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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石三鸟之计
书名：传奇总统黎元洪 作者：韩仲义 更新时间：2019-07-24 09:12 字数：5332
黎元洪一向以谨厚、宽容著称，有人说他柔暗、怯懦，许多人叫他“黎菩萨”，但他搞起权术来既不低能，也不手软。
黎元洪自我感觉良好：革命元勋的桂冠戴牢了，大元帅的头衔保住了，副总统的名分到手了，地位越来越显赫。副总统当选后，大元帅的名分本应撤销，但他一直保留着。
欲望无止境。他身居三职，但内心十分纠结：他虽有大元帅、副总统的头衔，但全是挂名的，虽然名为大都督，但军权抓在革命党人手里。黄兴回上海后，文学社首领蒋翊武接替黄兴当了总司令，共进社首领孙武任军务部长。黎元洪不甘心，他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把军权夺过来，只有掌握军事实权，才能巩固湖北实力，与南京政府抗衡。
天遂人愿。就在他愁肠百结，惶然无计时，革命党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闹起矛盾。这样，给了黎元洪以可乘之机。
文学社原名振武学社，1908年8月诞生在湖北新军中，因为“振武”太显眼，于1911年1月30日，假文学研究之名更名为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组织，扩大规模，很快就发展了千余人。他们还出版了《大江报》，免费发放各营。文学社社长是21混成协41标3营左队正目（班长）蒋翊武。
另一革命组织共进社，1907年8月由孙武、刘公、张伯祥等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他们相继回国，来湖北投身革命。出于形势需要，1911年9月，共进社与文学社合并，并派人赴上海与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接洽，得到同盟会支持。
辛亥革命是文学社、共进社共同发起的，本应同舟共济，精诚团结；但武汉战争和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是他们以为只要推翻帝制，革命就算成功，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产生小胜即安，志得意满的情绪；二是他们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缺乏认知，对他寄以厚望。压力减小了，思想松弛了，就开始明争暗斗，争权夺势，互相拆台。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和短视行为。
早在南北和议以前，共进会负责人、军务部长孙武就对总司令一职落在文学社领导蒋翊武头上心有不甘，遂与旧军官勾结，散布蒋翊武的谣言。孙武抬出老同盟会员谭人凤、杨玉如、李作栋等人，密谋策划，以防务不力为由，免去蒋翊武总司令的职务，取消总司令称谓；改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备文请黎元洪任命。
黎元洪明知这是孙武“釜底抽薪”的把戏，心里却一阵窃喜：他们斗得越狠，我越渔翁得利。于是按成议予以任命，将蒋翊武调到都督府当顾问。蒋翊武不满，质问他，黎元洪只是希望他们斗起来，不想让他们两败俱伤，更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说：“尧卿（孙武字）把公文写好了，只是要我盖印，他说跟你说好了。”三言两语，既推卸了责任，又挑拨了他们的关系。
在大家劝解下，蒋翊武办了移交。
谭人凤不懂军事，人又刚愎自用，人缘不好。孙武利用他的弱点，四处说他的坏话，怂恿一些人反对他。他又与黎元洪密谋，撤掉谭人凤，换上黎元洪的另一心腹——参谋总长吴兆麟。黎元洪满心喜悦，一纸命令把谭人凤撤换，派他为驻上海议和代表，总司令换上吴兆麟。就这样，黎元洪轻而易举地把军权抓在自己人手中。
吴兆麟一上任就改掉“武昌防御使”名称，仍为总司令部，在黎元洪的授意下对司令部进行改组：设参谋、副官、秘书、军法4大处，其中3处是旧军人，只有一处由党人担任。同时将步、炮、马队11协编成3大防区，两个大队一个预备队，6大部门各设司令官一人，其中4个司令官是旧军人，只有2个是党人。到此为止，武汉军权基本抓在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之手。
这天，黎元洪正在看文件，孙武等几个党人闯进来。孙武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心急火燎地说：“副总统，这太不像话了，我们的代表发来电报，除汤化龙被任命陆军部秘书长外，整个南京政府再没有我们的人，连个次长也没有！”说罢，把电报拍在桌上。黎元洪拿起电报看。
孙发绪大声说：“我们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倒成全了一群草包！汤化龙算老几，不就是一个逃兵吗？这太不公平了！”武汉保卫战中，汤化龙先于黎元洪离鄂去上海，当了逃兵，遭到武汉集团唾骂。
孙发绪骂到逃官时，黎元洪心里一惊，脸涨红了，他是一个最大的逃官。孙发绪意识到说错话，也颇觉尴尬。大家对南京临时政府七嘴八舌地骂大街、放狠话掩饰过去。
黎元洪曾大言不惭地反对别人搞派性，拉山头，但他自己却一直在拉帮结派，壮大实力。宁汉龃龉，鄂人火气这么大，正好是他聚拢人气，网罗势力的大好时机。他没有说“团结”“大局”之类地打官腔，而是气愤地一拍桌子说：“欺人太甚，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尧卿，你去趟南京，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孙武说：“好，我这就去！”他想在南京政府捞到官职，所以格外积极。
黎元洪说：“讲点策略，别动不动发火。你先去找畏三，好好谋划谋划。”他说的畏三是吴兆麟，他正好在南京。
孙武去南京一无所获，不久就回来了，几个人再次聚到黎元洪室处议论。
孙武介绍说：“孙中山回国未久，对国内情况并非十分了解，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全由黄兴主导。黄兴在武汉保卫战中，对武汉党人有很深的成见，所以在人事安排上偏向上海帮……”
孙武是武昌首义功臣，试验炸弹时差点被炸死。按理说他的功劳最大，他本想在南京政府谋个官职，但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从，气不打一处来，叫骂连天，愤愤不已。
这个说，孙中山什么不了解情况，纯粹是跟他们沆瀣一气！那个说，这是有意排斥我们，他们想一统天下。另一个说，发公报声明，跟他们决裂、决裂……
孙武大声说：“同志们，静一静，听我说：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也得到驻南京代表的同意，为了与南京政府抗衡，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攥成一个拳头，组成湖北第一大党——民社！选举我们的副总统做党魁！大家说，好不好？”
爆发出雷鸣般掌呼声：“好！”“同意！”“正确！”
1912年1月16日，民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列名发起人黎元洪、孙武、吴兆麟、蓝天蔚、张振武、谭延闿、朱瑞、王正廷、吴敬恒、孙发绪、刘成禺、宁调元、汪彭年、何雯等重量级人物。民社本部设在上海，推举吴敬恒为干事长，孙发绪为临时主席，主事的是孙武，最活跃的是孙发绪，黎元洪为后盾。民社大造声势，在报纸上发表《民社规约》 《民社缘起》……
不久，在武汉成立民社支部。舆论火热，规模可观，到会者足有千余人。公推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丁立中为总干事长。从此，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有了公开的政团组织，加大了与南京集团的抗衡筹码。
民社成立后，黎元洪在幕后操纵，并不亲自出马。民社资金短缺，他一次批给活动经费5万元。武汉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刘成玖等人，本来是同盟会员，因与黄兴有隙，也倒向黎元洪一边，也成了黎元洪的亲信，成为打入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奸细”，南京的一举一动他都向黎元洪报告。从此，黎元洪自立门户、垄断湖北政权，通过民社网罗了一批失意蜕变党人，拒孙联袁，拆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台。
武昌虽为民社支部，但它是“拥袁拒孙”的大本营。孙发绪公然说：“孙文是个大骗子，他说的话都是骗人的，我们绝不跟他联合！”他吹捧黎元洪“德高望重，虽华盛顿再生无以过之。鄂中将士皆起义有功，而南京政府漠置之。”
孙武则说：“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承认袁世凯，也不承认南京！”
他所说的“败坏”，指的是吵得沸沸扬扬的南京政府“举借外债”一事。
其实，向外国借债实属无奈之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乱而无序，财政收入不佳，经费十分紧张。各军、各系索械、索粮、索饷，搞得政府焦头烂额，不得已只有举借外债支撑危局。欧美国家想施压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妥协，不向它们贷款，而心怀叵测的小日本，为了深入中国腹地，攫取丰厚利益，乘人之危，屡次贷款给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则以铁路、内河、矿山、税收做抵押换取贷款。
这个无奈之举，大大损害了政府形象，也成为立宪派、旧官僚和不满南京政府政治派别的攻击理由。尤其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政治集团更不放弃沽名钓誉，抬高自己之机，大肆攻击南京政府。说以轮船招商局做抵押借款，“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说汉冶萍抵押借款是“少数人的颟顸之为”……炫耀自己从武汉起义四个多月，大兵屯聚不下十万，军械饷糈数百十万，却因“苦心设法，力求樽节”而不曾借债。继而以上海民社出面，纠集9个政治团体发表声明，“凡助盛宣怀（经手借贷人）为虐，经手此事之人，我等经查有姓名……即与盛宣怀一同宣布死刑。”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1912年2月21日，南京政府与华俄道盛银行签订一笔150万镑、以全国税收做抵押的借款合同，引起更大反对风潮。又是湖北集团最卖力，说此案“灭绝公论，违法独断，亡清覆辙，甘踏不顾”。民社喉舌《民声日报》连篇累牍刊登文章，指名道姓攻击南京政府、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人。黎元洪赤膞上阵，跳到前台，攻击孙中山，吹噓自己……
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最受诟病者是汉冶萍公司借款案。
汉冶萍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江西萍乡煤矿组成。小日本早就对中国矿业垂涎已久，日本的三井公司借临时政府急于得到借款之机，提出与中国合办汉冶萍公司，只要答应马上可得到借款。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同意。因盛宣怀主办此事，所以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对象。
南京临时政府不得已举借外债之举，受到各省攻击，声誉大损。有鉴于此，孙中山毅然提请参议院，取消汉冶萍借款案，废止合办草约，废除俄道盛银行的借款条约。南京政府陆军部为节省经费，通电各省“截止扩军”“不准随意添设军政分府”……但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依然揪住不放，继续扩大事态。
他鼓动议员辞职，其他个别省也跟着起哄，有的辞职，有的逃会，使议会因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会。《民声日报》乘机大造舆论，说临时参议院已不能代表民意，鼓动召开国民会议，取代参议院。
黎元洪这样做是“一石三鸟”之策：打击政敌、抬高自己、讨好袁世凯。
在内部，黎元洪与孙武等人相互利用，抱得更紧，在袁世凯与南京的斗争中，以黎元洪为核心的湖北集团，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民社也成了袁世凯的“跟屁虫”。
以“谨厚”著称的黎菩萨，耍起权术来既不低能，也不手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巩固湖北实力，强固自己地位。在掌控了人权之后，下一步就是扩大军力。
就连他的心腹杜锡钧、饶汉祥都说：“古语云：当权者贵。贵在哪里？兵权！袁世凯之所以这么牛，还不是有北洋六镇撑腰壮胆吗？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军！”
此议正中黎元洪的下怀。1911年12月31日，南北谈判代表达成协议：“清军5日内退出原驻地百里以外”，汉口、汉阳的北洋军退至孝感一带。虽如此，只是“休战”并未“停战”，南北和议并未完全达成，北伐正在蓄势待发。黎元洪利用这一借口扩充鄂军，增大军权。他把目前的11个协扩编成8个镇，任命亲信军官做镇统，把鄂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杜锡钧、孙武是两根“搅屎棍”，他们又在密谋策划。杜锡钧对孙武说：“南北和议后，黎元洪身为副总统，都督一职势必易人，都督人选还不是贤弟吗？做都督必须掌握军权，现在就应该把军权从战时总司令吴兆麟手中夺过来！”
孙武听了非常高兴，二人计划：把吴兆麟划的3个防区改成3个军，将现有第三镇、第八协、机枪营、督战队等编为北伐第一军，任命吴兆麟为司令官，让他去前线跟清军作战；将湘、赣、黔、粤等省援军编成第二军，由李烈军出任司令官；将皖、桂、宁、九江等援军及鄂军第三协编成第三军，让赵恒惕当司令官；其余鄂军部队编成守备队、留守队，由大元帅直接统领。这样一来可以消去吴兆麟2/3的军权……
黎元洪耳根软，经不住蛊惑，又怕得罪孙武、杜锡钧，所以对他们的话言听计从。吴兆麟虽然不快，但做了笫一军总司令没有什么不好，而他又是黎元洪的铁杆嫡系，就答应了。
但孙、杜二人野心勃勃，又小心眼，他们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劲。杜锡钧挑唆说：“吴兆麟任此职，一旦北伐成功，他为首功，权势会更大，这都督一职还能轮到你吗？”
孙武一听有道理，于是二人进一步策划，让吴兆麟当尚未编练成的第四军司令，暂兼第一军司令。黎元洪明知他们的心思，但不能得罪他们。吴兆麟是自己人，好说话，如果他实在不满意就让他还当参谋总长。当日办了委札，连夜派人送给吴兆麟。吴兆麟果然恼火，打电话质问，面对他的质问，黎元洪无话好讲。就这样，孙武当了第一军司令，吴兆麟还当他的参谋总长。
孙、杜的搅局、争权夺势，黎元洪的朝令夕改，引起军政人员、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总监察刘公表示：大元帅身边有奸佞小人，必须“清君侧”！杜锡钧得到消息后吓跑了，可是他是黎元洪的心腹，知道黎元洪不会把他怎样，过不多久他又回来了，事情不了了之。由于黎元洪性格柔暗、怯懦，缺乏主见和大将风度，容易受人愚弄。更由于孙、杜等奸佞卑劣，把军政府内部搞得互相猜忌，矛盾重重。
袁世凯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终于逼迫清廷于1912年1月30日接受共和主张，清室退位已成定局。南北和议告成，按协议北洋军退出湖北。黎元洪在“裁军”声中继续加紧扩军：将老弱病伤、18岁以下、35岁以上、身高不足4尺6寸者一律裁汰，将湖北原有的四镇、两混成协编为六镇，将原属各地招抚使、招讨使统辖的军队编为两镇，计八镇9万人，加上副总统近卫军一协共达9.5万人。黎在镇、协军官中多数安插自己亲信。大大增加旧军官势力，削弱了革命党人的权力。
1912年3月改镇为师，下改为旅、团、营、连、排、班。各师配有炮兵、工兵、辎重兵、卫生队等。袁世凯不可能任由湖北集团肆无忌惮地壮大实力，他当选临时大总统后随即下令裁军，湖北军队只留黎元洪的亲信唐克明、蔡汉卿、王安澜三个师及两个混成旅。黎元洪白费心机，折腾半天又退回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