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欧洲和非洲,还有在横过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上,战争带着它一切可怕的形象爆发起来了。在中国有将近七年的战争,在欧洲和非洲有四年半以上,还有那两年零四个月的世界大战。这是反法西斯主义、反纳粹主义和反对那妄想获得世界霸权的战争。在这战争年代里,我却一直在此地及印度其他各地的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记得在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初期,我对它们是怎样的反应,而且不仅是我,还有印度的许许多多的人们。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怎样深深地激动了印度而使得对中国的悠久友谊又复苏了;意大利的强占阿比西尼亚a是怎样地使我们深恶痛绝;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是怎样地使我们痛心而苦恼;西班牙共和国在极度英勇坚忍的斗争之后终归失败的悲剧是怎样地使我和其他人感到切身悲痛。
使我们痛心的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任性所做出来的那些有形的侵略行为,也不仅仅是那些附带发生的令人可怕的粗野与残忍的行为,还有他们所坚持并且那样高声叫嚣地宣布的原则,他们企图用来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理论,这些原则与理论跟我们现在所信仰的以及自古以来所坚持的一切是背道而驰的。即使我们忘记了民族的过去而漂泊无依,我们自己的经验——即使披着各种外衣而来,并且为了面子关系还不免有几分乔装——也足够教导我们:这些纳粹原则和关于生活及国家的理论终将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们的人民曾经做了这种原则和统治方式的长期牺牲者。因此我们对于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立刻坚决地予以反对。
我记得在1936年3月的初期,我怎样拒绝了墨索里尼约我去访问他的恳切邀请。许多英国的首要政治家们在近年来当意大利已变为交战国的时候提起这位法西斯领袖总是严辞谴责;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却是用着亲切而欣羡的口吻来谈论他,并且赞扬他的政权与方式。
两年后,在慕尼黑会议前的夏天,我被纳粹政府邀请访问德国,这邀请还附具一个意见,就是他们知道我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可是他们希望我去亲眼看看德国。我可以作为他们的贵宾或私人游历;可以用我自己的姓名或假名而去,全凭我自己的意思;而且我有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完全自由。我再次委婉地谢绝了。我却去到了那“辽远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关于这个国家,就连那时的英国首相也知道得很少。
在慕尼黑会议以前,我遇见了一些英国内阁的阁员们和英国的其他杰出的政客们,在他们面前我大胆地阐述了我的反法西斯与反纳粹的见解。我发现我的见解不受欢迎,他们对我说要记住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应该考虑到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当中,我所看到在布拉格与在苏台德区,在伦敦与巴黎以及在国际联盟大会正在举行的日内瓦等处英法的政治家的态度使我惊愕并且使我厌恶。用绥靖两字来形容这个政治家的态度似乎是太软弱无力了。在这种气氛后面,对希特勒不仅有一种恐惧,而且是—种偷偷摸摸的歌颂。
可是现在,命运的车轮却离奇地回转了;当反法西斯主义与反纳粹主义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我和与我意见相同的人们却必须在监狱中消磨我们的岁月;而许多那些一向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卑躬屈膝并且赞同日本侵略中国的人们竟然高举着自由、民主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
在印度这种变化是同样可惊的。正如在其他的地方一样,有一班吃政治饭的人们徘徊于政府的周围而仰其鼻息,并传播他们认为必将获得重要人物赞同的一些见解,在这些人物面前他们不断地乞求恩典。还不是太久以前有过这样一段时期,他们赞美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且将他们颂扬推崇作为典范,一面他们又用铃铛、书本和蜡烛b来诅咒过苏联。现在可不是这样,因为时运转变了。他们是些政府和土邦的高官显宦,同时他们大声嚷着他们是反法西斯主义与反纳粹主义的,甚而高谈民主——虽然是屏息而谈——认为它是值得想望的东西,只是相隔遥远而已。我时常暗自揣测,假如事势发生了不同的转变,他们将会取怎样的行动啊,然而这是用不着去揣测的,因为不管谁碰巧掌握政权,他们都会用花环与颂辞去表示欢迎的。
在大战发生的许多年前,我心中就充分估计到正将来临的战争。我考虑到它,谈论到它,写到它并且为它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我希望印度在这次巨大的斗争中充当一个热心而积极的角色,因为我感觉到崇高的原则将处于生死关头了;而从这次斗争中,在印度与世界将要出现伟大而带革命性的变化。在当时,我并不以为印度会受到直接威胁,或有受任何实际侵略的可能性。然而我希望印度对战争做出自己的充分的贡献。可是我深信只有作为一个自由的及平等的国家方能发挥它的作用。
那就是国民大会党的态度。它是印度的一个大党。多年来是一贯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与反纳粹主义者,就像它曾是反帝国主义者一样。它支持过西班牙共和国、捷克,而且始终支持着中国。
而现在,国民大会党被宣布为非法,不许有任何的活动已经近两年了。国大党是在牢监里。它所选举出来的省议会议员们,这些议会的议长们,大会所属的卸任厅长们,市长们和市自治机关的主席们,都在牢监里。
就在那同时,正在进行的却是那为民主、为大西洋宪章、为四大自由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