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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涉政界的“哈佛政治家”
书名：基辛格传 作者：沈剑锋 更新时间：2019-07-24 09:21 字数：17849
专注在每件事的限制或弱点，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要专注每件事的可能性和潜在价值上。
——基辛格谈他从历届美国总统身上学到什么
借助“国际研习班”打造人脉网
大学是伊甸园。在这里，学生们尽可以享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而无视外面世界的残酷与动荡。事实上，不管大学生关不关注外部世界，世界总是在发生变化并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伊甸园，影响着学生，甚至会改变学生的命运。
因为外部世界的变化，比如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政策的变化，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等等，随时会影响着学生们的前途。如果学生关注时局，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并能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那么学生不仅不会毕业就失业，还可能会小有成就。基辛格就是如此。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国内及国际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国内，发生了麦卡锡主义，人人自危；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西欧各国实力逐渐恢复，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哈佛学生看来，这些都是远在天边的事情，无需关注。但是，基辛格却不这么认为，他看到了国际危机和美国危机。因此，他日夜苦读，钻研国际形势和美国外交政策。
也因为如此，埃利奥特教授非常看重基辛格，推荐他担任哈佛国际研习班负责人。这个项目是埃利奥特教授历经多年思考而成立的一个教育项目。其主要目的是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使得欧洲国家能够前来美国旅游、访问、学习，与此同时，提高哈佛的国际地位。
这种设想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经过二战的重创，欧洲多数国家元气大伤、负债累累，欧洲民众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财到国外旅游、访问或者学习。所以，开设了研习班能否招到交流生成了最大的问题。
费尽心思搞研习班到头来可能是做无用功。尽管如此，1951年，埃利奥特与基辛格这对师徒还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创办了哈佛国际研习班。他们看好这个项目并且认为欧洲国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恢复元气。
他们从实际出发，做了最坏的打算，即邀请一些外国青年业界精英来美国度过一个夏天就行，至于邀请多少人，他们心里没有底。他们知道，只要存有信心做下去就行。结果是出乎意料的，
哈佛大学的牌子有效果了，无数人报名。到后来，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基辛格不得不组织人手挑选学员。
学员有了，紧接着就是管理与运营了，虽然基辛格曾经在德国当过行政长官，但是那一套不适应哈佛国际研习班，因为这些学员非富即贵。既有来自联合国的官员、英国下院的后座议员、法国议员、德国议员，又有来自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业界精英。
换句话说，基辛格只有将研习班管理好、运营好，他才算真正地成功。如何管理、资金筹集、研习班如何发展都是基辛格要面对的。这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行的，但是，基辛格又没有管理、运营经验。思来想去，他决定“借”经验与资金。
首先，利用人脉“借”钱。金钱是企业的生命线。基辛格要维持研习班运营，就必须招来足够的资金。为此，他积极运用人脉，获得了大量的赞助资金。除了校方拨款之外，基辛格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中东之友”等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运营资金问题。
其次，找管理名人学管理。管理学流行一句话，10个人的管理靠魅力；100人的管理靠制度；10000人的管理靠文化。可以说，管理制度攸关企业效率与未来。基辛格便向学长、老师和管理名人“借”经验。紧接着，他便依据取经得来的经验，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
再次，请名人打造哈佛品牌。每个人都有英雄梦，都向往权威人物。基辛格注意到这点，于是他邀请美国各行业精英参与国际研习班，其中既有哈佛大学的权威教授，又有美国政府权要，还有社会焦点人物。
经过基辛格的一番努力，哈佛国际研习班很快就步入正轨。按道理，步入正轨后，基辛格作为该研习班的CEO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读着报纸，过悠闲的生活，但是他却依旧早出晚归，忙里忙外。
他不仅把握研习班的运营大局，还非常关注教学计划这种细节问题。教学质量是哈佛研习班的一切。为此，基辛格倾注了大量精力与心血，每次开课前都找德高望重的教授组织研讨问题，保证教学研究具有吸引力和信服力。
教学计划他关心，学员的生活他也异常关注。为了让学员更熟悉美国文化，更好地适应美国生活，他每周都邀请知名专家给参与者讲述美国生活。此外，他还经常跟学员沟通互动。在课前，他会与学员一起吃午餐，了解学员的需求与想法；在课后，他会在办公室提供咨询答疑。
基辛格的亲力亲为使得哈佛国际研习班名声大噪。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研习班还是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其中，最为典型、严肃又有戏剧性的要数“信封事件”了。1953年7月某一天上午，研习班办公室收到了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是寄给国际研习班40多名学员的。
由于这些信件“长”得太可疑，基辛格便拆开信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所有的信件都是抨击美国军事政策，叫嚣着美苏应解除全球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是仇敌的恶作剧？还是偶然巧合？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基辛格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报告政府？
经过权衡，基辛格将此事报告政府。政府一收到消息，立即派人调查，最终处理了此事。此事之后，联邦调查局还有意让基辛格加入联邦调查局，但被他婉言拒绝。
如果说埃利奥特教授的知识传授让基辛格接触到前沿学术信息，那么埃利奥特举荐基辛格作为哈佛国际研习班负责人则让基辛格成为炙手可热的社交家。他在举办哈佛国际研习班中收获颇多。
第一，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管理经验。这次举办活动，他全权负责，从实战经验中学到了许多管理经验、社交经验，利于日后他从政工作的开展。
第二，他结识了许多政要名人，积累了大量人脉。据统计，到1969年，参加哈佛研习班的学员达到了600人。这些政要权贵都与基辛格有着密切的来往，有些还跟他有私交。托马斯?谢林教授说道：“亨利网罗了一大批各色精英。那么做并非是为别人做贡献，他天生就爱招待那些未来可能用得着的人。”
第三，基辛格锻炼了自己的幽默特色。有位学员回忆说：“有一次，基辛格拉着一张老脸，面无表情地说：“举办鸡尾酒会是美国人的一种习惯，你必须理解并且接受这种习惯，不要觉得不舒服。在鸡尾酒会上，如果你跟美国人讲话超过10分钟，那么他势必会表现出一脸狐疑的表情，并且开始看你身边的人。可能你说了一半，他就拍拍屁股走人。对此，请不要太过在意。因为，美国人认为参加酒会的人都必须认识自己，而你，很不幸的，挡了他的道。”
关注时局、活动实践，使得基辛格比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大学同学更优秀、更适应社会、更成功。只是他的成功在赢来掌声的同时也遭到了严厉的非议。
搞季刊结交名流
基辛格负责的哈佛国际研习班走上正轨，原本应该受到同学的夸奖与赞赏，然而他却遭受到了非议。他的同学开始嚼舌头，抨击基辛格将哈佛国际研习班办得糟糕透顶，即将最开始的学术政治宗旨变成了权力运动。对此，基辛格漠然置之，他说：“七嘴八舌的争吵之所以如此盛行、怨毒，是因为张嘴说话的风险小之又小。”
基辛格一直为自己而活，这点值得赞赏。太关注别人的看法，最后只能迷失自己。基辛格继续自己忙碌的学院生活。就在哈佛国际研习班进行到第二年，即1952年，基辛格做出了另外一个举动，再一次成为哈佛校内外的知名人物。他举办了《合流》（Confluence）季刊。后来事实证明，基辛格的这一决定，让他很快成为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一号新星。
20世纪50年代，欧洲政治分裂，可供研究的学术空间巨大，但是很多知识分子却依旧局限于意识形态的小圈子，躲在小圈子里津津自乐。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岂不是可惜？于是基辛格决定开创《合流》杂志。他将这一想法告诉威廉?埃利奥特教授，教授听后，十分赞赏，并且大力支持基辛格举办季刊。
按照最初设定，《合流》的定位是欧洲人与美国人之间对话的桥梁。然而，经过一阶段的发展之后，《合流》季刊将目光扩展到了亚洲及其它地方，即不仅探讨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还谈到亚洲的事务，比如越战。
季刊刊载的前期话题较多，第一期题目——“文明的基础是什么？”，后来基辛格发现，这类题目空洞无用，便改变方向，将题目转为务实的一面，此后，教育、大众宣传工具、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核时代的问题等实际有用的话题成为季刊刊发的主要内容。从这种内容性的转变，可以看出基辛格务实的一面，他并不想去探讨空洞的理论而是着眼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这份季刊创立后，迎来了许多参与者。参与季刊投稿的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哈佛大学生，也有校外业界精英；既有哲学家，也有政治家；既有来自共和党的人士，也有来自共和党的人士。比如乔治?邦迪、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约翰?克劳?兰塞姆、雷蒙?阿隆、沃尔特?罗斯托等。
有了作者，那么资金呢？资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资金是企业的生命线、是政治的母乳一样，没有资金，就没有杂志的运营。
作为杂志的创立者，他还得四处寻找资金。这如同创业一般，过程是艰难的。对此，基辛格回忆说：“《合流》是我一手搞起来的，我找了一本基金会地址的书籍，然后就开始给他们写信要赞助费。”
然而，商业讲求利益，没有利益，商人便不会轻易掏出藏在口袋里的钞票。由于基辛格的杂志根本不能创造利润，因此没有多少人提供赞助，其中大多数赞助费，约26000美元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基辛格拿到这笔可观的赞助费后，全部投入杂志运营。他不考虑成本、销售量的问题，每期都印5000册，免费送给那些他想要结识或者拉拢的人。
此外，基辛格的这份《合流》杂志实行中立策略，既不支持左派，也不投靠右派，未能得到政派支持，加上《合流》阅读者有限，未能带来广告效应，因此，在支撑了六年之后，《合流》季刊宣布结束。
然而，《合流》季刊最终倒闭的原因，还在于基辛格创办杂志的动机上。基辛格依靠《合流》杂志网罗名流，建立自己的人脉网，将《合流》看作是权力的敲门砖，导致了杂志倒闭。
对此，基辛格的朋友、曾做过《融合》杂志助理编辑的史蒂芬?格劳巴德教授说道：“季刊和国际研习班是他（基辛格）结识大人物的敲门砖，如果他只是普通的研究生，根本不可能认识那些德高望重、有权有势的人物。”
的确，基辛格内心渴望结交权势人物，但这不仅仅是他一心钻营，利欲熏心，其实他还想借此了解权威人物的思想。他说：“我想他们发现我是个有趣的人，欣赏我的学识，但是我一无所有，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我要结交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俗语云：怀才如怀孕，日子久了才能看出来。这种自信自然不消说，但是，光阴似箭，如果只是一味地等待，那么很有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对于屌丝基辛格来说，坐等伯乐无济于事，只有主动出击，高调推销自己才有美好的未来。
在哈佛，正当同学享受大学生活的时候，基辛格巴结权威教授；就在同学讨好学术大腕之际，基辛格则将目光投向校外，关注国际大局，成功经营、建立了自己的广泛人脉；就在同学四处托人找关系时，基辛格则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因“核战略”思想而小有名气
机遇女神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基辛格的多年准备终于开花结果。1955年，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对外交流协会的邀请。
这个协会举世闻名。它所主办的《外交季刊》杂志声名远播，该杂志不仅是美国政府研究外交政策方面最为权威的出版物，还是美国和外国传达其能够影响当政者的外交观点的最佳平台。
20世纪50年代中期，该协会发展成了“牛人”俱乐部，只有对外交事务感兴趣且有人推荐的美国公民才能加入，比如第一流的银行家、律师、企业经理、教授、记者等等。其门槛越来越高，且影响越来越大。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是举世皆知的，尤其是美国的外交问题。因此，该协会便商讨美国外交的未来问题，但是，这些权贵意见不统一。有些人坚持美国应该继续坚持大规模报复战略理论，而有些人则认为该理论过时了。
争论在持续，时局在恶化。时间不等人，如此争论下去，除了耗费精力之外，一无所得。于是该协会会长决定邀请一个人来整理双方观点，写成一本书以供政府决策使用。经过一番考量，他们相中了基辛格。
对此，外交协会会长戈登?迪安后来说道：“我们邀请基辛格博士独立负责写这一本书，我们将事实和小组的全部观点放在他面前，如果基辛格搞出点什么东西来，我们将感激不尽。”
事实上，该协会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该协会此前出版了许多书，但是由于作者水平平庸，能力有限，书出版了，却没有什么反响，对外交流协会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他们需要一个善于观察，洞悉战争理论的作者，而基辛格博士是最适合的一个。
因为，该话题是基辛格研究的重点。他虽然并不是反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全面战争理论的第一人，但是他却是最早提出彻底改变战略的先锋。此外，基辛格还是该杂志颇有名气的作者。如该刊1955年4月号上刊登了基辛格题为《军事政策和“灰色”地区的防务》。这篇文章针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做了强力的批判。
对于该协会的邀请，基辛格欣然接受。加入该协会后，基辛格参加了一个特别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来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等各行业的精英。如，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罗伯特?鲍伊，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前副国务卿、驻苏联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等等。
机会抓住了，但是，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出现了。他不仅要完成博士论文写作，还得到对外交流协会上班撰写《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任务繁重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完成工作，他每天工作时间高达16个小时，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此外，他还可能遭遇淘汰。别人或许靠着家族势力轻松地在交流协会中自由出入，而基辛格却只是暂时的“外来者”，说白了，他就是一个临时工，干好了有名声，干不好就滚蛋。
所以，基辛格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他展开了工作。俗话说，凡事不预则废。基辛格深谙此理，他做了详细的计划。首先，他搜集各方观点。通过参加会议、沟通、交流，基辛格发现这些人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
这些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理论过时了，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理论核心观点是，一旦有侵略战争发生，不管在哪里，不管战争规模大小，只要战争就要用全面战争来反击。
现实的情况是，世界如此之大，美国再有能耐也管不过来。可是，如果不采取这种战略，美国该执行什么样的战略？这是基辛格搜集完资料后最为重要的工作。对此，他说：“在万劫不复和不战而败之间做一个选择是困难的。”
发动战争不可行，孤立自守不可能，那么有没有别的路？按照要求，他只需整理观点而不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基辛格却不这么看。别人摸瓜他寻藤，别人摘叶他问根，他要另辟蹊径，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一条在核弹时代下生存的道路。
经过无数日夜的奋战，基辛格终于在1957年完成并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这本书一出版就带来了一场无休止的核战略大讨论，基辛格瞬间成为核战略名人。
这本书对当代世界的看法是暗淡的。基辛格论及一战前欧洲状况的时候说道：“太平日子过多了，人们就忘记了悲惨日子的味道。国家随时可能灭亡，战乱没法解决，这一切都忘光了。”
在文中，他将世界国家分为“保守的”和“革命的”两种势力。其中，他将苏联描绘为革命的、扩张主义的国家，力图破坏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
对于核战争，他则说道：“核时代的困境在于：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威力巨大，一提到打仗容易引发各国担心与反感。但是，如果不冒核战争危险，那就等于放纵苏联在世界上肆无忌惮。”
对此，美国该怎么办？基辛格认为，可以用分级威慑的政策来对付苏联，即通过有限战争开始就使用战术核武器。他说：“有限核战争是我们对付苏联或者一个能用人力来代替技术大国行之有效的战略。”说白了，就是核讹诈。如果苏联敢发动战争，美国就启动核战争。
但是这又存在一个问题：只要按下按钮，核战争将演变成全面战争，哪会有别的路可走？但基辛格认为，可以采取“有限战争”战略。
所谓的“有限战争”就是“基本上是一种整治行动……它的目的不在于粉碎对方而在于影响对方的政治意志，让对方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争取达到特定目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对方。”
该书观点新颖独特，引发了一股读书潮，以至于《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连续14个星期位列畅销书名单上。《华盛顿邮报》记者查默斯?罗伯茨评价说：“《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无疑是1957年最重要的一本书。”
基辛格成功了。因为这本书，他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金和驻外记者协会的奖状；因为这本书，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发专函向基辛格致贺，而担任国务卿大力推行“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杜勒斯也欣然地接受这种思想；因为这本书，基辛格得到了哈佛大学发来的聘书。
这年他才34岁。然而，对基辛格来说，他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哈佛教授赢得白宫关注
哈佛聘书，既是哈佛对基辛格的肯定，又完成了基辛格的心愿。博士毕业那年，他渴望成为哈佛教授，然而哈佛拒绝了他。现如今，他终于获得了哈佛的认可。面对聘书，基辛格欣喜异常，他转正了。
十几年前，他的梦想仅仅是一个会计师，十几年后，他却成为享誉哈佛的教授，正好印证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人只有心怀梦想，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人生之路才能够走得更远。
且说基辛格哈佛工作与生活。回哈佛后，他便在政治系担任讲师，教书育人。在哈佛，他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循循善诱的教员，深受学生喜爱。他那基辛格式的幽默、博学的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常赢得学生的满堂喝彩。
此外，他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不像当今许多大学老师上完课就拍拍屁股走人，他还经常邀请权势人物到哈佛演讲，让学生更多地接触世界最新信息，了解最前沿的学术资讯。基辛格的真心付出换来了学生的真心拥护，他又赢得了哈佛学生的赞赏。
由于他工作业绩突出，他在1959年升任副教授，1962年升任正教授。在哈佛，获得正教授意味着他在哈佛将是终身教授，一辈子享受荣誉。这是基辛格家族教师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成绩。作为基辛格家族第五代成员，基辛格超越了祖辈，光耀了门楣。
事业成功，婚姻也是幸福的。他和第一任夫人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戴维，女儿叫伊丽莎白，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但是，基辛格并不满足。正如基辛格的哈佛同事所说：“一个热衷于政治权力的人，待在哈佛是永远不会过瘾的，因为这里几乎够不到权力。”
的确，基辛格从未忽视对时局的关注。在授课之余，他一直研究核武器战略问题。针对美国公众否定他的有限战争是最为有效的方式的看法，他在第二部主要著作《选择的必要：美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中放弃了这一种说法，他弱化了有限战争的威力，强调有限战争的重要性。
此外，基辛格也从未放弃对权力的关注。虽然已然是哈佛教授，但是他依旧心系政界，跟外界政治、经济、新闻界等权威人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教书期间，他就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顾问。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绝对是真理。有伯乐相中，千里马便可以大展身手，但若不幸，便只能在岁月中感慨壮志难酬，悄然死去。基辛格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个伯乐——洛克菲勒。
此洛克菲勒全名叫纳尔逊?洛克菲勒，是美国财神、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之孙，时任美孚石油公司的掌门人。此人含着金钥匙出生，在无忧无虑之中长大。1930年从美国名校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在家族企业中任职。
洛克菲勒十年之后，开始步入政界。先后担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高级官员，且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掌门人，对外交流协会高级会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这个职位是基辛格日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第一个官职。
洛克菲勒与基辛格，可以说，一个是财神爷，一个是教书匠；一个是政治要人，一个是知识分子，二者背景相差数千倍，财富相差数万倍，本应毫无交集，但是他们两个却走到了一起，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基辛格认识洛克菲勒并非纯属偶然。
20世纪50年代初，基辛格参加在弗吉尼亚州昆底科城的一次军事战略问题讨论会，洛克菲勒也参与了此次会议。在会上，两人有了一面之缘。后来，基辛格应邀参加对外交流协会，两人再度碰面。
一回生，二回熟，很快，他们发现彼此志同道合，于是成为好朋友。《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后，洛克菲勒便邀请基辛格担任类似美国国防安全专题研究负责人。既然是好友盛情邀请，基辛格自然点头答应，接受了这个为期一年半的科研项目。
随后，基辛格便指挥一百多名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展开专题研究。1958年，基辛格完成了该科研项目。此报告刊登在报纸头条版面上，题目为《国际安全的军事方面》。事实上，这是基辛格观点的反映，他主张制定一个有限战术核武器战略。
这个战略跟洛克菲勒提倡的“全民高防空洞”口号遥相呼应。报告指出美国要注重民防系统，增加国防开支,确保美苏争霸中，美国能够更好地防卫自己。这个主张不仅受到了华盛顿政府的欣赏而且还被华盛顿政府所接受。在讨论防务问题的国会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坎农说道：“在关系公众生命的防务上，花多少钱都不算多。”
很显然，基辛格又成功了。这是基辛格继《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之后，再次提出有限战争理论并且提出了具体措施。随着美国上层慢慢接受基辛格这个论点，美国中间阶层也开始认可他的主张，他们想要更多地了解报告内容。
民众有需求，洛克菲勒自然要满足。洛克菲勒便借助在电视台接受采访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狠狠地推销了一把。就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说道：“谁对这个报告感兴趣，可以向全国广播公司函索。”
底下工作人员听后，一脸不屑地说道：“先生，你得加上每份附送一辆福特V-8型汽车，不然谁愿意花时间精力要一个晦涩难懂的报告呢？明天要有1000人就很不错了。”然而，第二天邮差送来了4.5万封信件索要报告，第三天邮差送来了20万封信。基辛格着实又红了一把。
既然是名人，又是知识分子，基辛格便“义不容辞”地批评政府。这与一般愤青不同，基辛格的批评是建立在事实、研究基础之上的。比如，他抨击美国战略思想混乱。
经过多年对政府、研究机构及企业界权威人物的了解观察，基辛格发现，美国政策制定工作并非是由专业人员制定，而是由一些财阀、律师等业余人员制定。所以，基辛格便说，苏联谈判总是运用专业的谈判精英，而美国却用业余人员搞谈判。
的确，基辛格说中了美国政策的软肋，美国只喜欢全面战争，而不喜欢有限战争；只喜欢用拳头决定一切，而不喜欢用脑袋解决外交问题。直到基辛格实行均衡外交，美国这种拳头外交政策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此外，他还不断抨击美国的国防政策。1958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听众”的节目中说道：“（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个政策在我看来，不仅危险，而且还费钱。美国必须制定灵活多变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大局。”
可以说，基辛格的这些经典的建议是“哈佛对”。当然，这些建议也是他日后从政后所采取措施的核心理论。在沉寂两年之后，基辛格获得了一次进入白宫高层的机会。
并不成功的首次华盛顿“兼职”
1960年，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与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角逐总统宝座。一个是政治新星，一个是政治老手；一个是虎，一个是豹，竞争激烈自然不消说。
肯尼迪，生于一战末期。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是哈佛高才生。毕业后，弃“笔”从戎，在海军服兵役。二战中，他指挥鱼雷艇参与太平洋海战。在作战中，他指挥的鱼雷艇被日本海军击沉，身负重伤，不得不与士兵逃上敌后荒岛，后来才率残兵归队。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退役后，他转行做政治生意，一路上顺风顺水。先是担任众议员，后是担任参议员，官是越当越大。不过，做大官的他并没有忘记写作。
在业余时间，他坚持写作，笔耕不辍。1956年，出版了《勇敢者传略》，获得普利策奖，名声大噪。1958年，他连任参议员，1960年竞选总统。他对内注重社会救济和平民福利，对外坚持反共政策，支持冷战。
为了击败尼克松，肯尼迪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在击败民主党人、南方大财团的约翰逊后，他邀请约翰逊作为自己的搭档。第二，推出“新边疆”政策。此政策是肯尼迪的治国纲领。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内政与外交。
内政上，采取双重利率货币政策，实施减税，实行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实施老年保险，实施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实施太空登月计划等。外交上，积极推行霸权策略，制造侵略古巴的“猪湾事件”，加强对拉美的控制，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主体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说白了，该政策就是安内攘外，双拳出击。且不说其后来效果如何，就说在竞选中，肯尼迪凭借出色的治国纲领赢得了大选，在掌声中以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统身份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
入主白宫后，他没有忘记母校的栽培，大规模任用哈佛教授、精英，组建了哈佛政治团。其中有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的阿瑟?施莱辛格等人，当然还有我们的主人公基辛格。
肯尼迪执政，哈佛智囊团辅佐，实力不可小觑。跟以往政府相比，这个阵营是强大的。加上当时美国民众看好肯尼迪团队，可以说，如果不出意外，足以开创与众不同的肯尼迪时代，足以创造一个美国梦。
上任伊始，肯尼迪一方面抛弃了“大规模报复政策”而采取分级军事威慑政策，另一方面则任命基辛格为三个权威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和兰德公司）的顾问。肯尼迪之所以这么重视基辛格，一是基辛格是他的校友，才华没问题；二是他了解基辛格，他不仅看过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性》以及了解他的政治思想，还与基辛格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对于学长肯尼迪的任命，基辛格欣然接受。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展现自我的良机。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不管他怎么提意见，总是不被接纳，而且他本身处事风格与肯尼迪班子风格格格不入，肯尼迪心腹总是看不惯基辛格的处事风格，要么给他穿小鞋，要么就是阻挠他与肯尼迪见面会谈。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对“新边疆”政策的实施者肯尼迪总统本人失去了信心。
基辛格说：“肯尼迪总统很有意思。”这并不是夸肯尼迪，而是讽刺。基辛格喜欢那种做事果断、态度认真、目标明确的总统，然而肯尼迪身上似乎差了些。此外，基辛格喜欢深居简出，不喜欢“纨绔风”，而肯尼迪班子却喜欢时而玩游艇，时而玩滑雪，大有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玩政治的味道，一边当着官，拿着国家俸禄，一边吟诗作赋，好不快活。对基辛格来说，政治就是政治，是严肃的，不能是浪漫的。当然，基辛格最看不过去的还是肯尼迪总统的政策。
首先，在援助别的国家问题上。基辛格认为肯尼迪根本不懂得外交策略，动不动就援助他国，将自己摆在了“救世主”的位置，随便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这让基辛格无法忍受。
其次，在柏林问题上。1961年，苏联在柏林中间建起一座大墙。基辛格认为，这是苏联的侵略行动，西方国家不应该让步。不过，肯尼迪却认为，这堵墙能够稳定东欧局势，所以，只是抗议一下而已。
最后，在多边核力量方案上。肯尼迪政府采纳了鲍伊提出的北约组织多边核力量方案，这让基辛格愤怒不已。早先在哈佛，罗伯特?鲍伊担任哈佛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基辛格担任副所长之际，两人就有矛盾。
按道理，这一正一副都是哈佛精英，若是联手，必将能有大成就。但是，共事不仅是能力问题，还有性格问题和观念、兴趣爱好问题。由于个性不同，政策不同，两人经常对着干，好比中国文人相轻一般。鲍伊认为多边核力量方案符合国际形势，然而基辛格对此嗤之以鼻，鲍伊怒不可遏。
肯尼迪上台后，采纳了这个方案：要将欧洲整合成一个联邦，敦促英国加入。基辛格并不看好这个方案，他觉得这个方案无视欧洲民族主义潮流，必将惨败而归。他屡次想直接报告肯尼迪，但是却被邦迪等“卫士”阻止。
志不同道不合，那就分道扬镳，挂印而去，但基辛格有些不忍，总期待着事情有转机。不料，没多久，他就在政治场上栽了跟头。1962年1月，基辛格受命访问印度，当时有人问他巴基斯坦有没有可能跟中国结盟。基辛格非常率真地脱口而出道：“不会。巴基斯坦不可能做这样的蠢事。”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在政治场合，讲话是第一要义，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丢了乌纱帽，甚至丢了小命，比如中国的文字狱。果然，此话一出，巴基斯坦民众就一片哗然。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外交抗议。后来政府高层出面处理，此事才平息下来。一个月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劝退基辛格。
祸从口出，基辛格算是亲身经历了。犯错误就要承担责任，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基辛格必须承受了，所以，他离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这一离开，基辛格虽然在政府中还有两个顾问职位，但已经远离权力中心了。
对此，基辛格回忆道：“我不该莽撞行事，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60年代初，政府高层同事批评我过于鲁莽、太过乐观，自负自大。我觉得有些批评说得很对。但是，我觉得问题出现了，要迎难而上，而不是逃避；衡量一个人不但要看他的成败，也要看他的努力程度，宁要好大喜功，也不愿自甘堕落……”
简单地说，这次参政，虽然基辛格以被劝退、灰土头脸地离开了政府核心高层为结局，但是他对未来还是抱着希望的，他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肯定有机会“直挂云帆济沧海”。
学长肯尼迪遇刺迷案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而身为副总统的约翰逊则升任总统，成为美国最高领导人。他一上台，立刻命令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组建特别委员会调查“20世纪最大疑案”——肯尼迪遇刺事件。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年8月27日生于得克萨斯州，先后在圣马科斯西南师范学院和乔治顿大学法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政府任职，担任过得克萨斯州公署署长，当选过众议员。二战期间，他弃政从军，参加美国海军，参与反法西斯战争。1948年退役后当选为参议员。历经3年的磨炼，他在1951年，成为参议院民主党二把手。1956年，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由于实力不足惨败而归。1960年与肯尼迪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再次失败。由于他在南方各州影响力大，肯尼迪便邀请他作为竞选搭档，对此，他欣然接受。
强强联手，肯尼迪团队最终胜出，入主白宫。肯尼迪上台后，约翰逊担任副总统直到肯尼迪遇刺。后来，肯尼迪遇刺，虽然他荣升美利坚帝国一把手，但是，他似乎与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肯尼迪执政以来政绩颇丰。在国内问题上，哈佛智囊团频出妙计，国内局势缓和，民众安居乐业；在国际问题上，他率领美国民众以灵活的手腕度过了“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缓和了紧张的美苏关系。
光阴似箭，很快，四年任期就要到了，为了能够在1964年大选胜出，争取连任，他计划了达拉斯之行。按照惯例，肯尼迪专车必须安装防弹玻璃。然而，肯尼迪认为，要想获得反对派的支持，就必须开诚布公，坦诚相待，所以他乘坐没有安装防弹玻璃的林肯汽车。
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亲民措施最终使他命丧当场。当肯尼迪车队在接近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时候，遇到刺客突然袭击，肯尼迪身中两枪。虽然历经抢救，却因抢救无效死亡。美国建国至今，共有44位总统，遭遇刺杀的有7位，被刺身亡的有4位。
其中被刺身亡的分别是：第16任总统林肯、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以及我们主人公基辛格的学长肯尼迪。肯尼迪被刺杀，引发了美国上下的骚乱，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
他们抓到了所谓的凶手——教科书仓库大楼员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可是，这样的结论根本不能服众。因为，此案疑点重重。第一，奥斯瓦尔德只经过一次审讯，声称自己是“替罪羔羊”，随后却在警察的看护下，被杀身亡，线索中断。
第二，联邦调查局销毁证据，删除政府探员曾经与嫌疑犯通过电话的记录。
第三，联邦调查局销毁了这份证据，而联邦调查局所做的报告与官方调查委员会的结果有出入，事实证明，此次刺杀，凶手发射了4发子弹，而联邦调查局则否认，称仅有3颗子弹，随后第4发子弹消失。
一句话，随着嫌疑犯死去，此案死无对证，成了“无头案”。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虽然此案屡屡被复查，但是每次调查结果都只有相同的论调：这很可能是一场阴谋，但我们肯定不是苏联人干的，不是古巴人干的，更不是恐怖分子干的……
至于是谁做的，政府始终没有公布调查结果。政府不说，民间谣言四起，有人说凶手是玛丽莲?梦露，有人说凶手是外星人。但事实上，这一悬案其实是公开的悬案。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说明此案跟副总统约翰逊有关。
首先，约翰逊亲自组建的沃伦委员会认为刺杀属于“个人行为”，而此后美国进行多次调查表明，约翰逊总统有可能使用特权，阻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且销毁证据，这场遇刺并非个人行为，而可能是一次谋杀。
其次，美国中央情报局老牌特工、水门事件“军师”霍华德?亨特在2009年1月23日去世前透露了相关内幕：这位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大选上败于肯尼迪的候选人，接受肯尼迪邀请担任竞选搭档的约翰逊副总统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幕后黑手。
作为美利坚帝国的总统，内修德政，外御强敌，肯尼迪可以说是大有作为的，是有功于美国的。但最终的下场却如此悲剧：他没有死在仇敌苏联人的导弹之下，却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这是为何？细细探究，肯尼迪被杀根本原因在于他挡了许多人的财路。
据戴高乐回忆，肯尼迪曾经向他提议共同阻止苏联入侵印度支那，但是他否定了肯尼迪的说法并认为“干涉这个地区会引来无休止的纠缠”。最终肯尼迪被说服。回到美国后，肯尼迪搞定戴高乐，并决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
被刺前几天，他还跟退休的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谈话，决定从越南撤军。他推行的这种“和平遏制”政策让以大发战争财的军火商异常恼怒。他们回想起以前那日进斗金的日子，就难受得要命。肯尼迪前往美国军火商之乡达拉斯市就有点“自投罗网”了，而林登?约翰逊一上台，就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则是彻底的佐证。
不过，不管真相如何，肯尼迪都已故去。究其从政贡献，的确不小。在他任期内，这位哈佛毕业生，在内政上，大刀阔斧改革，造福民众，是一位好总统；在外交上，他软硬兼施，不仅解除了“柏林危机”、“古巴危机”，还成功处理了美苏关系；而且他还重视科技，制订了“阿波罗号”计划。他逝世后，被美国民众视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位列“美国十大文化偶像”之首。
成为约翰逊总统的顾问
肯尼迪遇刺，约翰逊上台，美国政治机构照常运转。毕竟拥有完整政治体制的国家机构，不会因为缺失一个人而停止，哪怕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这段时间里，基辛格则待在哈佛搞研究，他一直研究复杂的大西洋问题，搞专题研究，成为一个书斋学者。在短短3年间里，他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出版了《麻烦的伙伴关系：重新估计大西洋联盟》，成为一个多产作家。
这样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但是此阶段，基辛格也遇见了两件揪心的事情：一件是关于私生活，一件是政治事务。私生活上，在1964年，基辛格与初恋安妮丽丝离婚，结束了长达15年的婚姻。对此，安妮丽丝评价道：“那是没有意思的婚姻生活。”的确，基辛格一心扑在学术和政治上，根本无暇顾及家庭。政治上，基辛格作为洛克菲勒的外交顾问，帮助洛克菲勒竞选总统，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这次竞选还是再次以失败告终。
婚姻、事业不顺利，这让基辛格有点伤心。不过，基辛格依旧对政界保持着高度关注。他时而抨击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有问题，时而批评美国坚信“美国万能”信念。1962年，国务卿腊斯克曾有一次在跟一个记者讨论越南问题时将食指按在咖啡桌上说：“只要美国动手，不管谁都得屈服。”对此，基辛格颇为鄙视，他鄙视“美国万能”的信念。
1966年，美国参议院针对越南问题发表谈话，基辛格对参议院职员弗兰克?丘奇说：“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包打天下，美国的精神力量不足以应付。”也就是这次谈话，基辛格的政治生涯开始发生了变化。越南战争成了基辛格步入约翰逊政府的敲门砖。
1965年7月，约翰逊总统委派洛奇再度前往越南西贡。洛奇曾经是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搭档，在肯尼迪政府时代，他担任越南大使。后来约翰逊入主白宫，洛奇便加盟了华盛顿。
当时美国人认为这是一次明显的政治安排，目的是为了促使这次越南之行有所收获。的确，约翰逊确实是这么想的。他建议洛奇跳出华盛顿圈子，到外边招贤纳士。作为基辛格的好友，约翰逊?洛奇很快就推荐了基辛格。对于基辛格的精明能干和富有想法，约翰逊早有耳闻，于是约翰逊很快接纳了基辛格，任命他为国务院顾问。基辛格由此进入约翰逊政府任职。
进入政府后，基辛格便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越南问题。从各种报刊上，他了解到西贡处于危险境地，根本不像美国政府这般乐观。1965年10月，他奉命前往西贡调查研究。同行的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克，此人是华盛顿大名鼎鼎的律师，从杜鲁门总统开始，担任历届总统的顾问。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调查西贡状况，拟出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方针。
到达西贡后，一向严谨认真的基辛格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他首先找了美国权威机构——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西贡政府阮高其将军、阮文绍将军及其他高级将领了解情况。随后，他发现这些政要人物喜欢报喜不报忧。
为了掌握实际的情况，他又马不停蹄地寻找当地的佛教领袖、知识分子、村长等谈话。经过自己的调查取证，基辛格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最后，他整合资料，撰写报告，完成报告后飞回美国。
飞回华盛顿之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作了一次报告。他报告了自己越南之行的结果。他分析道：“美国在越南投入巨大，但是西贡政权目前和将来的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老练成熟，都是一些政治动机不纯的政客。”随后，他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对此，一位东南亚问题专家说道：“这是我听过的对这场战争分析得最为精彩的一位。他深谙军事形势，政治大局。据他估计，美国正在实施的军事策略是严重错误的，我们并非进行反叛乱行动，而是跟一群打游击战的敌人打正规战。”
作完报告后，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向国务院汇报越南之行的结果。随后，他在知名杂志上发表报告，他说：“越南战争主要有两个问题：撤军，残局无法收拾，谈判是不可避免的。”随后他指出，美国不能够从越南撤军，否则意味着美国向莫斯科、河内示弱，世界格局会深受影响。然而他又提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难以取得军事胜利，他认为苏联倾力支持越南北方，不可能坐视越南北方失败，美国一对三不可能取得胜利。
那么，美国该如何做呢？基辛格提出自己的策略，他说：“美国应该建立和扩大越南安全区，这样能增加美国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此次越南之行，基辛格深入了解了越南战况，精准分析，进而由“越南”问题门外汉转变为越南问题专家。1966年10月，基辛格再次受命前往西贡。这次与他同行的也是律师，不过是年轻律师丹尼尔?戴维森。
他们此次前往越南是协助拟定一项经过改进的“招抚”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向越南北方共产党高级人员行贿并搞策反运动，削弱越南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比第一次越南之行，此次越南之行让基辛格十分失望。
因为，基辛格发现，当地美国顾问信誓旦旦地跟基辛格保证，他们策反工作做得很好，简直滴水不漏，几乎每个村子“85％的人都按照规定向越南北方高层行贿”。然而，事实却是，越南北方人不敢进村子，村子里85%的人通过邮寄方式向越南北方交税。
人没见到，钱财都送过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贿赂、策反？基辛格得知后哭笑不得。不过，第二次越南之行让基辛格明白，越南问题错综复杂、深不可测。
“见习”约翰逊总统的秘密外交
基辛格成为享誉世界、纵横政坛的世界第一秘密谈判家，是在尼克松时代，但是，其实早在约翰逊政府时代他就开始了这种秘密外交。他在约翰逊时代搞过一次名叫“宾夕法尼亚行动”的秘密外交行动。
这个行动内容就是华盛顿政府通过基辛格所认识的一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同越南北方秘密通信，企图通过外交谈判结束越战。具体事情是这样的：
在参加1966年国际问题研讨会之时，基辛格认识了一位名叫埃尔贝?马科维奇的法国微生物学家。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言谈之中，马科维奇就提到他的朋友雷蒙?奥布拉克认识胡志明。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精明的基辛格坚信越南问题必须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必将走谈判的道路，因此，他一听奥布拉克见过胡志明，便想借助这层关系搞外交谈判。不过，他必须探明奥布拉克靠不靠谱。
奥布拉克是浪漫的法兰西人。二战期间，他是一个地下抵抗运动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并且在联合国在罗马设立的办事机构担任行政官员。胡志明曾在1946年率团到法国谈判独立问题。在法国期间，他就住在奥布拉克的别墅里，在居住期间他还给奥布拉克的一个孩子做了洗礼。
算起来，此人跟基辛格还是校友。有了这层关系，基辛格认为可以试验一把，指不定可以成功。于是，他向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和谈想法。总统一看，既然军事手段没有效果，那么试试外交谈判也未尝不可，于是总统批准了基辛格这个建议。这次行动代号为“宾夕法尼亚行动”。
不过，政府规定基辛格在此次行动中只能以相关人士身份进行，不得以美国政府身份进行谈判。这意味着，事情成了，跟他没关系；事情没成，自己看着办。看上去吃亏，但基辛格却不计较，毕竟他只是个小人物，没有资格跟政府谈条件。
上面点头同意后，基辛格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行动。他将行动计划告诉奥布拉克和马克维奇。这两人在获得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总统的同意后，做起了美越谈判的“中间人”。于是，这项秘密谈判计划就悄悄进行。
1967年7月21日，奥布拉克和马克维奇飞往河内，展开“和平传递”活动。事情进展比较顺利，两人不仅得到了热情招待，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胡志明虽然提出了不喜欢美国在越南的和平计划的看法，但他却告诉奥布拉克他已将谈判交给了范文同全权处理。换句话说，只要美国改变越南政策，那么谈判是可以进行的。
出师告捷，基辛格兴奋异常。他将报告整理出来，递交给政府。可是，就在基辛格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政府出招了。1967年8月3日，约翰逊总统宣布增兵越南，美军总数达到了52.5万，很明显，美国还不想放弃铁拳头。
不过，约翰逊也没有放弃这个秘密谈判方案，他授意基辛格通过奥布拉克渠道告诉范文同，美国可以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过越南北方不能利用美军停止轰炸的机会，在背地里搞小聪明。
8月17日，基辛格飞赴巴黎与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相见，他将约翰逊的信件交给奥布拉克，并且告诉他，美国准备与越南北方进行谈判。为表达现阶段谈判诚意，美国会减少部分轰炸，而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保证，停止轰炸有效期是10天。
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随即与越南北方驻巴黎代表梅文蒲见面，传达美国方面消息。然而，河内强烈要求美军无条件投降，否则不进行谈判。形势似乎不太乐观，但基辛格决定继续努力。他将消息上报政府。
约翰逊看后认为，越南北方误解了美国停止部分轰炸的动机，便建议河内的代表同基辛格直接会晤，商讨谈判事宜。直接谈判，这是历史性的。基辛格非常高兴，将这个信息通过马科维奇和奥布拉克传达给梅文蒲，却遭到梅文蒲的坚决反对。
此后，基辛格又转达了几封华盛顿政府的信件，虽然梅文蒲一一接收了，但是却坚持拒绝与基辛格会晤。事情陷入了僵局，直到当年10月10日，马科维奇给基辛格打电话，让他赶回巴黎。对此，基辛格说道：“我们美国已经让步了，他们越南北方小弟却没有积极回应，我看此事是不成了。”
也因为这样，他没有飞往巴黎。基辛格放弃了，可马科维奇似乎不死心，他找到梅文蒲，央求越南北方继续与美国保持联系。不过，央求没有用，梅文蒲没有被马科维奇的诚意所感动，他依旧老调重弹，美国必须无条件停止轰炸，才有可能谈判。
堂堂超级大国主动与越南北方联系的结果居然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美国政府失望了。不过，白宫一方面将这种僵局算到河内头上，另一方面让基辛格做最后的努力，争取进入讨论阶段。
基辛格受命之后，便匆匆地从大西洋飞到巴黎，与奥布拉克会面，商量对策。最后，奥布拉克借着跟胡志明相识21年的老交情给梅文蒲打电话，期许梅文蒲会退让一步，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梅文蒲以“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为由拒绝了奥布拉克的请求。
事情到此地步，基辛格明白，这条秘密通道已经走到了绝境，因此他失望地离开巴黎，落寞地回到美国。至此，维持了百日的“宾夕法尼亚行动”彻底失败。
客观地讲，“宾夕法尼亚行动”的失败，除了河内原因之外，还有基辛格和两位法国朋友本身的原因，他们三个并非专业的谈判专家。他们参与这次行动的方式，仅仅是抱着解决战争问题的思路而尽力去做游说工作。经验的缺乏与多层的转达，致使谈判效果不理想。
然而，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但是华盛顿却因这次行动对基辛格赞赏有加。他们认为基辛格做事干练，灵活应变，既能严格执行华盛顿政府的方案，又能灵活变通，表达美国的立场，是难得的一个外交人才。
当然，这次行动对基辛格而言意义重大。他在与河内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外交活动的初步经验，体会到河内与华盛顿之间互相不信任问题的深度。这对他日后辅佐尼克松，解决烫手山芋“越南问题”有着莫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