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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弄巧成拙
书名：传奇总统黎元洪 作者：韩仲义 更新时间：2019-07-24 09:12 字数：5294
“群英会事变”后，黎元洪借机排除异己、巩固地位，既讨好北方，又取悦南方，精心打造第三势力。张振武又在酝酿“倒黎”，这一次黎元洪动了杀机……
“群英会事变”让黎元洪吸取了“军人乱政”的教训，深知掌握军权的重要。事变平息后，他借机对武汉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张振武、蒋翊武均被免职，改任有名无实的顾问，旧军官曾广大当了部长。与孙武关系密切的第4镇统制邓玉麟也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黎元洪的亲信蔡汉卿。其他与孙武接近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摒弃，换上黎元洪的亲信旧官僚。过去的军务部有军官任免权，就成为拉帮结伙、贪污行贿、培植个人势力的温床；现在他把军务部降格为军务司，取消军官任免权，成为一个办事机关。
此外，教育部长苏成章、副部长查光佛，内务部长杨时杰，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等革命党人也被撤职，换成黎元洪的部下、亲信。另一重要措施是撤销总监察改为监察处，没过多久又下令改为监察院。同时大大缩小规模，孙武的党羽、有异心的几百个党人被裁汰。军务部、监察部是党人限制黎元洪权力的两大机关，是黎元洪的“紧箍咒”，现在摘掉紧箍咒的他一身轻松。
革命党的势力大大削弱，黎元洪独揽了湖北军政大权，地位更加巩固。
这次事变，加剧了党人之间的矛盾。共进会、文学社的矛盾变成了仇恨，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团体。群英会发动的初衷，没有把“驱孙”与“驱黎”统一起来。把驱孙行动单纯地视为“党派之争”，是个人之间的冲突。没有看到黎元洪的背后作用。
事变之后，黎元洪更加自信。南方有孙中山的同盟会，北方有袁世凯的北洋派，他极力顾盼自雄，打造和强固第三势力。他的策略是：排除异己，整顿吏制，巩固阵脚以外，还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跟北、南双方搞好关系。
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后暂居上海，他还是革命党人的领袖，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各省纷纷电请孙中山到各省视察，孙中山也乐于到各地宣传三民主义。黎元洪也不甘落后，抢先以副总统、湖北都督的身份邀请孙先生访问武汉。出于对首义军民的尊敬，孙先生欣然前往。
1912年4月9日，孙先生抵达汉口，改乘黎元洪派出的“湖鹗号”鱼雷艇，在众多迎接人员陪同下到达武昌。这天，武汉三镇张灯结彩，鼓乐喧阗，万人空巷欢迎这位伟人。黎元洪率文武百官恭迎门前，脱帽致敬。当晚，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黎元洪致辞，赞誉孙先生功比尧舜、功成身退。孙先生推崇黎元洪是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二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感。并畅谈民国建设要义及社会变革之策。
次日，黎元洪陪孙中山凭吊了首义之区、发难之地及战场。黎元洪还主持了湖北军政各界欢迎大会，席间孙中山发表热情洋溢、有关“三民主义”、建国理政的演讲。之后，孙中山的随行人员、原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也发表讲话，对武昌首义、黎元洪的号召之功大加赞扬。
孙中山的访问，国内各大报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大大增加了黎元洪的政治资本。
立宪派是反对革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辛亥革命胜利后，清廷退位，宣告其政治主张破产。立宪派的政治威信大跌，甚感颜面无光。为了东山再起，他们积极活动 ，企图与反对同盟会的派别结好，发展壮大势力。
在袁世凯、黎元洪之间，立宪派更倾向黎元洪。黎元洪为官清廉、性情忠厚，在官兵中素有威望，有很强的号召力；武昌是首义之地，黎元洪又有“首义伟人”桂冠。他任党魁，将来执握政权名正言顺，追随者必多，该党必然会兴旺发达。
出于这一动机，立宪派的统一党、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孙武创办的民社，于5月9日在上海合并成共和党。在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以635高票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等当选理事，汤化龙、刘成禹等54人当选为干事，总部设在北京。该党规定9条政纲，主旨为“保持全国统一，实行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植国家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
黎元洪当选后便给共和党总部及合组共和党的5团体发电，希望本党同人“排荡横流，发挥宏愿，监督政府，导正国民……坚持宗旨，共襄政纲”。
凡此，都是拥护袁世凯，对抗同盟会的心机。共和党成为参议院中与同盟会对抗的主力。
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黎元洪悟出在政治舞台上，政党是可资利用的有力工具。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尽心竭力地经营。他告诫党的干部要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对时局要持稳健态度，对政府要忠诚，不要反对。
黎元洪很会迎合人心。临时政府迁移北京后，虽名义上南北统一，但从未给国家带来安定。仍有不少省份在攻城略地，招兵买马，大肆杀戮，扩大势力。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而黎元洪宅心仁厚，与其他军阀不一样，他先后发表“三危”“四亡”“五哭”等电文、文章，痛斥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他又在民国元年的四五月间，发表倡议“军民分治”的长电，畅谈军人柄政造成的“十害”：
一害：荧惑政策，瞀乱方略；二害：把持贤路，接挽私人；三害：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四害：恣财赎武，暴敛横征；五害：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六害：奸淫劫掠，蹂躏地方；七害：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八害：拥兵自重，易生反侧；九害：争域夺地，内讧不止；十害：割据一方，形同藩镇。
他认为当今军界，既无道德，又无视法律，更无责任心。要想避免“十害”，必须实行“军民分治”，他表示：“元洪不才，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
黎元洪提出的“十害”切中要害，颇有见地。联系到清朝的绿营兵，袁世凯的北洋军，以及各省形形色色的军队，哪个不是鱼肉百姓，祸国殃民，倒行逆施？老百姓有俚语云：“有枪便是王，有奶便是娘”，是其真实写照。如真能实行军民分治，对军阀专制是一种钳制。
诚然，此举有其个人心机。在此口号下他不仅取消军务部，也取消了军政府，改都督府为民政府，通过两改基本淘汰摈除了革命党人，换上“富有政治经验”的旧官僚。改任旧官僚刘清源为民政长（省长）……
黎元洪的改革伤害众多革命党人，自然引起他们的反对。带头反对者是张振武。
武昌起义军中有名冠天下的“三武”：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张振武，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在群英会事变中，三个人都被免职，其中张振武最是不满，反抗最甚。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加入共进会，成为负责人之一。为武昌起义的重要领袖之一，对创立政权、成立军政府、发展巩固革命形势起到一定作用。对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他坚决反对，对首鼠两端、不置一策的黎元洪主张杀掉，“以振革命之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他公开鼓吹要再度革命，大声疾呼“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张振武与孙武不同，孙武对黎元洪吹嘘拍马，阿谀奉迎；张振武对黎元洪却十分藐视，很不礼貌。他组织几十名卫队，一律配以短枪，出入随侍，骄横傲慢。进出都督府都形影不离，随身保护。对黎元洪的办公室推门就进，从来无须通报。一次，门卫阻拦，他竟挥手打了门卫一记耳光。更为严重的是他竟当众骂黎元洪：“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能有今天？”基于此种原因，黎元洪对张振武既恨又怕。
在南北和议之初，张振武携银40万两赴沪购置军火。他走不多久，孙武等蓄意挑拨，说他所购武器质次价高，贪污自肥。黎元洪信以为真，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他回来。一怒之下，张振武把一半武器送给民军。张振武回鄂后，不但不低头认错，反而击桌怒斥黎元洪：“你个临阵脱逃的家伙，也配查我的账？”说罢拂袖而去。对于这个桀骜不驯的人，黎元洪当然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天，他含着泪对饶永祥说：“瑟僧啊，他太欺负我了，我受不了了！我不是小鸡肚肠的人，但我对他实在受够了，受够了！你看看这个……”，说着，把一封信递给饶汉祥。
饶汉祥接过信一看，是张振武写给黎元洪的。开头直呼其名，内容是对调动武昌警视厅长、党人顾庆云表示不满，明目张胆地斥责黎元洪：“视约法如弁髦，弃公理如敝屣”，公然表示“以同患难，共生死之意揆之，免死狗烹，鸟尽弓藏，振武对于起义同志，不能不稍尽维持之责！”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挑战！嚣张气焰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黎元洪咬牙切齿地说：“我要除掉他！”张振武的咄咄逼人之势，终于逼得黎元洪动了杀机。
饶汉祥说：“这也是我的想法。可是，要想除掉他并非易事。第一，他是首义功臣，声名远播，轻易除掉一个功臣会惹出风波；第二，张振武在军中党羽甚多，颇具影响力，群英会后虽然解除了他副部长之职，但他还掌控着将校补充团和军务司护卫队。要想解散这两支武装，会投鼠忌器。”
“就没办法了？他们正在酝酿三次革命，这是要全面夺权哪！”
“有办法。既然除不掉他，就想法挤走他。我们向袁世凯举荐张振武为东北边防使，给他个甜头调走他。”
“袁世凯肯帮忙？”
“这个忙他一定会帮的。袁世凯虽然安坐北京，贵为民国大总统，但同盟会、革命党是他的心腹大患，武昌革命党做强做大，对他同样是个威胁。为了共同利益，他会支持我们的。您忘了，他曾给您致电：‘略谓党人中如有嚣张之徒，能对付则对付之。否则可开列名单，由我邀其来京处理。’袁世凯如除不掉他，我们可以买通我们的人，在他乘坐的列车上制造事故，炸死他狗日的！我明天就去北京，找陈宧帮忙说服袁世凯。”
“好，你去吧。告诉袁大头，只要他肯帮忙，我自有重酬。”
陈宧(1860—1943)，原名陈仪，字养钿，号二护，湖北安陆人。晚清拔贡，湖北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四川、东北任军事要职。赴欧洲考察后，任清乡督办。陈宧名满海内，与吴禄贞、蓝天蔚并称“湖北三杰”。辛亥首义成功后，因系湖北同乡，受聘于黎元洪幕府。1912年4月被袁授以中华民国参谋本部次长。参谋总长黎元洪想继续做“湖北王”，便委托陈宧代行总长之职。陈宧成为袁、黎之间的牵线人。
饶汉祥去北京后，先见陈宧，二人策划一番之后，在陈宧的陪同下，饶汉祥去见袁世凯。他把张振武的跋扈、危害，以及黎元洪的想法向袁世凯叙说一遍，陈宧也在一旁帮腔。袁世凯知道这是一股祸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绝不允许张振武带着革命军驻扎在自己的后方，最后总算答应。
不久，他把张振武邀到北京，委以总统府顾问。张振武明白他们的意思，表示不同意。一计不成。袁世凯又委以蒙古屯垦使。听到这些张振武非常生气，便给袁世凯留下一封信又回到湖北。
看来黎元洪白费了心机。
张振武回鄂后气焰更嚣张，在汉口竖起“屯垦事物所”的牌子，每月索要经费几千元，准备筹组一镇官兵开赴蒙古垦边。这一举动把黎元洪吓坏了：好不容易把这个瘟神骗走，他又杀了回马枪，还要筹兵索饷，显然是心怀叵测！
陈宧曾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同时他也对袁世凯灌输。袁世凯终于下了决心：帮黎元洪除掉政敌。期间，他的军事顾问秘密来鄂，饶汉祥也几次秘密去京活动，酝酿杀张振武的计划。
袁世凯这样做还有更深层考虑：黎元洪在湖北经营多年，拥兵8镇，举足轻重，不可小觑。他在政治上倾向自己，但还没真正投靠。当今中国有北洋派、同盟会、湖北帮三股势力，谁拥有其中两股，谁就是胜利者。同盟会也在拉拢黎元洪，1912年4月孙中山访鄂就极力与黎元洪套近乎。现在不帮他，有可能把他推到同盟会一边。现在帮他既可取悦黎元洪，又打击了同盟会，可谓一箭双雕。
为除掉张振武，黎元洪与袁世凯设计了一出“调和矛盾”的假戏。袁世凯派出刘成禹、郑万瞻两个总统府顾问去武汉，专门调解张振武与黎元洪的矛盾。他二人不明底理，到武汉后四处奔走，十分热心，反复与双方见面，征询他们意见。张振武虽然张牙舞爪，固执颟顸，但胸无城府，思想十分单纯。刘、郑二人一次次动情晓理，苦口婆心，终于说通张振武，同意与黎元洪举行“见面会”。会上黎元洪做了检讨、道歉。接着，又举行“和解宴”。在刘、郑努力下，张振武终于消除芥蒂，与黎元洪和解。
假戏落幕后，8月8日，袁世凯电邀张振武进京，“策划”屯垦戍边事宜。张振武还在犹豫，黎元洪力劝“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并答应他带着将校团，赠路费4000元。一直蒙在鼓里的刘成禹、郑万瞻等人也力劝。连哄带骗，张振武才同意进京。
8月8日，张振武带着亲信、侍从十余人赴京，在京鄂省要人纷纷约见、宴请，鼓励他在屯恳戍边上干出一番大事业。张振武不仅上书袁世凯，提出筹边计划，而且还宴请在京鄂人，消除党见，精诚团结，并拟定《调和党见政见书》。对大祸临头毫无所察。
黎元洪觉得时机成熟，8月13日，给袁世凯发去密电，大肆罗织张振武罪名：“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鼓惑军心，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煽动二次革命……”，要求将张振武“就地正法，其随行的方维系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袁世凯接电后，召集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密商。袁世凯担心处决张振武招致鄂省党人骚乱，电询黎元洪是否做好准备？黎元洪一面回电确认，一面派饶汉祥等赴京，告知袁世凯这边一切准备好，不会生变，要求尽快行刑。15日，袁世凯下了行刑令。
当晚，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朋友。宴会结束后，他乘车返回旅馆，中途遭到了北洋军拦劫，张振武、方维同时被捕。二人押解到军政执法处。张振武大声质问具“屠夫”之称的陆建章：“我犯什么法？为什么逮捕我！”陆建章将黎元洪的密电和袁世凯的批捕令拿给张振武看。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袁、黎相勾结的阴谋！他大声疾呼：“阴谋、刽子手，看你们能横行几时！”
凌晨1时，张、方二人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