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没有互联网思维
如果碎片化传播是微分,整合传播是积分,那么导数是什么?这是笔者在中国近代数学发源地广东肇庆移动培训时问的一个开场问题。导数(Derivative)是微积分中的重要基础概念,导数是由速度变化问题和曲线的切线问题而抽象出来的数学概念,又称变化率。导数的本质是通过极限的概念对函数进行局部的线性逼近。在运动学中,物体的位移对于时间的导数就是物体的瞬时速度,对速度求导就是加速度。几何上,导数就是曲线一点切线的斜率。所以,如果碎片化传播是微分,整合传播是积分,那么导数就是变化率,就是迭代,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互联网思维,就是“互联网+”!
未来将没有互联网思维,因为互联网思维将是我们思维范式的新常态。互联网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信息处理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其“平等、开放、协作、分享”的精神,使得信息或数据在工业社会中被压抑的潜能得以爆发,转化成巨大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李克强总理的那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发创业潮,这个理念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的“互联网+”战略。
一、“互联网+”的核心是移动互联网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2013百度联盟峰会上谈及“机遇”时指出,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淘汰传统产业。李彦宏在百度联盟峰会上的演讲,其中讲到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中国互联网已经对传统产业做出了改变,未来还将做出更多更深层次的改变。二是由于中国传统产业还没有经历成熟期时就迈入了互联网时代,形成后发优势,互联网对每一个行业的改造,都将是一场革命,消费、教育、医疗、银行、房产、旅游、公共事业,所有仍存在落后机制和陈旧生产力的领域,或许在那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如此高端的“新生事物”,会在短短20年里,成为世界、社会和亿万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面对互联网+时代,李彦宏指出:“单纯连接‘人和信息’的模式不再适用,还需要连接‘人和服务’。”
腾迅的马化腾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提到移动互关网的十大关键点,其中提到移动互联网将一切人、物、钱、服务连接,移动互联网“不只是延伸,而是颠覆”,未来“互联网+”创新涌现,“+”是各种传统行业。“+通信业”是最直接的,“+媒体”已经开始颠覆,未来是“+网络游戏、零售行业”。这些互联网企业家们的观点推动了政府对“互联网+”的重视,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5月,马化腾亲自撰文的《互联网+如何带来‘弯道超车’的机会》中说:“我经常用电能来打比方。现在的互联网很像带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能。因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能力,一种新的DNA,与各行各业结合之后,能够赋予后者以新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如果我们错失互联网的使用,就像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能。”马化腾强调“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关系,不是“减去”(替代),而是“+”上。各行各业都有很深的产业基础和专业性,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不能替代。
马化腾指出:“互联网+”代表着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局部、碎片、个体的价值和活力,在“互联网+”时代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未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通过‘互联网+’实现与个体用户的‘细胞级连接’,就如同一个生命体的神经末端麻木,肢体脱节,必将面临生存挑战。”
搜狐公司董事长兼CEO张朝阳在第二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评论说:“因为互联网多对多效应,导致人们在碎片化当中获取和贡献了大量信息,使得信息的交易和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互联网像一个珊瑚礁一样,所有人都在贡献,所有人获取信息的入口都是不一样的,它是纵横的,如同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管道。大众在消费、贡献和传播,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个过程。”
所谓“互联网+”,是指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与应用,并不断释放出数据流动性的过程。在商业社会表现最突出的是手机媒体的兴盛,手机自媒体的爆发催生了O2O商业模式的出现,产生了互联网思维,移动微商的突进,使“互联网+”在互联网思维引导下实现全面落地。小米的雷军认为,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互联网+”,意思就是怎么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和互联网的思维与实体经济相结合,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增值、提效。而腾迅的马化腾则认为,“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
致力打造基于视频产业和智能终端的乐视集团(Letv),提出了“乐视模式”,即“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商业生态系统。乐视的商业模式是生产硬件,然后又尝试硬件免费,赚软件的钱,乐视CEO贾跃亭把这种商业模式称为“互联网生态模式”。乐视的互联网生态模式是一个由垂直闭环生态链和横向开放的生态圈构成的全球共享完整生态系统。贾跃亭总结生态经济有三大特征:价值重构、共享以及全球化。把它应用于经济场景,就形成了乐视生态经济的核心理念:跨界创新、破界流动,打破互联网,让跨产业交互融合;打破产业与产业边界,打破硬件与硬件的边界,打破硬件与软件、平台、内容、应用的边界。乐视生态要做的就是给用户、产业和社会源源不断的创造全新体验和更高价值。其实质是互联网思维范式下的跨行业的深度“互联网+”化,是产业互联网的深耕细作。
2015年开始,“互联网+”已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各传统行业无不将“互联网+”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互联网+”携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整个社会,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这场浪潮的实践者与见证者。
二、“+互联网”与“互联网+”的本质不同
马化腾说:“连接,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未来,‘互联网+’生态,将构建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之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体、个人、设备都连接在了一起,因此互联网已不再仅仅是虚拟经济,而是主体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经济社会的细胞都需要与互联网相连,互联网与万物共生共存,这成为大趋势。”“互联网+”就像电能一样,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到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
在2015年移动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移动事业群总裁俞永福表示,“互联网+”不是把原来的市场再切割,而是会带来巨大的增量和变量,重构供需是“互联网+”的本质。
俞永福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过去10年的互联网其实质上是在重构效率,去解决信息的透明度、解决效率的问题。但如果面向未来,“互联网+”产生的经济价值将远远高于过去十几年传统的互联网,因为它重构了经济最核心的一点—供需。
“我认为看一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关键是看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并且这种质变不在于提升效率,而是体现在供需的重构上。前者只是‘+互联网’,物理叠加,改善存量;后者才是‘互联网+’,化学反应后创造增量。”
以美国Uber为代表的分享经济,是当前最有生命力的新兴商业模式。是典型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一商业模式通过连接和聚合闲置的社会资源,提供低价优质的服务,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它其实是一种新的资源分配模式,从整合商业资源,进入到了整合社会资源的阶段。其核心应用工具是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原有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环节,从而实现效率重建。具体来说,过去我们受限于时间、地点、流程等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高成本,“+互联网”以后就能实现在线化(24小时接入)、规模化(一点接入,全球覆盖)、去渠道化(减少流通成本)。
“互联网+”则做到了真正的重构供需。因为非互联网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后,不只是改善了效率,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增量,从而建立新的流程和模式:供给端是“点石成金”,将原本的闲散资源充分利用;需求端则是“无中生有”,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使用消费场景。两者结合,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分享经济”。
滴滴、快的、Uber上演的从“出租车大战”到“专车大战”的连番大戏,以及破天荒的“补贴”模式,让用户和市场都深刻认识分享经济的好处。抛开背后的微信、支付宝大得益处的衍生效应不谈,滴滴、快的本身在竞争中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两家公司都是2012年成立的,至今年2月最终战略合并,估值已经高达150亿美元。从当前的发展结果来看,乘客得好处,司机增加收入,Uber们得到了发展,资本获得了收益。完美的多赢结果。
长江商学院研究员施德俊在文章《减法:‘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法则》中评论道:“以减闲置为核心的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成为可能,其实是互联网影响力的深化和变形: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技术障碍被极大地消除了;与分散的社会资源连接的技术障碍也已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促成更便捷的消费的交易成本日益趋近于零;分散资源的管理成本因为数字化的发展而不断下降;消费者权益和自主意识的增加。”“与用户的直接连接。直接连接是移动社交网络最为显著的特征,通过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每个人都成为了精确的网络节点,可以被快速地连接和聚合。互联网时代没有可能发展滴滴、快的这样的打车软件,因为无法连接到移动状态的乘客,也无法那么精准和简便地对接资源,促成交易。”
俞永福认为,“互联网+”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代表传统互联网创业时代的结束,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但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远远超过它终结的那部分,重构供需意味着创业第二春,再小的初心和梦想都能成为创新之源。如果连上门叫起床都能成为好生意,还有什么点子是不敢想的呢?
俞永福从效果上提出的“互联网+”与“+互联网”的区别,实际上更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还是上升到思维层面!如果仅仅把互联网当作工具使用,那就是“+互联网”,如果把互联网从思维层面来看待,那就是一整套哲学和世界观。
互联网带给人类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工具、技术层面,更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现有的结构与形态,不过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思维与理念的更新。正像牛津大学教授弗洛里迪所说:“因特网的真正转型,主要不在于交流,而在于它对人类信仰的表达,这才是真正的变革。”思维与理念最重要但也是最难改变的。
雷军也说:“今天大家可能更多地认为向互联网转型仅仅是电商化,电商确实提高了渠道效益,但更为重要的是用互联网思想来武装自己。不是把产品放在互联网上就是互联网公司,要用互联网的思维做事情。”
马云说:“面对不可阻挡的信息社会,顺应行业的大势,以互联网思维,借助先进的ICT技术,以‘Internet+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重构,成为适应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而且,这种重构是全面的、深刻的变革,并不是简单地把互联网作为工具使用。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不是一种技术,是一种思想。如果你把互联网当思想看,你自然而然会把你的组织、产品、文化都带进去,你要彻底重新思考你的公司。”
《互联网思维2.0: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作者卢彦先生认为:所以“互联网+”必须从“工具”上升到“思想”与“体系”,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不断将产品研发、用户服务等内容从线下带到线上,再从线上不断辐射扩展到线下,在此过程中完成对企业商业模式、组织变革、文化重塑到品牌营销,实现整个企业的“互联网化”重构。
最近听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都在谈互联网转型,不可谓决心不大啊!但是他们不管怎么做思想准备,可能还是低估了这次转型的难度。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互联网的核心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连接”,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和降低了成本。但是,互联网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更大的变革和深远影响来自思维方式的转变,其核心是以“全连接和零距离”来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人和人之间、企业和用户之间、商业伙伴之间,都是全连接和零距离的。全连接和零距离意味着所有依赖原有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盈利模式以及既得利益顷刻之间被灰飞烟灭。所以互联网带来的是人类从思想到行动的一次全方位的颠覆与重构。
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基因与本能。传统企业要转型,一定要把自己当成傻瓜,他说:“传统企业如何向互联网转型,如何做互联网加法?”我的答案是:“不要‘+互联网’,而要被‘互联网+’。”
当前思维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因为当前问题就是当前思维的结果。对“+互联网”与“互联网+”的认识有一个巨大的思维鸿沟,面对这个鸿沟,出现大量的“有学问的无知”和“有资本的无知”现象是正常的!跨越这个鸿沟需要“渐修”,需要“顿悟”!
一位企业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中说:“‘互联网+’没有给企政学商者们过多的时间思考与应对,迅速将人们迁徙到虚拟的新大陆,一时间可以想象谁也无法主宰和预计自身的命运,随之而来的新经济市场没有实体,更没有模式;没有先例,更没有前者,一切就像随风而过。人的思想,尤其是生活方式、生活逻辑、消费观念随互联网提速而失却行走目标,一场碎片化向渠道平台集聚的去品牌化、去中心化,速度赶上变化的商战渐行渐近。”
三、未来将没有互联网思维
当下的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基础设施”,它将彻底改变人类协作的方式,使组织逐渐瓦解、消融,而个体生命的自由价值得到充分释放。金永生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消费者主权时代,消费者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故而,以行动兑现消费者主权,全力打造顾客价值,真正实现价值共创,正在成为一批低调务实、拥抱互联网的企业的实际行动。
不难想象,基于云端制的未来企业组织将凸显小微化与柔性化趋势,与工业时代的商业运作不同,云时代商业运作的标签是:网状协同、生态化、个性化、弹性化、去中心化、分布式决策、社会化自发协同与“柔微化”。
在不远的将来,互联网与工业的融合应用空间很大,目前互联网应用多半是在营销管理、售后服务、采购(B2B,B2C)等环节,今后在制造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给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或者革命性的变化。
互联网思维应用最突出的代表人物罗振宇对正在到来的互联网时代有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工业社会的三大逻辑,就是通过“组织化”协作产生效能,“产品化”规模产生效能,“中心化”传播产生效能。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个线索,一个是“人的延伸”,一个是“跨界协作”。互联网带来的是人类连接方式的改变。互联网最大的意义在于对个体的延伸,万物有灵的时代又回来了。有了移动互联网对媒体的解构,人人皆媒体,有魅力人格的人和事,这个时代就特别容易凸显出来。所以,移动互联网时代,态度也是生产力了。
罗振宇说:“移动互联网正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巨大的机会,我把它称为‘社交红利时代’。在这个时代,谁懂得社交,懂得传播,就能够掌握商业的先机。不管雕爷、黄太吉、大象安全套最终会怎么样,但他们确实是非常懂得移动互联网社交的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市场即对话’,就是我们必须说人话。”未来的商业核心动力是社群,社群就是商业模式。
《罗辑思维》的实质是基于互联网的社群。社群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而在于影响力度有多大。工业社会在未来十年内就会全面终结,只不过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种摧毁性的力量正在地平面上崛起。未来的竞争不是同行竞争,而是跨界混搭穿越竞争。
社群的价值在于运营,一群人聚集起来之后可能是乌合之众,也可能做成大事,最重要的是干什么。罗振宇说:“你判断未来互联网的生意就看他是阻碍了连接还是促进了连接,谁阻碍连接就不得好死,谁促进连接就将拥有一切。”
马化腾说:“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但互联网将‘连接一切’;不必神化‘互联网+’,但‘互联网+’会成长为未来的新生态。”
贾跃亭断言,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有可能是全球经济“被”中国化的十年。
未来将没有互联网思维,因为互联网思维将深入我们的骨髓,无所不在!
四、为什么互联网思维在中国产生
回答为什么互联网思维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可以先思考一下为什么互联网思维不会在中国产生?西方的销售大师们认为销售的最高境界,是“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周围就是冰天雪地,为什么还会买外来的“冰”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何对我们周围熟视无睹的事物,以重新发现的眼光去创新,是一种挑战。多年来,中国企业界或商业界中的不少人都对海外的相关理论奉若神明。但冷静之余,人们会达成一种共识,即任何先进的营销理论都必须经过本土化的检验才能决定是否为我所用。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全身心投入到市场的人们开始反思他们的实践与外来理论的关系,人们回归中国传统的经典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之一。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具有自己的方法论特色,这些方法论的背后是贴近中国本土的经营管理及市场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思维的惯性以及对西方理论的仰视,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那些开创性实践经验具有理论真实价值,所以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精彩的言论,却很少有精彩的理论。由于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许多理论大师来到中国,以他们特有的角度提出让我们倍感新鲜的观点,同时也把中国的经验用西方的思维重新整理成理论,再输出到亚洲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爱斯基摩人!
同时也要看到另一方面,亚洲的“思想市场”几乎不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居伊·德·容凯尔在《亚洲需要“思想市场”》一文中惊叹道:“对于亚洲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以及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人们很少存在理论层面的好奇心。尽管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加,但无论是经济学、商业、社会政策,还是国际关系,该地区诸多事务方面最具启发性的研究,有许多都发源于其他地区,主要是西方。”
我们当然需要外来的理论,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让国人汗颜,所以爱斯基摩人买外来的“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发展既需要总结成功的思想成果,也要提出预测未来的、适应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也要去创造自己的理论。是爱斯基摩人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既要做一个开放的爱斯基摩人,又要做一个自信的爱斯基摩人。本土的理论不能妄自菲薄,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瑞士商学院教授让·皮埃尔·雷曼(Jean Pierre Lehmann)说:“亚洲智库不少,但思想不多。”居伊·德·容凯尔认为:“亚洲根本没有思想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令人瞠目,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大胆的‘执行’成就,而不是独创的发展思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生前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国家,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你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为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虽然这些评论不完全确实,但却发人深省,亚洲思想市场的最大障碍并非缺乏优秀的思想,而是对这些观点的疲弱需求。同时,亚洲人的思想缺少系统化的整理,以营销广告和传播领域为例,中国的实践是异彩纷呈的,有许多独特的方法和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相对来看,适应本土的理论仍缺少挖掘和创新,许多大量的精彩思想和观点被淹没掉了。
英国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81岁高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9月,科斯逝世。他曾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对中国经济问题提出忠告。他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强调:“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中国的实践者和思想者不能妄自菲薄。
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出现许多新的经济现象,比如粉丝经济、网红经济、社交消费、电子商务、定制化生产、平台效应、小米现象等等,整个世界的商业规律在被推倒重建,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已经在“互联网+”时代产生了新规律和新规则,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一定看得懂或者感兴趣。这就需要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们应有理论自信和自尊。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2016年美国科技杂志《连线》(WIRED)杂志,英国版四月刊发表的封面人物选择了中国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封面标题:是时候模仿中国了!(It’s time to copy China),文章作者是该刊主编大卫·罗恩,他写道:“目前小米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科技创业公司。而这靠的并不是智能手机业务,而是一种由互联网激活的生态系统:将顾客转化为“粉丝”,让他们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推广中;前谷歌安卓产品管理副总裁、现任小米的高管雨果·巴拉说:“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在未来几年中会更加容易被理解,世界将会从中国的互联网思维中学到经验。”
我们有些精英学者以美国有没有提出互联网思维为标准,得出结论说我们中国提出的所谓互联网思维是瞎扯淡,这种“贵远贱近”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有问题。虽然美国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也不能一点理论自信都没有。我们知道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其实只有中国才有,在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都没有人讲互联网思维,这是因为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移动互联网。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上网人数是美国人口总和的三倍,是欧盟总人口的近两倍。这种基数下的网络应用必定会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说雷军在小米手机的营销实践,是互联网思维在企业级层面的应用,那么乐视超级电视开启的“互联网生态”模式,则是互联网思维在跨行业级层面的应用。他们的应用维度是不同的,但方向是正确的,未来必然会产生社会层面的互联网思维全面应用。
乐视CEO贾跃亭在一次演讲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我希望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个新的模板出来。让行业看到BAT之外,还有真正的大创新,而BAT全是在复制美国的模式。” 乐视的野心不仅仅是在娱乐,从手机到汽车再到电影、体育,贾跃亭正在圈地的,是一整个新型生活方式的生态圈。
2015年12月5日,乐视CEO贾跃亭以“未来10年,中国企业将引领全球经济进入互联网生态时代”为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未来10年,全球经济将会进入一个中国企业引领的时代,而未来10年,引领全球经济往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生态创新。贾跃亭强调,时代需要呼唤颠覆性的变化,全球需要颠覆性的创新,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认为,未来10年中国的企业将会引领全球的经济进入互联网生态时代。二三十年前是日本、韩国引领时代,后来是美国引领时代,尤其是消费电子领域和互联网领域。但真正能够同时把科技、文化和互联网以及跨界环境融合在一起的国家,只有中国。也只有中国,才能在未来10年引领全球经济。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凯文·凯利在一次中国的演讲中说:“接下来20年、30年要发生的互联网化和‘互联网+’的概念绝对会颠覆、影响每一个行业。中国是互联网的未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恐怕要和硅谷等地方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