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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一错再错
书名：传奇总统黎元洪 作者：韩仲义 更新时间：2019-07-24 09:12 字数：5429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引起国人的一致反对。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悍然发兵。开始，黎元洪暗助袁世凯，后来，干脆扯掉伪装，直接出兵助袁。引起国人一片非议。
从国民党刻意接近黎元洪时，他就提心吊胆，担心袁世凯忌恨、报复。为了让袁世凯放心，从章太炎来鄂时起，他就接连给袁世凯、给议会发电报，把国民党和他接触的细节，原原本本告诉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他，决无二心。给议会发电，表示国家“非袁即乱”，要他们“助袁以固国基”“力助袁总统”。又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指责国民党的举动“既谬且愚”，表示支持袁总统。
国民党讨好黎元洪，袁世凯也在拉拢他。主要是黎元洪掌握着几万军队，有较好的民意基础，武汉地处要冲，一旦北洋军进攻国民党控制的江西、安徽、湖南等省，不仅需要假道武汉地区，还需要武汉这个可靠的军事基地，否则几乎难以成功。为使黎元洪死心塌地为自己所用，他一次拨给黎元洪100万元“经费”。
对此，黎元洪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再次致电输诚，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对于黎元洪的卑躬屈膝，袁世凯不知是真情流露，还是虚情假意，回电称：“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
到此为止，袁世凯对黎元洪放心了，开始进行北军南下，做镇压国民党的军事准备。黎元洪紧随其后，心甘情愿做袁世凯的帮凶。通电调停的口气变了味，从“劝告”讨袁派变成责骂讨袁派：“假政党之名义，图利己之私衷，以破坏为宗旨，以运动军队为至计……”
有了黎元洪的配合，袁世凯打内战的底气更足了，发动内战的步伐加快了。1912年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不到半个月，驻扎在武汉三镇的北洋军多达二三万人。武汉周围的军事要隘，几乎都被北洋军占领。此外，孝感、德安、蕲州、黄州、新堤、宜昌、襄阳、郧阳等市、县成为北洋军的天下。这些军队有不少是去年火烧汉口十里长街的兵，老百姓既恨且怕，纷纷逃避他乡。
袁世凯此举明显有“鸠占鹊穴”的意味，也有监视黎元洪的动机。有的幕僚劝黎元洪别引狼入室，别太相信袁世凯，都被黎元洪严辞喝斥，放任北洋军。不仅地盘让北洋军侵占，就连汉阳兵工厂也无偿为北洋军造枪、造炮、造子弹，源源不断装备北洋军。黎元洪完全彻底卖身投靠了袁世凯！
国民党的实力在湘、赣、皖、粤四省。四省都督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柏文蔚都是国民党要员。前不久，他们曾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借款，措辞激烈，火药味十足。尤其是赣督李烈钧态度最为坚决。枪打出头鸟，因此袁世凯把李烈钧作为首要打击目标。
5月中旬，北洋军李纯的第6师，部署在兴国、蕲春、田家镇一带，与江西军队隔江对峙。黎元洪一面为李纯出谋划策，告诉他从哪里进攻，在哪里据守，哪里是江西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又劝李烈钧“洁身引退，举贤自代，和平解决”。黎、袁一起用金钱、官位收买李烈钧的部下。这些人得了好处，纷纷转向，开始对李烈钧阳奉阴违，对袁、黎暗通款曲。在内外压力下，李烈钧只好面对现实，后退一步，将扼制长江的炮营撤离，派代表赴武昌磋商议和。黎元洪对李烈钧提出服从中央、实行军民分治、九江镇守使由北京政府任命等3项条件，限10天之内答复。李烈钧愤而拒绝了这种霸王条款。
袁世凯一怒之下，下令罢免李烈钧都督之职，由黎元洪兼领赣督，被他收买的议员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几天后，胡汉民、柏文蔚也相继被免职，分别委以西藏筹边使、陕西宣抚使——两个有名无实的差使。
由于北洋军大军压境，江西人心惶惶。黎元洪向江西省议会和欧阳武保证，鄂军不入赣境一步。但是，袁世凯一是想彻底将江西置于自己麾下，二是想让黎元洪卷得更深，他鼓动早已投靠自己的江西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以捏造湖口一带有党人活动，在士兵中进行鼓惑为由，请求袁世凯电商副总统，就近派军队及兵轮来浔镇慑。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密电后，果然自食其言，电令李纯的北洋军及鄂军进攻九江。
欧阳武感到受了黎元洪的愚弄，急电他兑现“不进入赣地”的诺言。黎元洪先以“事机危急，情不得已”，保证如“查无匪情，即行调回鄂境原防，决不久留赣境”。
北洋军南下赣境是袁世凯的预谋，岂是黎元洪所能左右的，袁世凯对黎元洪的保证置之不理，命令北洋军继续进军，先锋部队一举推进到沙河一线，与赣军前沿阵地仅有一步之遥，大战一触即发。
袁世凯步步进逼，迫使国民党背水一战。李烈钧赴上海与孙中山、黄兴协商后回到湖口，与林虎部在要塞鸣枪示警，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发布讨袁檄文。江西省议会推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民国史上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战争打响后，黎元洪不再遮遮掩掩，彻底扯下了“调停”的假面具，实实在在做了袁世凯的帮凶。战争初起时，湖南都督谭延闿，赣、鄂籍议员，要求黎元洪再行调解，劝两方停战议和。但黎元洪已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称“赣省为民国之地，李军（李纯北洋军）为民国之军，揆诸军事统一之义，原无不合”。“此次赣事乃中央与叛党事势之争，非寻常主客冲突之比”。他骂讨袁军是“乱党”“神人共愤，天地所不容”。中央征剿叛党是“大局所关，绝非鄂、赣相争”。他说“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
在接见上海英文报《大陆报》记者时，黎元洪大骂孙中山、黄兴是“乱党”，是此二人“激成叛乱者”，说他们对革命“无丝毫之功”。
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不仅在口头上，在军事上同样竭尽全力。江西宣布独立后，黎元洪派黎天才率鄂军到江西助战。为防止讨袁军在兴国、通山等地北上，他派石星川率第1混成旅驻扎兴国拦路阻截。派胡延佐率第4师第2混成旅驻扎通山，与石星川、黎天才相互策应。湖北成了北洋军攻南的军事基地。不仅如此，北洋军的粮秣供应都取自湖北粮台。北洋军途经武汉时，黎元洪或亲履或派要员去车站迎送，每每送上不菲的犒赏，并由武昌出资，雇用商船将北洋军运抵前线……
湖南都督谭延闿本系立宪派，虽列名国民党，但不想与袁世凯决裂，不想宣布独立。但国民党逼迫至甚，他穷于应付，曾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他暗中派人求教于黎元洪。黎元洪为他出谋划策：“阳为附和，徐图敉平”，敷衍搪塞党人要求。两个月后，谭延闿才在党人压力下宣布湖南独立，表面上进行讨袁部署，但暗中却勾结黎元洪，以讨袁名义将党人控制的军队调出省城，守长沙的军队换上自己的亲信将领，以控制省会长沙。
为促使谭延闿倒戈，黎元洪派伍祯祥率鄂军开抵岳州、电召广西派兵进驻全州，对湖南形成夹击之势，向湖南施压，逼谭取消独立，尽快倒向袁世凯一边。在黎元洪的出谋划策、纵横捭阖下，仅独立不到20天的湖南，又宣布取消独立。
黎元洪唯恐谭延闿对党人心慈手软，下不去狠手，他又密电谭延闿，对唐蟒等党人“不惜情面而即行捕拿……籍明心迹，免贻口实”。但谭延闿不愿把事做绝，断了自己的后路，他睁一眼，闭一眼，使大部党人逃脱了袁世凯的捕杀。
由于有黎元洪的帮助，有武汉的地利之便，加上国民党心志不一，组织涣散，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再度逃亡海外，国民党的地盘大部丧失。北洋派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带，势力空前膨胀。黎元洪助袁有功，得到袁世凯奖赏：授予他一等文虎章一枚。袁世凯在电报中盛赞他：“赖公威德，宏总上游，砥柱东南，功同再造”。袁世凯又亲书“民国柱石”匾额，派专人送往武昌，在武昌举行了隆重授匾仪式。这一隆重场面刊登在国内外大报上。黎元洪又一次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大感飘飘然……
黎元洪不遗余力帮助袁世凯，但他忽略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当时中国有三股势力：北洋派、国民党、武昌集团，三足鼎立，互相制约。如果武昌集团与国民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祸国殃民的北洋派，袁世凯将无以立足，起码不会为所欲为。现在国民党败了，再无力与北洋派抗争，袁世凯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狡诈多疑的袁世凯，会将黎元洪视为肘腋之患，把他变成一具“泥菩萨”。早晚要除去他这个隐患，只是用什么方法、时间早晚的问题。
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黎元洪的助纣为虐，激起湖北党人及国人的极大愤懑。业已平息的湖北倒黎活动抬起头来，他们与反袁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早在宋案发生不久，老同盟会员田桐携带黄兴致武汉党人季雨霖等人的一封亲笔信来到武昌，信中说：“遁初（宋教仁字）惨遭狙击，经具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重新努力。”
季雨霖遂召集骨干分子秘密集会，传阅黄兴信件，说明严峻的革命形势。党人摩拳擦掌，对袁、黎等人十分愤恨。有人提出刻不容缓，应该即刻发动，将黎囚禁起来；有人主张充分准备，严密组织，且莫打草惊蛇；还有人提出，驻在都督府附近的团，团长李季升是季雨霖部下，官兵多系首义时打响第一枪的同志，可以用他们首先发动；熊炳坤则提出采取宴会方式，联络反袁倒黎同志，传达我们的计划。最终，大家同意了熊炳坤的意见。
此次密会之后，季、田等人选择适当时机和理由，按计划请团级以上，宪兵司令部营级以上军官及政界人士50多人赴宴，进行联络，达成共识。会后，经大家协商，决定建立秘密组织——改进团，其宗旨是改革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推举季雨霖为团长，田桐为秘书长，委任了相应负责人，设立了秘密机关。改进团以联谊、叙旧、交友等方式联络部队中党人，吸纳中、下级军官，扩大组织规模，宣传袁、黎罪行及变节分子的可耻。其他不少党派人士，也加入反袁倒黎行列。
自从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一直风声鹤唳，提心吊胆。他知道他的助袁之举，遭到不少人忌恨。当他听到改进团的风声后，更加杯弓蛇影，惶恐不安。他一面将黎天才师速调城内，加强城内防务；一面不惜引狼入室，电请袁世凯“饬李纯派兵一团到汉，以资镇慑”。在街衢小巷中充斥着拥黎的军警宪特暗探，大肆搜捕“不法分子”。
4月3日，改进团的重要成员、负责改进团秘密机关的中校军官容景芳，其活动迹象被暗探侦破，黎元洪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碧秀里机关，将容景芳等人抓获。在刑讯逼供下，容景芳供出改进团的计划以及季雨霖、熊炳坤、曾尚武等人。黎元洪立刻下令戒严，大肆抓捕党人，对季、熊、田、曾等发出通缉令。
他吸取以往的教训，首先在舆论上占尽先机，在通缉电、布告中，首先罗列他们的“罪名”：诸如组织乱党，蛊惑人心，密谋起事，妄图推翻政府，限10日内投案自首。说什么“如系虚诬，尚当为之昭雪，并可酌量情节，请复原官”。在武汉城内到处张贴他们的通缉令。赏金高达5万、10万。所幸的是，他们闻讯逃往上海而免遭毒手。
对他们的通缉电发布后，黎元洪遭到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质问：“自张（振武）方（维）案发生后，全国人心浮动，险象环生……而舆论纷纭，至今未息。”指斥黎元洪“轻听人言，误伤士类”，以查办土匪罪名加罪于季、熊等人。严正要求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并通告海内外，承认自己是误听人言。
黎元洪最忌讳别人提起令他威信扫地的张、方案，接电后火冒三丈，立刻回电严厉驳斥。并言10日后组织军事法庭公审，“俾国人晓然于本案事理之是非。”
10天后，黎元洪组织军法处对季、曾、熊的缺席审判。对同时被捕的容景芳、王子英、王神斧、营心源四人判以绞刑，连变节分子王神斧也未能幸免。
就在此4人即将行刑时，黎元洪收到赣、湘、皖、粤4省国民党都督李烈钧、谭延闿、柏文蔚、胡汉民发布通电，抗议杀戮首义志士。黎元洪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以“待抓到季、熊之后同时正法”为由，下令暂缓执行。直到1916年袁世凯下台后，他们才被释放。
改进团的机关破获后，黎元洪以缉拿改进团为名，再次对党人大开杀戒。军警密布，昼夜巡逻，据《时报》《民立报》等记载，黎元洪公开处决、密秘处决者不下几百名，“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一大流血场”，被杀者十有八九是军政学各界知名人士。
改进团的反黎斗争虽遭镇压，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并未被吓倒、杀绝，他们依然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原湖北都督府参谋陈必先，因不满袁、黎的倒行逆施，主动退伍，在武昌汉阳门广福坊开了一家中华旅社，以经营为掩护，实为“公民讨贼团”秘密机关。同当年首义志士一样，他们在试制炸弹时不慎爆炸，被特务探知，他掩护党人逃脱，自己慷慨就俘。虽百般受刑，至死不屈，革命组织得以保全，他本人慷慨就义。
黎元洪的大开杀戒，使湖北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与袁、黎的斗争白热化。为配合改进团的斗争，黄兴指示逃亡上海的熊炳坤、季雨霖、王宪章、杨玉鹏、王华国等人潜回湖北，与已在武昌的蔡济民、詹大悲等人会合，密谋起义。他们以《民国日报》社及汉口国民党交通部为总部机关进行号召。此次举事是国民党与改进团携手进行，定于6月25日以点火为号。不料，一个叫文仲达的国民党人被捕后变节，透露了起义细节。黎元洪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民国日报》社及多处起义机关，搜出电文、文告、名册等相关材料，大批党人遭逮捕。使起义无法如期进行。
詹大悲等人不屈不挠，决定孤注一掷。当晚，多处点火，强行起事，但少有人响应。只有季雨霖的旧部，驻扎在潜江、天门一带的章裕昆31团2营响应。但因势单力孤，很快被击溃。章裕昆只身逃走。党人无法在武昌立足，詹大悲等逃到武汉日租界。从上海赴往武昌的宁调元、熊越山二人见起义失败，急忙赶回上海向黄兴汇报，但中途被巡警捕获。黎元洪赶尽杀绝，与日租界当局交涉，要求引渡这批党人。鉴于无法在日租界藏身，蔡济民、季雨霖、熊炳坤、詹大悲等人乘日轮逃往上海。蒋翊武、杨玉鹏等逃往湖南……
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改进团举事相继失败，黎元洪再次拘捕党人，大开杀戒，先后有2000多革命党人死在黎的屠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