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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卖身投靠
书名：传奇总统黎元洪 作者：韩仲义 更新时间：2019-07-24 09:12 字数：6835
在定都、组阁的问题上，袁世凯与孙中山斗得不可开交。因宁汉龃龉、武汉党人内斗不止，革命党实力大衰。在袁世凯面前，黎元洪甘愿做附庸。
1912年2月初，南北和议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任大总统；袁世凯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廷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继位，15日，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0日再次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在“定都”问题上，袁世凯与孙中山一直较劲：袁世凱坚持定都北京，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
孙中山虽让出大总统之位，但对袁世凯仍存戒心。他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一、定都南京，二、新总统到南京就职，三、必须遵守以责任内阁为核心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良苦用心是：把袁世凯调开他多年经营的老巢，到革命势力、革命氛围较强的南京就职，以便对其有所钳制，而不致于恣意妄为。孙中山特别强调：“袁公到南京接职之日，为文解职之期。”并派出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魏宸祖、钮永健5位专使专程迎袁南下。
袁世凯一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临时约法》，一面坚持不离开北京。并要挟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释政” 。
围统着定都问题，南北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纷纷置身其中，各抒己见，一时间函电交驰，见诸报端。
在建都问题上，一直以来，黎元洪都很纠结。他的如意算盘是：建中央政府于武昌，自己也会水涨船高，以我为中心。就在袁世凯选举大总统的前一天，2月14日，黎元洪投石问路，致电袁世凯：
民国成立，万众欢呼，去帝制而进共和，化干戈而讲揖让，大功所在，国人皆称道我公不置……电示不能南来情形，仰见老谋硕画，无日不为民国前途计安全，钦佩曷已。惟心所属，众望所归，亦须别筹办法，以顺舆情。现在组织中央政府，为刻不容缓之图，而会集之区，似以汉口为适中之地……倘以为然，敬请速派北方各处代表，会同推定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员，与确定政府所在地点。俟得复电后，即由敞处电告南京临时政府……
袁世凯的复电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在汉口会议办法，窃虑缓不济急。”
两日后他又回复一电，还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自武汉起事，天下从风，共和之基于斯肇建。”
黎元洪以为袁世凯不反对在武汉建都。尤其是在出现南北僵持，双方吵得沸沸扬扬之际，黎元洪一度患得患失的心又鼓噪起来，勾起他的野心：他想在南北双方鹬蚌相争之时，来个渔翁得利。为此，他调动民社、湖北省议会、勾联友好省份发动舆论攻势，提出折中方案：建都武昌。2月24日，湖北临时议会通过“请以武昌为国都”的决议。26日在《民声日报》发表通电：
建都问题，京不宜南已成舆论。参议院附合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方为临时政府之地点，既昧大势，复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衷定制，莫若武昌……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湖北集团大造“坚决反对在南京建都，北京可以商量，以武昌最为合适”的舆论。
但是，黎元洪武昌建都的主张应者廖廖，除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少数名流外，并没有多少人响应。袁世凯也对此置之不理。相反，支持建都北京的舆论却日见兴隆。旧官僚、立宪派、失意政客，包括几个省的都督，或声明，或谈话，或通电迎合袁世凯的心理，反对建都南京的主张。直到这时，黎元洪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无法与袁世凯抗衡。
既然建都武昌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黎元洪改变了策略：同意先建都北京，加紧“开辟武汉，建筑新都，待新都告成之日，即是总统移驻之时。”
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兜售武汉，贬损南京，说武昌地处国之中心，有优越的交通、河运条件，有“九省通衢”之称，经济基础雄厚，人文气息浓郁，有沟通华北、西南、中南、华东地区之利，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并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坚持定都南京是“胶执成见”“以一时未审之谋，贻全国无穷之祸。倘使后人追原罪首，悔将何及”。威胁说，如再不放弃就会“生变”……
然而在袁世凯眼里，黎元洪这套既献媚、又讨巧的伎俩不过“小儿科”，不值得一理。他肚子里有使不完、用不尽的阴谋诡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孙中山派出的五专使上。他给孙中山发电报：“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以谅此苦衷。”
不久，他再发一电，重复后再加内容：“……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忧外患，遂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袁世凯虽不愿赴宁，但五专使2月27日到京后，他给予令国人吃惊的“国宾级”礼遇：全城遍悬五色国旗，主要路口搭起彩牌楼；打开中华门，请专使由中门而入——中华门是清代的“大清门”，平时中门关闭，只有皇帝出入时才开中门。军乐队、仪仗队盛装列队，他亲率文武百官到场迎接；在欢迎专使的宴会上，袁世凯与五专使“亲切”交谈，摆出一付愿意去南京就职的架式，并“细致地”研究南行路线，如何先到武昌，再顺流而下去南京……
2月29日晚6时，满心庆幸的五专使正在喝茶聊天，突然窗外枪声大作，随之传来喧嚣声、奔跑声、哭叫声。他们站在窗帘后向外观望，见大街上北洋军拎着细软，抬着箱子，驱赶着民众，乱马交枪地走来走去、肆无忌弹地乱放枪……五专使正在大惑不解，突然，冲进一伙暴徒，专使住所也被洗劫一空，蔡元培等仓皇逃到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仅以身幸免。
次日报纸刊出：昨日夜间，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了兵变，商民遭抢劫者4000余家，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也遭劫掠，损失白银900多万两！下半夜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土匪和部分巡警加入抢劫。兵变也蔓延到了保定和天津地区。外国驻华公使根据《辛丑条约》，纷纷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安全，北京的政局大有内忧外患，双临并至之势。
商界人士吁请袁世凯“万勿南下”，北洋将领通电全国主张“大总统在北京就职”。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方面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对这次莫名其妙的“兵变”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有人说是土匪所致。如果不是袁世凯授意的，当晚袁世凯亲信为什么未出兵阻止兵变，陆建章的执法处为什么并无干预，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又为什么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还有，既然知道是曹锟的第三镇干的，事后袁世凯为什么不追究他的失职之责？凡此种种，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尽管袁世凯做得“天衣无缝”，但仍瞒不过国人的眼睛。连黎元洪也看出端倪：他这才知道，凭一己之力绝对斗不过袁世凯，不得不收敛野心，俯首帖耳做他的附庸，一心一意支持他。
不久，他向各省发出通电，不但不再提建都武昌之事，还摆出一副“公正无私”的架势，大谈政府不立会有“国亡、兵亡、民亡、种亡”之大祸，而致祸之由则在争都。他危言耸听地断言：“于此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致亡！”
紧跟着，湖北省临时议会也通电各省：拥护建都北京。至此，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终于死心塌地站在袁世凯一边。
袁世凯一方的政治势力和强大的中外反动派，让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人难以招架，回天乏力的孙中山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到目前为止，以孙中山为首、苦争苦斗20多年的同盟会，殚精竭虑、流血牺牲的武昌革命党，他们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受益最大的人是诡计多端的袁世凯！
袁世凯就职的次日，黎元洪发出一则极尽阿谀奉迎的贺电：
得南中好音，知公于初十日受职，当此存亡呼吸之交，竞得统一车书，奠安磐石，忻慰何既。今日复由参议院代布誓词，怀保惠鲜，情词剀挚，顾瞻危局，感极涕零。我公抱开济之才，丁危疑之会，恩仇不足乱其念，祸福不足挠其志，毁誉不足动其心。错节盘根，潜旋默运，率至黄支乌弋，胥化尊亲，残山剩水，顿归巩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属也。来日方长，前功未艾，经帮道国，尽仗丕谋。洪敢率鄂中将士，为四海苍山贺。
在建都问题上湖北集团宣告失败，在组阁上想奋力一搏。
袁世凯不是吃素的，经过一番博弈，将两个重要角色都安排了他的嫡系：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皖系头子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革命党人再次失利。
但是革命党人还不死心，他们退而求其次，寄望于其他内阁成员上。党人提出应以首义有功之人出任，而拥袁派则说，应以“资望和才干”为选阁员标准。革命党人多下层军官，这种标准又把革命党排斥在外。为了讨好袁世凯，黎元洪根本不顾及革命党人的利益，他在致临时参议院的电文中提出：既然以唐绍仪为总理，“一切组织似应由唐君担负完全责任”，由唐（实则袁世凯）任选阁员。不仅如此，他还一笔抹杀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竟说什么“即以首功而论，倡议与告成，实行与暗助，南北相权孰轻孰重，此中亦骤难轩轾”。
此后，黎元洪接二连三发表通电，为袁世凯帮腔造势，挤压革命党人。他有被世人称作沉博艳丽、妙笔生花、有四六骈俪之风、颇具名气的“文胆”饶汉祥。在黎元洪的授意下，3月22，饶汉祥日发表一篇长文：东拉西扯，危言耸听，说什么“政府未立、阁员未定”会造成种种“危象” ：为外交、军政、财政、民政、教育造成 “五哭”；结合前不久为“政府未立”可能造成“四亡”的通电——这“四亡五哭”之电名噪一时，广为传颂，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
在组阁问题上袁世凯以胜利而告终，内阁中的外交、内务、财政、交通、海军、陆军等部部长，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把持；在党人力争下，才把司法、农林、工商、教育等部长之职给了党人。
3月30日内阁正式组成，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黄兴以南京留守的名义，暂留南京处理善后事宜。到此为止，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成果悉数落在诡计多端的袁世凯之手！
怯懦、软弱、无所作为的人，常常是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人。纵观黎元洪在革命大潮中的表现，他就是这样的人。黎元洪卖身投靠袁世凯，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
1．经过一次次的较量，黎元洪深知自己不是袁世凯的对手。慑于他的权威压力，自己只能甘拜下风。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投靠他；
2．革命党人不尊重他，不把他当自己人，视他为傀儡。他们飞扬跋扈，居功自傲，各自为政，明争暗斗。这让黎元洪感到四顾苍茫，无依为靠，内心十分孤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革命党人把他逼到袁世凯的一边；
3．袁世凯在“讨好”黎元洪的同时，拿出巨款贿赂饶汉祥、孙发绪，让他们向黎元洪吹“耳边风”，误导他；
4．随后发生的“群英会事变”是黎元洪决心投袁的关键……
对黎元洪苦心孤诣的拥赞之功，袁世凯给予“赏赐”：4月13日任命他为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在任命陆军总长时，是段祺瑞还是黄兴，南北双方争执不下，立宪派调停的结果，本来将陆军总长头衔给段祺瑞，参谋总长许给黄兴。在这中情况，袁世凯却将此职给了黎元洪。他的本意，一是感谢黎元洪的拥戴之功，二是防止革命党人执掌兵权。可谓用心良苦！
人人都知道“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句极普通的话，但古往今来被“斗则两伤”为害的悲剧却屡见不鲜。宁汉革命党人之所以输得这么惨，皆与派系争雄、宁汉龃龉有关。而黎元洪自以为可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实际上不仅没有得到“利”，而且输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集团优势，沦为无拳无勇、依附于人的从属地位。试想，如果宁汉团结一心，武汉内部同心同德，共同对付袁世凯，那将是什么局面呢？
可悲的是，黎元洪和革命党人，并没有从失利中幡然醒悟，吸取应有的教训，还在争，还在斗，并且矛盾愈演愈烈。
就在这时，武昌又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群英会事变”！
这天，黎元洪正坐在沙发上冥思苦想，愁这些烂事。刘文吉、姚永祥神色慌张地走进来。没等问，刘文吉急不可待地说：“副总统，我打听到了，他们确实要闹事！”
接二连三的不如意，已让黎元洪麻木不仁。他淡淡地问：“消息可靠吗？”
刘文吉说：“千真万确，是他们核心内部透露的。”
姚永祥说：“我也证实了。”
前文说过，湖北革命党主要有两大团体：以孙武、张振武为首的共进会；以蔣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在起义前夕，由于共同对敌的需要，他们联合起来。然而一旦取得小胜，矛盾就显现出来，而且越演越烈。更由于黎元洪、立宪派及旧派势力的介入，使局面更加复杂化。
湖北军政府从矛盾深化到分裂，两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黎元洪，一是孙武。面对越发深化的矛盾，黎元洪不是悉心调和，平息纷争，共同对外，而是乐见其成，火中取栗。
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初，共进会占绝对优势：各部正、副部长，正、副处长，参议等人数高达7成，而文学社只占1成，其他职位由旧军人、立宪派分享。最具实权的军务部正、副部长是共进会员孙武、张振武把持。由此，孙武的权力欲愈发膨胀，作风日渐专横，排挤文学社，排斥与他有隙的同道，竭力靠近黎元洪以自重。这自然引起文学社员、部分共进会员及中下层官兵的不满。起初对孙武言听计从的黎元洪，也转而利用大家对他的不满从中挑拨。比如下级对人事任命、政务处理不满时，他会说“这是尧卿（孙武）的意思”。
久之，终于酿成一场以“倒孙”为目标的事变！
在革命起义的准备阶段，一个叫黄申芗的人曾广泛组织会党，并在军中发起“种族研究会”，联络其他革命团体，很快发展到五六百人。后来这个组织加入孙武的共进会。孙武对黄申芗很器重，以孙中山的名义委任他为“大都校”（共进会将大都督以下军阶分3等9级，大都校为第4级）。武昌起义时他被任命标统，后又委以近卫军协统。但他对此任命并不满意，而且孙武对他态度变得很傲慢，盛气凌人，动辄训斥辱骂。这引起了黄申芗极大愤怒，扬言要“杀了孙武！”
武昌起义前夕，还有一个反清小团体，是以向海潜为首的“群英会”，也加入了孙武的共进会。黄、向二人是湖北老乡，关系十分密切，因为黄申芗的事情，向海潜也对孙武不满，二人在“倒孙”中一拍即合，提出的口号是“改良政治，驱黎倒孙，改组湖北军政府。”因怕目标太大，难以如愿，所以缩小成“只倒孙，不倒黎”。
参加倒孙事变的人员很复杂：有文学社，文学社领导的华血会，以四川反鄂的31标教导团、起义老兵组成的义勇团、将校团、学生军等。这些人怀着不同目的：有的出于对孙武不满，有的对黎、孙结党营私不满，有的对不被重用不满，有的唯恐天下不乱，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文学社的机关报《民心报》成了联络地点，群英会成了领导机关。
刘文吉叙述完经过后说：“大总统，快拿主意吧，晚了怕来不及了！”
姚永祥风声鹤唳地说：“是啊，他们说不针对您，可一乱起来不保险哪！还是告诉孙武部长早做防备吧。”
黎元洪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不，不要告诉孙武，任由发展，一切佯作不知。告诉兆麟调动军队暗中保护，只要不伤害我们就听任之，不要介入。还有，就说我外出视察，不在武昌。”
刘、姚二人了解其意，相视而笑。
其实事变发生前，孙武就发现苗头不对，曾以军务部长名义发表公告，警告说：“近月以来流言风起，争权力、挟意气、怀疑诈、树党援，第二次革命之风潮几于昌言不讳……”要部下提高警惕。但这些人已经积怨成仇，未能平息。
1912年2月27日，向海潜对空鸣枪发布信号。以黄申芗为总司令的“倒孙”团体一齐出动，刹那间，武昌城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发动武装爆乱，驱逐孙武及其亲信。近卫军统领高尚志、4镇统制邓玉麟等均在被驱逐之列。他们带着“群英会”徽章，手执横幅，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安民”等字样，高呼“打倒孙武”“打倒独夫民贼”等口号。邓玉麟、高尚志得到消息，事先逃避。群英会本来宣布只诛杀孙武一人，但因各怀异向，忿心不一，一时间局面失控，秩序大乱，军政机关悉数被破坏，乱兵乘机大肆劫掠。民愤极大的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遭乱兵杀害，蔡济民遭绑架，后经黎元洪保释。
孙武乘乱逃到汉口，躲进英租界。黄申芗率众抄了孙武的家，监押了他的家眷，查抄出大量金银珠宝，箱笼细软堆积如山。他斥孙武为“民贼”，重金悬赏孙武人头……
孙武曾一度联络邓玉麟，准备带兵弹压，但落魄的邓玉麟已无兵可调。后经汉口富商士绅出面调停，提出变兵各回营地、不再滋扰、商业复市、拥护黎都督等条件。孙武被迫发表辞职声明了事。
这场事变，事前黎元洪已有耳闻，但他没有制止，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斗到两败俱伤之后他才出面收拾残局。
孙武不是“拥黎自重”的黎元洪的“知己”吗？孙武涉险他为什么漠然视之？原来黎元洪有他的考虑。
因为随着权势的一天天增大，孙武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越来越飞扬跋扈，专权独擅，盛气凌人，从拥黎自重到挟黎自重，再到广布党羽，妄图取黎以自代，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黎元洪每见孙武都是既恨又怕，如芒在背。他乐于借群英会之手除掉这个祸害。事态平息后，对挑头闹事的黄申芗，黎元洪没有太为难他，仅以“破坏秩序”罪名当众申斥了事。不久，又以5000元资助费送他出国。
通过这一事件，黎元洪更加意冷心灰，诚惶诚恐，对党人更不信任，更铁心借助袁世凯，排除异己，强固权势，打造自己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