不了达官贵人，更杀不了贪官污吏，而只能杀一些无辜的过往客商。张青和孙二娘并不是被欺压的贫苦农民，而是货真价实的歹徒，属于流氓无产阶级，对国家对社会只起破坏、祸害作用而不具有任何反抗性、革命性。他们后来参与梁山泊“大聚义”，也不是反抗官府的结果，更不是要为农民阶级谋福利、求解放，而是本身无法生存，上山避祸，加上朋友的裹胁，从单干走向集体，如此而已。——“无产阶级革命派”把这样的人引为同类，简直是为“无产阶级”抹黑，也贬低了“革命”二字。
在百姓中间，大体上可以分为“顺民”、“惰民”和“暴民”这样三大类。“顺民”就是遵守法律的“良民”，“顺民性格”是“忍”，是“逼也不反”的；“暴民”指没有公开的强盗、窃贼、恶霸，“暴民性格”则是“闯”，是“不逼也反”；“惰民”指的是厌恶劳动、好吃懒做的地痞赌棍儿二流子，他们是暴民的强大后备军。张青夫妻俩，应该属于暴民。
据新闻报道，新中国建国后的西北某地，居然还有一家离派出所不远的“黑店”，前后谋害了三十多名带有钱财的旅客，也用人肉做菜做包子，而把骸骨存放在店后的地窖里。由此可以证明，在任何一种社会中，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总是有的，但第一绝对是少数，第二这种人绝对是打击对象，而不是团结、歌颂的对象，更不是什么被压迫阶级反抗斗争的积极表现。
《水浒传》作者对“英雄”和“好汉”的定义相当偏激，似乎敢杀人的就是英雄，讲义气的就是好汉，而不问是非善恶。这是今天的青少年读者应该特别注意的。
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只有三个女头领。其中扈三娘绝对是个美女(后文她居然在自己的认旗上打出“美女扈三娘”的旗号，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也属罕见)；顾大嫂则是个身强力壮、手大脸粗的形象，绰号“母大虫”，应该就是“母老虎”，大概是个很厉害的女人；独独对于孙二娘，只说她的绰号叫“母夜叉”，对她的外貌描写，却有些模棱两可。
那么，“母夜叉”孙二娘究竟是非常漂亮，还是十分丑陋呢？咱们不妨先来看看右面这张明代木刻插图：这里画的，居然是一个“面团团”的神佛形象！
下面，再来看看“夜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夜叉，是梵文Yaksa的译音，又译“药叉”或“夜乞叉”。意译就是“能吃鬼”，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佛经中既说他是“吃人的恶鬼”，又说他是佛教中的护法小神，属于“天龙八部”之一，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八大将的任务，就是在北方毗沙门天王的率领下“维护众生界”。《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佛教中，夜叉八大将，保护众生界。在古印度神话中，夜叉是一种“半神”，其来源说法不一。据《毗湿奴往世书》所述，夜叉与罗刹同时由大梵天的脚掌中生出，双方通常相互敌对。夜叉的形象，有时被描述为美貌健壮的青年，有时又被描述为腹部下垂的侏儒。
夜叉与罗刹不同。罗刹是梵文raksasa的译音，又作罗刹娑(也有误写作罗刹婆的)、罗叉娑、罗乞察娑、阿落刹娑。意译作“可畏”、“护者”、“速疾鬼”，指吃人的恶鬼。女性的罗刹称为罗刹斯（raksasi），又作罗叉私。《慧琳意义》卷二十五中记载：“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同书卷七又说：“罗刹娑，梵语也，古云罗刹，讹也……乃暴恶鬼名也。男即极丑，女即甚姝美，并皆食啖于人。” 注意：这里特别提到“男罗刹极丑；女罗刹很漂亮”。这就是《西游记》中牛魔王的老婆罗刹女是个美女形象的依据。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指罗刹是地狱中的狱卒，相当于佛教、道教传说中的“牛头马面”，职司惩罚罪人。然而在佛典中，罗刹也被说成是守护佛法的守护神，常常参与法会。
总之，佛教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千百部佛经，大都是空话假话，根本无法验证的。佛经传入中国以后，又掺杂了道教的一些说法，在民间的传说中，夜叉和罗刹往往混为一谈，而且都是恶鬼；一般说法，男夜叉十分凶恶，而女夜叉则十分美貌。但是民间讽刺女人丑陋，往往又用“母夜叉”来形容。于是就出现矛盾了。
那么，十字坡前的孙二娘，究竟是丑陋的女人，还是美貌的女人呢？咱们来看看小说中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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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旁边，是一家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澄澄地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那妇人就站起身来迎接，——这才看见下面系一条鲜红的生绢裙子，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绿纱衫，露出里面的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儿的金纽扣。
这一段描写，只说了孙二娘的穿着服饰，没说她的相貌如何。除此之外，原著还写有一篇“赞”，金圣叹的七十回本被删除了，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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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轳轴(碌碡)般蠢坌(bèn笨)腰肢，棒锤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金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这一篇赞，活脱脱画出一个山村粗野女人的相貌、打扮和神态。她很可能从来没有学过描龙绣凤，却有几斤傻力气，跟随父亲学了些武艺，胆子贼大，不但从小敢于宰鸡宰鸭，长大以后，还敢宰猪宰牛，甚至宰人。从过往客商那里打劫了财物，也不懂得怎么打扮自己，只知道金子是值钱的，就黄澄澄地戴了一头金首饰，还打造了两只粗大的金钏儿箍在手臂上，连纽扣都用黄金制造。清早起来，出门去山涧边洗脸，再随手折几朵野花插在鬓上，打扮得不伦不类。这样的女人，难怪人家要叫她“母夜叉”了。这样的女人，也只有张青这样的男人才消受得起！这样的女人，在店堂里一坐，胆子小点儿的客人，谁敢进店？也难怪武松一看见她，就知道她是干哪一路买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