夤夜,蔡锷突访。他要回云南举起反袁义旗。黎元洪全力支持。4个月后,果然旗开得胜,鼓舞全国,几省相继独立。最终,袁世凯众叛亲离,一命呜呼。
袁世凯自导自演、伪造民意、倒行逆施的复辟帝制,激起国人及有识之士的冲天怒火,反袁烈火在全国燃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然二次革命失败,但一直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不断派人回国,策动军事讨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曾是袁世凯的追随者,一是因为对他搞帝制不满,二是看出他终将垮台,最终也走向反袁之路。1915年9月,梁启超在《京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痛批,举起反袁大旗。
即便是袁世凯昔日的亲信、知己,也多众叛亲离。诸如他的发小、把兄弟徐世昌,起家的“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有的辞职,有的“撂挑子”。复辟帝制一公布,达到“无人不切齿,无人不反对”的地步!
面对风雨飘摇、乱象环生的危殆局面,黎元洪心急如焚。过去他有武装,有追随者,可以振臂一呼,集合不少志士仁人,现在两手空空。过去金戈铁马,能征善战的将领,一个个被袁世凯解除了兵权,被圈在“将军俱乐部”,空有将军头衔,却没有一兵一卒,只能是干着急,有劲使不上啊。
这天深夜,一个神秘人物突然出现在黎元洪面前,他吓坏了,以为是刺客。但定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蔡锷!他以为在做梦、是幻觉。武昌革命时期他到过武昌,跟黎元洪策划过云南起义、独立、援鄂等问题,两个人非常熟络。
黎元洪冲上去,抓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松坡呀,你可来了,想不到啊!你怎么进来的,没人盯梢吗?”
蔡锷笑道:“我的总统,您忘了我是谁啦,一道矮墙能挡住我吗?”
黎开怀大笑道:“哈哈,你是民国英雄,大英雄,当然挡不住你!有了你们这些精英,民国有救了!”说着,热泪盈眶。接着问,“哎,你说话声音沙哑,怎么,病了吗?”
蔡锷喝口水,说:“唉,咽喉炎症,老毛病了,时好时坏。没事儿,谈咱们的。”
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府人。幼年家贫,凭着刻苦自励,考中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两度求学日本,先学商务,后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云南后任协统,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总司令、云南都督,带头宣布独立。是一位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的军事天才!
他夤夜来访,是想了解黎元洪对反袁的真实想法。二人落座后,进行了促膝长谈。
蔡锷问:“副总统对当前局势有何见教?”
黎元洪叹道:“松坡啊,许久已来,我昼夜忧思,无以安枕。悲观、失望、气恼!我可以不惜身家性命坚决抵制,但手无寸铁,充其量只能敲敲边鼓,难有作为呀!”
“卑职不这么看,由于您的抵制,为国人竖起一面旗帜。他们会想,连您这样开明谨厚、德高望重的人都反对帝制,那它一定是不好的。”
“唉,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做过错事,走过错路,看错过人。想起来痛心疾首啊!”
“您不用自责,谁也不是神仙。当务之急是怎么办?”
“他有军队,有政权,还有一些无耻的既得利益者,单凭喊喊口号,写写文章是撼不动他的,必须用这个……”他晃晃拳头。
蔡锷身子向前凑凑,小声说:“太好了,您与卑职想到一起去了。不瞒您说,前者卑职见过梁任公(启超)先生,他跟您见解相同。我们商定,由梁任公先生等负责舆论造势,公开反对帝制;锷深自韬晦,勿为所忌,密图匡复,暗中积极策划反袁。卑职写了一封17页的长信,寄给远在美国的克强(黄兴)先生,备述国内反袁情况。先生回信说,武装倒袁时机已经成熟,他在美国积极筹款、筹械,并派其大公子赴日联络同道,组成广泛的反袁阵线。他还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山先生,一封寄给正在日本的张孝准,嘱他与锷联系,协助锷离京,赴滇组织护国军讨袁问题。锷这就转道去云南。”
黎元洪一拍大腿说:“好啊,如此一来民国有救了!你可以打着我的旗号,多多联络同人,定成此事。”他介绍了几个忠实部下可资蔡锷联络。
“好,有您支持卑职信心更足了!”
“不过,他们监视甚严,你如何脱身?”
“卑职以赴日治病为名,绕道赴滇,已经运作好了。少则1个月,多则40天,必有佳音!”
黎元洪说:“你等等……”说着站起来,走出去。不一会儿,拿着他那柄指挥过千军万马、铸有他名字的“大元帅刀”走进来,“这把刀你拿着,用它除奸杀敌,号令部众。”
蔡锷激动不已,双手接过,说:“有您老鼎力相助,卑职更是信心满满,您静候佳音吧!”
该说的说了,墙上自鸣钟敲了两响。黎元洪想留蔡锷过夜,明天再走。但蔡锷说白天人多眼杂,不好脱身。说完后,便拱手告辞,消失在夜色里。
黎元洪日思夜想,度日如年。想着袁世凯胜了怎么样?护国军胜了怎么样?想到自己的安危,自己的未来。从瀛台被囚,百无聊赖,他皈依了佛门,早晚诵经,十分执着。自从蔡锷走后,他拜佛的次数更勤了。
果然,40天后的1916年元旦,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炸响: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发布袁世凯背叛民国、僭行帝制等19大罪状,发布讨袁檄文,组成讨袁护国军,出师讨袁,奏响护国战争最强音!
云南的壮举对袁世凯犹如晴天霹雳,他连忙调兵遣将,派出3万多北洋军赴云南镇压。护国军兵力虽弱,但意志坚强,万众一心,广大百姓箪食壶浆,真心帮助。北洋军广大官兵对袁世凯的做法大多不满。蔡锷率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川北展开激战,开始北洋军获得小胜,护国军稍事休整后举兵再战,结果北洋军全线溃败,不少人投了护国军。
护国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反袁士气,很快在全国掀起反袁高潮。1月16日,继贵州独立后,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相继宣布独立。原来对帝制表示支持、观望的西方国家,看到袁世凯的帝制众叛亲离,毫无希望,纷纷转变态度,甚至采取敌视政策。给袁世凯以致命一击。
更令袁世凯想不到的是,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跟他闹别扭。帝制一开始,他们就表现冷淡:段祺瑞借口有病隐居西山,消极抵制;冯国璋在南京不仅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而且还暗中联络各省同道,准备给袁世凯施压取消帝制。政府中其他人也纷纷挂冠辞职,不愿为袁氏政权做殉葬品。在四面楚歌的局面下,袁世凯先是宣布暂缓“登基”,最后不得不灰溜溜放弃帝制。
虽然放弃帝制,但他不甘心交权,想像当年“总统变皇帝”那样,召开立法院会议,先辞去帝位,再由立法院吁请他“皇帝变总统”。
但是,立法院已不是当年的立法院,人也不是当年的心气。人们洞悉了他的奸诈,看出他行将入木的结局,他这一套不灵了。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几个“老友”周旋。但他伤害他们太深了,没人愿意帮他。这天,他腆着老脸把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召到中南海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宣布取消帝制案,废除“洪宪”年号,由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以黎、徐、段的名义致电护国军,提出停战议和。如护国军方面同意,在新内阁中,可以给蔡锷及进步党头面人物一定位置。
次日,袁世凯正式发表申令,宣布撤销帝制案。他把一切罪责推到帝制“吹鼓手”身上,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并且还威胁国民“今承认之案业已取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同时,以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护国军,要求与护国军政府停战议和。
袁世凯“皇帝变总统”的把戏被人看穿,护国军坚持要他退位。在声明中说:“他已背叛了民国,他的总统资格早已丧失。”这份申令发布不久,帮袁世凯做过许多坏事的唐绍仪致电给他,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弟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
眼前摆着一个棘手问题:袁世凯下台后,由谁来接任总统?以蔡锷为总统,似嫌他资历尚浅;以孙中山为总统,进步党不赞成;以北洋派段祺瑞或冯国璋为总统,又怕出现“袁世凯第二”。梁启超提出,根据《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因事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继任。黎元洪是通过正式选举当选的,晋升大位名正言顺;而且他在世人眼中人气较高,举他为总统,易为各方接受,还可平息各派纷争;表明护国军之兴,是为维护国体而起,并非争权夺势。还有一点,黎元洪大胆抵制帝制,国人对此心知肚明,赞赏有加。他认为黎元洪是不二人选。
梁启超的提议得到与会多数的赞同。
1916年2月上旬,护国军领导之一的唐继尧给在上海的梁启超写信说:“按照约法,将举黄陂(黎元洪)为总统及组织中央政府,大概情形先行发表。”他的信刊登在国内、日本各大报上。3月初,梁启超应邀赴广西,先到香港与李根源、杨永泰等人联系,商议元首问题。一致决议推举黎元洪为总统。之后,他乘日本客轮转赴海防,在船上起草了《军政府宣言》、致黎元洪电文。
4月18日,唐继尧等人以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表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12月13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资格当然消灭。”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外界这些消息相继传到黎元洪那边,他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欣喜。自从发生护国反袁的壮举后,袁世凯对黎府的监视更严了。他最担心的是:怕黎元洪像蔡锷那样偷偷跑出北京,投到护国军一边。所以,他命步军统领江朝宗加强警戒,不许黎元洪走出大门半步!江朝宗抽掉一个军警小队几十人,加上原来的卫队连,多达100多人,把黎宅团团围住,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为了解除袁世凯的疑惑,黎元洪发通电拒绝响应护国军的拥戴,表示护国军如强迫他做总统,他将“远适异国”或“遁迹荒岛”。他想起,当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也把他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但那时没有性命之忧,现在不同以往,袁世凯随时可能要他的命。他这样做是无奈之举。
他也想过逃脱办法。他的亲信秘书汪彭年、邓玉麟等人出面,通过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井上一叶,与日、美大使馆联系,策划了一个易装出逃的方案:黎宅与秘书刘钟秀住宅仅有一墙之隔,他们想把墙壁掏空,让黎元洪易装进入刘宅,装作刘钟秀有急症须送医院,由日本人井上一叶开救护车直赴东交民巷,再乘美国换防回国的汽车去天津,然后乘轮船去美国。不料,计划泄露,东厂胡同周围突增大量军警,这个计划也就此落空……
盯着总统大位的大有其人,其中最活跃的是冯国璋。他对袁世凯当皇帝心怀不满,也曾暗中消极抵制过。他不甘心做袁世凯的工具,想利用全国反袁之机取而代之。他积极联络反袁势力。早在3月他就密电江西都督李纯、山东都督靳云鹏、湖南都督汤乡铭、浙江都督朱瑞,建议他们联名发一份迫使袁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的通电。当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他发电“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即此尊重名义,推证治权”。公开劝袁辞去大总统,给他腾地方。紧接着,他又连发两电,提出8项主张。他的笫1条就是总统问题:
……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已失去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既欲拥护共和,而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令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而任事,方可弥补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大总统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生,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等建设。
冯国璋的中心意思是否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资格,把时间和机会留给自已。袁世凯对冯国璋的小算盘了如指掌,但是这份电报倒给了他喘息之机。他想,只要给我时间,我就能把事情摆平,到那时再慢慢收拾你冯国璋。因此发电表示赞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知道冯国璋的图谋,他们想,“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一系,好处总比便宜外人好。也一致表示支持冯国璋的冬电:“冬电悉,公所主张,与法律事实,俱能兼顾,卓谋远见,极表赞同。请即由尊处通电各省一致拥护,以解难局,至此企祷。”
徐、段电文拟好后,派人送给黎元洪签名以联名发表。黎元洪没看到这封电文,不知何意,不敢签。于是派人找来冯国璋的冬电,一看方知他的用意,于是拒绝签字。
次日,段祺瑞派亲信徐树铮来给黎元洪施压。徐树铮可不是省油灯,一向以强硬著称,敢说、敢做、敢为,人人都怕他,背后骂他疯狗。他一次比一次严厉,语言一次比一次粗鲁。但黎元洪就是不签。
1916年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军务院以全国政权的名义,向国内外郑重宣布:根据1913年9月国会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的规定,军务院宣布奉黎元洪为大总统,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否认袁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合法性。同时致电黎,宣布护国军“恭承我公为中华民国合法之大总统,业于本日庄严宣布。三军欢虞,万姓歌舞,除将宣言书昭告天下外,谨专电呈明。”
军务院成立时,还专电外国公使、领事使团:“黎大总统因“仍陷敌地……应候黎大总统脱离袁贼暴力范围时,其言论乃为有效……大总统未能躬亲职务时,一切国际交涉由军务院抚军长代表。”并要求各国公使保障黎元洪的生命安全及人身自由。
护国军的竭力拥戴,北洋派的步步进逼,搞得黎元洪焦头烂额。袁世凯知道黎元洪的利用价值,还不想杀他,还想要他南北调和。所以保持对他采取恩威并举的两手。他知道张国淦跟黎元洪关系好,指示国务院提升他当教育总长。在张国淦入阁后,每见他的面,袁世凯都要询问黎元洪的生活起居,身体如何,说几句好话。
这天,张国淦又参加国务会议,会议结束后,袁世凯特意把他留下,客气地让座敬茶。片刻之后,他终于说:“仲嘉老弟呀,我们都是宋卿的朋友,闹到今天的地步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你去告诉他,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我会下台的,总统职务我让给他。副总统人极厚道,只是经验不够,从明天起,他可以来国府上班,看看文件,批批电文,跟我共商大计。多历练历练,对他以后担当大任会有帮助。你明天就去。”
张国淦不明白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忐忑不安。他是个思维缜密、聪明睿智的人,立刻想到,“我们都是宋卿朋友”,是警告他别跟黎元洪走得太近;“总统让给他”,不过一句空头支票,告诉他安分守己,别痴心妄想;“明天来上班”,是便于察言观色,就近监视。他这才恍然大悟,这是警告我别跟黎元洪走得太近啊……
张国淦说:“总统啊,这样做怕不妥吧:这是关乎国家大计,最好让杏城去,正式提出,以示庄重。”杏城是杨士琦的字,是袁世凯的心腹、总文案,过去袁、黎之间的往来传递都是他负责。
杨士琦去了黎府,黎元洪对他不是摆“肉头阵”,就是打“哑巴缠”,杨士琦回去告诉袁世凯,袁世凯只好作罢。
这时,在冯国璋的策动下,和辫帅张勋、安徽巡抚倪嗣冲发起一次未独立省份代表会议,由于他们的蛊惑与叫嚣,北方战争空气空前高涨。袁世凯见有人撑腰,态度强硬起来,开始筹划对护国军的进攻。
然而,令袁世凯始料不及的是,不管倪嗣冲还是张勋,没有一个是真心实意为他卖命的人,只是为了拿军费、抢地盘,壮大自己实力。不仅如此,过去对他俯首帖耳的文臣武将,也跟他离心离德,争先恐后地离他而去。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宣布独立,他的心腹陆建章被逐出陕西;继而另外两个心腹:四川督军陈宧、湖南督军汤乡铭也宣告独立。这时的袁世凯,彻底体会到众叛亲离的滋味,真是一剂“送命二陈汤”啊!经此一创,急火攻心,一病不起。其实,袁世凯的病早就有了,患的是肾炎,因为他只相信中医,很快转成尿毒症,病情急剧恶化。赶紧叫来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接受“遗命”,几度追问,袁世凯才吃力地说出“约法”二字。下面喃喃细语无法听清。长子袁克定说出“金匮石屋”几个字,他微微点头。
1916年6月6日清晨,一代奸雄袁世凯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