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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菩萨”变“屠夫”
书名：传奇总统黎元洪 作者：韩仲义 更新时间：2019-07-24 09:12 字数：6479
黎元洪耍小聪明，把诱杀罪责引到袁世凯头上。但袁世凯略施小计，就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一夜之间，以“忠厚长者”著称的“黎菩萨”，成了千夫所指的“黎屠夫”。
张、方被处决的第一时间，饶汉祥拍来电报，黎元洪去了一块心病，全身轻松。他几乎一夜未眠，不停地跟危文绣说呀说，设计未来蓝图，盘算清党计划，袁世凯帮了他，怎样投桃报李，盘算着与北洋派、同盟会的关系……一向内向的黎元洪像变了一个人，一夜之间说了一年的话。危文绣又提出她出去工作的问题，他爽快地答应：“行，行，只要我老婆高兴。明天我跟兆麟说，让你做机要秘书。”
次日，他早早地去上班，一扫心中阴霾，到处一片阳光。上午10时，吴兆麟一反常态破门而入，神色惊悚地高喊：“大哥呀，我们上了袁世凯的当了！”说着，把一张报纸拍在黎元洪的面前。他抓过报纸一看，在报纸头版头条全文登着黎元洪给袁世凯的密电、袁世凯处决张振武的军令，以及杀害张振武的详细经过！黎元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边击桌边歇斯底里地惊呼：“袁世凯，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
袁世凯在军令中说：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容忍，何以慰烈士之灵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
奸诈的袁世凯，把杀害张振武的责任，全部都推给黎元洪，自己只是“不得已”“遵照办理”。既打击了黎元洪日益飙升的人气，又挑拨了黎元洪与革命党的关系。袁世凯懂得，黎元洪对自己只是政治上的依附，而非思想上的融合，他们始终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同样不愿意宿敌黎元洪做强做大。
张、方案一公布，果然引起全国震惊：一再标榜的民主共和国家，无任何法律程序，仅凭一纸电文就致一位革命元勋于死地，怎能不令人愤慨与发指！就连与张振武、方维积怨很深的孙武也致电黎元洪：“夫事不见于南而见于北，振武则死非其地。将与之和，偏与之离，武何堪会逢其时？且未昭信谳，轻置法典，何以执天下之口，适足寒士之心？”
诱杀风波又一次在湖北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
张振武被捕那天夜晚，时功玖、冯嗣鸿立刻赶到共和党总部通报，随后与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等人赶到军政执法处。但赶到时，张、方已于凌晨1时被处决。早8时，他们又跑到总统府，袁世凯亲自接见他们。袁世凯推脱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想必已经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来电办理的。”
随后，袁世凯还宣布以大将军规格典葬张振武，并赐赙仪3000元。
刘成禺、张伯烈等是民社派参议员。张振武不仅与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组建军政府，而且同组民社，共同加入共和党。现在，张振武无端被杀，他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慨。而且，刘成禺、郑万瞻刚刚赴武汉调解张、黎之间的矛盾；想不到时隔不久张振武就被杀。张振武本不愿进京，是刘、郑等人力劝他才去的。所以，他们无形中做了黎元洪的杀人帮凶，背上“卖友求荣”的骂名！其愤恨可想而知。
1912年8月18日，以张伯烈为首的20名参议员提出“质问案”：对黎元洪在密电中罗列的张振武罪名一一进行驳斥，谴责袁世凯、黎元洪“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行为。次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时，刘成禺慷慨陈词：“观政府杀人之手续，只等余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以不幸而睹此！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
演说中说到激愤时，他们不禁泪涕交流。当场有人愤而提出弹劾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有人提出弹劾黎元洪！说他“以此空话可以杀张振武，将来即可以此空话杀百姓！”
一时间函电交驰，人神共愤，黎元洪成了千夫所指的杀人恶魔。搞得他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过去他不怎么看报，现在，每天都战战兢兢盯着报纸，成了他的“催命符”。
8月18日，同盟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赫然登出《讨杀张振武者》的文章：揭露“黎假袁以杀人，袁假黎以示威。张振武之死于非法，黎元洪主其谋，袁世凯其正凶也……妖氛敝天，中原无宁日，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加刃于吾身耶！”“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爱国健儿，其速起，速起！”文章公然号召述诸武力。
同盟会领袖黄兴，两次电诘袁世凯，要他“明白宣布，以解群疑”。并以同盟会名义宣布，将“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动摇民国，人神共愤”的黎元洪，革去同盟会协理，开除出同盟会！
黎元洪本意是耍小聪明，借袁世凯之刀杀掉政敌，自己不必担屠夫之名。孰料，袁世凯棋高一着，在宣布张、方罪状时，一字不漏的将黎元洪的密电公之于众。每想及此，黎元洪是既恨且怕，惊出一身身冷汗：这人太阴险，太狡猾了！袁世凯的用意很明显：我帮你杀掉政敌，又公布你的密电，不仅陷你于不义，还让党人恨你 ，断了你联合党人的退路，你孤立无援时必将依附于我……
为摆脱尴尬局面，黎元洪的智囊团搜索枯肠忙着“灭火”。黎元洪于8月17日、19日、21日，三次发表通电，阐述杀张振武理由，竭力为自己开脱。他为了求得與论同情，摆出一付“挥泪斩马谡”的架式，先是开列张振武15条罪状，继而又解释为什么假袁之手杀武的苦衷。说什么“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慈肠百结……但当为全国奠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 之后，又假惺惺做了一番自责，拿出“退避贤路”的一套。
最后，不忘给自己“忠厚长者”涂脂抹粉：保证对张振武家属优待抚恤，“瞻其母，养其子，使成立”。专门派人将张振武灵柩从北京运回湖北，他还要亲往祭奠，开追悼会……
22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副总统、参谋总长、湖北都督等职。
当然，这一切都是黎元洪在演戏。他不仅不打算辞职，而且大力巩固他在湖北的地位。张、方被处决前后，他对可能引起的政潮和乱局有所准备，乘机将将校团、由张振武统辖的军务司卫队及屯垦事务所强行解散。针对部分军人可能发动兵变，他加强了防范措施：大街上广布军警、巡逻队，向各机关、军营广布眼线、特务，夜晚实行戒严，对邮局、电报局、港口、码头派军人盯守，对来往电文、信件做严格检查……
黎元洪的“辞职”电一发出，便有以“湖北全体士民”名义发出的“痛责参议院并请坚留黎公”的电文。两日后，湖北旅以上军官发出梗电，对前者参议院发出的“质问书”一一批驳，坚称黎元洪“以共和党之魁杀共和党员，是公而忘私”。
此后，湖北教育总会、地方议会、湖北保安社、商会等组织发表通电，口径都是斥责北京参议院，挽留黎元洪。
24日，湖北军界再次发布口气强硬的通电，电文不仅痛斥刘成禹等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亵渎副总统尊严；而且还无中生有地说：“张、方之诛系吾鄂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鄂军暂行刑令第57条，全体议决宣布死刑，电请大总统正法……于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皆无关也……如贵议员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24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
通电披坚执锐，充满杀机。为给黎元洪开脱，竟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头上。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切都是黎元洪及其智囊团精心安排、授意的。他还要再演一次双簧。25日，他给袁世凯发电：“昨日军界通电，措辞激烈，元洪往阻无及，索稿未获，深为惶歉。自请失察为罪。”
袁世凯心知肚明，黎元洪压根就不是真心辞职，只是做做样子。而且，袁世凯也不打算让他辞职。因为黎元洪已经深陷危机，彻底得罪了同盟会，只有死心塌地投靠他。为对付比他更难搞的同盟会，袁世凯需要他的帮助。于是，袁世凯也装模作样回了一封挽留电：“前接个电，中有退避贤路伫待严谴等语。鄂中军民商学各界，闻此消息，奔走骇汗，哀乞挽留之电不绝于京师。则鄂中人民之心意，不问可知……鄂省为中原脊膂之要枢，稍有动摇，恐全国人心闻而解体。不独鄂中父老惶惑万状也。务乞勿再宣言，俾安众志。”
黎元洪接电后一阵窃喜，大大松了一口气，似乎一切烟消云散，平安大吉。他还想维护自己的“仁厚”形象，于是又上演了一出“孔明祭周瑜”的把戏：下令拨款2000元作为张振武移灵花费，饬令军务司每月发给张家抚恤金30元。张振武的灵柩抵鄂后派人迎接，他亲莅抱冰堂主持追悼会……
不管他怎么修饰，都难以回到 “忠厚长者”形象，剩下的只有卖身投靠袁世凯了。
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地区的新闻业盛极一时，一时间报馆生出十几家。其中言论最激烈、最不避锋芒者是《大江报》。该报是党人于1910年创办的，起义前就因宣扬革命，主笔詹大悲、副主笔何海鸣被清政府监禁，武昌起义后被放出。他们恢复了《大江报》的出版，一直跟黎元洪唱反调，经常发表指斥他的文章。《大江报》成为党人的喉舌。这次杀武政潮，《大江报》更是揪住袁、黎不放。黎元洪早就对它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恰逢这时，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到武汉进行所谓“社会主义”宣传，《大江报》不仅全文刊登他的讲话，还配发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社论。这给黎元洪下手之机：他以“破坏共和、危害民国、妖言惑众”之名查封《大江报》，逮捕何海鸣、凌大同。他们幸被军队中党人相救逃亡上海。然而没过多久，凌大同返鄂，参加反黎暴动，被黎元洪杀害。
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同样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它又是群英会风波中的秘密机关。黎元洪对它同样记恨。《大江报》被查封后，文学社党人在《民心报》上登出《哀大江报》的文章，其中有“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元洪大为恼火，立即下令把作者蔡寄鸥捉到都府，要让他解释“竖子”什么意思？经蒋翊武等人力保他才得以免罪，但《民心报》却被勒令停刊。
除以上两份报刊外，《震旦民报》也成黎元洪的眼中钉、肉中刺。该报原为孙武出资创办。初时是拥黎的，但从孙武、张振武与其交恶，尤其张振武被害后，由同盟会接办，成为反袁、反黎的喉舌。每天刊载大量声讨袁、黎的言论。什么“床下英雄”“逃跑将军”就是那时出笼的。尤其马野马、蔡寄鸥以纪实手法、半文半白写的两篇讽刺小说《床下英雄传》《新空城计传奇》在该报上连载后，发行量大增，争相传阅，波及全国，影响极大。成为黎元洪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但因《震旦民报》在汉口英租界，一时鞭长莫及。黎元洪网罗该报罪名，通缉该报主编蔡寄鸥等人，要求英领事引渡。蔡寄鸥被迫逃亡江西。《震旦民报》被迫关闭。
黎元洪的倒行逆施，彻底摘去他忠厚长者的光环，使党人看清他的真实面目。对起义之初推举他为大都督追悔莫及。但革命党人并未屈服，反黎活动仍在进行。《民立报》挺身而出，赫然刊出《首义一年来之湖北政局》一文：
黎氏本一武夫，而忠厚坦白人共信之。起义之初，同人举为都督，一则利用其军中之夙望，一则因黎忠厚长者，可与为善，故如起义时之推诿，起义后用人之反复，汉阳失守后之奔窜，同人均能曲谅之。乃数日以来，其举动之横暴，竟至出人意外，报章所述，骇人听闻。……同人初以共和责任托付黎氏，乃竟为政治上发生莫大障碍，此初心万不能料及者。当此纪念之日，堂堂正座之民国大勋位、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部长上将黎元洪，固俨然共和之敌……
这篇檄文毫不客气，把黎元洪的老底都揭了出来。各地反黎之声日益高涨。被通缉的何海鸣在报上公开鼓吹军事反黎：“军人乘拥护共和之决心，以恢复固有之名誉，破除宵小之奸谋，使中华民国赖鄂军以成立，仍赖鄂军而巩固者，唯鄂军人能之。”
在上海的党人顾斌、罗子达等人潜往湖北，设立机关，以“振武会”的名义从事反黎活动。他们串联驻在城外南湖的马队二标官兵，提出“仇杀民贼”口号，宣扬“袁、黎不死，不能享受共和之幸福”，拟于武昌首义纪念日发动起义。不料，其举动被黎元洪的密探探知，当夜黎元洪派出军警将顾、罗二人抓获杀害。马队二标官兵闻讯抢先发动，当他们向都督府进袭时，遭到事先埋伏的第4师师长蔡汉卿部队镇压，造成几百名起义官兵伤亡。一些不曾卷进起义的马队官兵也惨遭杀戮，总计千余人之多！其中主要是文学社成员。这时的“黎菩萨”，真成了名副其实的“黎屠夫”了！
当部下报告叛乱平息，击毙叛兵千余人时，黎元洪心中五味杂陈。一面庆幸，一面又觉杀人太多，有损自己宽厚仁慈的形象。他一直生活在“两面人”的矛盾之中……
武汉人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中迎来首义周年纪念日。
黎元洪的老师严复曾这样评价他：“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外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这一年来，对于黎元洪来说，是酸甜苦辣咸、忧思悲恐惊，发生太多大事，太多感慨！许多事来得突然，去得兀突，让他猝不及想，猝不及防。按理说，他一个落魄小官，一步步升为协统，他已经很满足了，谁知一夜之间升为都督，继而爬上参谋总长、副总统高位，位尊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就连袁世凯都敬他三分。可他面对武汉局势，越来越感到危机四伏。这次周年纪念他不愿搞，可又不得不搞，正想用这个机会，挽救越来越失落的形象。
早在离纪念日还有一个月时，他就紧锣密鼓地在做准备。他给袁世凯及各省发电：“去年武昌起义之日……义旗一挥，民国肇建。回念义士阵亡，宜开周年大会，追悼前徽，特表纪念，如荷赞同，即请速派代表来鄂，共挥热泪……统希10月10日以前咸集武昌。”
南湖马队举义虽被镇压，但黎元洪依然忧心忡忡。他探听到消息：党人计划在纪念日那天再次起义，为死难同仁报仇。假如党人计划成功，他会在来宾和民众面前大丢脸面，无地自容。
为确保纪念会万无一失，黎元洪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精心部署。他下令严禁军人入党结社，已加入者必须退出；如有军人集会结社，一经查出严惩不贷，并追究所在长官失查之责；对拉帮结派，引诱胁迫军人入党者，一律就地正法。他设立稽查处，广布暗探、特务，侦缉党人动向。同时，在武汉城内广布巡警，晚9时到次晨6时为戒严时间。都督府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工作人员出入都督府的证章一日一换。来拜见者必须在二门外解除武装。各军营设政治教官，不断对士兵进行拥袁拥黎思想教育……
10月10日上午，纪念会在武昌万寿宫举行。大门外红灯高悬，彩旗飘扬，红绿标语四处张贴。表面看一片祥和，实际上杀机四伏。大街上多了许多便衣军警，会场四周上下密藏重兵。对与会者严格检查、搜身，严防杀手混入。北京、各省代表几百人，外国领事及各界代表近千人，还有数量可观的武昌群众。不过群众中有不少化装成老百姓的暗探、特务，随时观察会场动向……
为防止事故发生，黎元洪和他的亲信煞费苦心。
大会开始后，袁世凯特使宣读大总统令：授予孙中山、黎元洪嘉禾勋章，由特使给黎元洪佩带。黎元洪身着戎装，胸佩勋章发表演讲。他的讲话冗长，长达两万多字，称颂死难烈士缔造共和之功：“……识时之士，兴言改革，历经燕、豫、皖、滇、桂、粤等处，凡十六次举义不就，而于去秋假手于武昌……同志将士才数百人……乃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猝然而发大乱之端，以敌水陆六军之众……旬月之间全国响应，五十日而战争息，四月而帝制终，乃有中华民国立宪政体发生世界……”
黎元洪突出武昌作用，竭力抹杀同盟会的功绩。
同袁世凯一样，他也大谈政局之险象环生，把罪责归咎于“党争”“内讧”：“国体尚未公认，内政尚未统一，法律尚未完备，党争日烈，旧习未除，边衅繁生，信用未著，仍然急私利而忘公忠，逞意气而昧时势……”
演说中，黎元洪仍不忘向袁世凯歌功颂德：“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转亁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诸壮士同心戮力，暨各友邦维持调护之赐。”这里，他将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的功绩完全抹杀。
首义纪念日在诚惶诚恐中度过，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但纪念会没有给他增加多少亮色。《民立报》评论首义一年来湖北时局说，黎元洪令人大失人望，他俨如共和之敌，乱机之日没有已时，首义同志廖落殆尽；政治迄未改良，依然昏暗，用人黑白颠倒，人民生命财产的保全成了空花幻影……
不管怎么说，纪念会总算平安度过。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黎元洪刚刚放下的心，又沉重纠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