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一位美国出版家请求我为他所筹备的论文集写一篇关于我的人生哲学的文章。当时我为这个意见所打动,可是又迟疑起来了,而我越多加思索,不情愿的心情就越滋长了。结果,我没有写那篇文章。
什么是我的人生哲学?我不知道。早几年我不会这样迟疑的。那时候我的思想与目的是明确的,后来却渐渐消失了。过去几年在印度、中国、欧洲和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大事使人惶惑、烦恼和痛苦,而未来变成模糊阴暗,并且失去了曾经一度在我心中具有的那种明朗的轮廓。
对基本问题的疑虑和困难并没有妨碍我立时采取行动,不过使得那活动的尖锐性略微迟钝些而已。我不能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勇往直前地去起作用了,那时,我好比一支弦上的箭,朝着我所选定的目标直射去而不顾一切。然而我还是在起作用,因为既有行动的要求,又有那种行动和我的理想之间的真实的或想象的协调。可是我对我所看到的政治现象越来越反感。我对人生的整个看法似乎逐渐在起变化了。
昨日的理想和目的仍是今日的理想,只是已经失去一些光彩;尽管人们似乎还在向它们奔赴而去,可是曾经给予心胸以温暖和赋予肉体以活力的那种灿烂美妙却再也找不到了。邪恶的获胜本就够多了,而更糟糕的是,那似乎是这样正当的事情竟被粗鄙化和歪曲。是不是人性在本质上就那样地恶劣,必须经过世世代代的磨炼,历尽灾难和不幸,才能够合理地立身处己并把人类从现在的贪淫、强暴、奸诈的畜道中解放出来呢?并且在另一方面,是不是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所有把它根本改变的一切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呢?
目的与手段,它们是不是不可分离地连接在—起,彼此在起作用,而错误的手段会歪曲并且有时甚至会摧毁了所抱负的目的呢?但是,正当的手段很可能不是软弱自私的人类天性所能有的。那么,怎么办呢?不行动就是完全承认失败和屈服于邪恶;行动就往往是对某种邪恶形式的妥协,更附带着由这样妥协所造成的一切不幸的结局。
我起初对人生问题的理解多少是科学性的,带着些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科学的轻易的乐观主义。我所拥有的安定舒适的生活以及精力和自信,更增加了那乐观的情绪。一种模模糊糊的人道主义很合我的心意。
我所眼见为人们所信奉甚至也为有思想的人们所首肯的宗教,无论它是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或是基督教,都并没有能够打动我。它似乎是与迷信的仪式和教条的信仰密切地联系着的,而其中隐藏着的理解人生问题的方法不用说是不科学的。它含有巫术的成分,是一种盲从的轻信,对超自然力的信赖。
可是这点是明显的,宗教曾填补过一些人类天性深切感到的内心需要,并且全世界大部分人们没有一些宗教信仰就不行了。它产生过许多善良类型的男男女女,又产生过执迷的、心地偏狭而残酷的暴君。它提供了一套对人生的评价,虽然那些评价中有些已不适用于今日甚或有害了,另外的一些仍然为道德与伦理的基础。
自广义言之,宗教所处理的是人类经验中未经翔实证明的领域;这就是说没有经过现代实证科学知识所研究过的领域。虽然科学与宗教的方法彼此绝不相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不得不与不同种类的导体发生关联,而在某种意义上,可将它认作是已知和已被开始翔实证明的领域之伸展。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广大未知的领域,那有辉煌成就的科学虽正朝着那方向试行接近,而对这领域却知道得太少了。可能也是由于科学的正常方法只涉及可见的世界和生命的过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心灵的e、艺术的、精神的以及其他不可见的世界的其他成分上。生命并不完全限于我们所见所闻和所触,这可见的世界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化的;它是不断地和其他不可见的世界——可能更为稳定些或者同样具有变化无常的成分——相接触,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对这不可见的世界置之不问。
关于人生目的这些问题,科学告诉我们不多,或者它简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它现在正在扩大它的疆界,而且不久可能就侵入这所谓不可见的世界来帮助我们在它最广的意义上理解这人生目的,或者至少给我们一些闪光以阐明人类生存的问题。科学与宗教之间旧有的争执采取了新的方式——将科学方法应用于感情与宗教的体验上。
宗教消融于神秘主义,形而上学和哲学。曾经有过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是些有吸引力的人物,不能够把他们当作自欺的愚人而轻易撇开。可是神秘主义——在狭义上却将我激怒;它似乎是含糊、柔弱和萎靡不振,不是智力上的严格锻炼,而是放弃了心智机能,去生活于感情的海洋中。这体验可能偶然会使得我们洞察出内心的与比较不明显的过程来,但它也可能会引导到自欺。
形而上学和哲学,或是形而上的哲学更能感动人的心意。它们需要苦思、逻辑与推理的应用,虽然这一切皆必须根据于某些假定是显而易见的前提之上,不过它还可能不是真实的。一切有思想的人们多少总要对形而上学和哲学涉猎一下,因为不这样做就是漠视我们这宇宙的很多方面的情景了。一些人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可能较其他的人感受更多,而他们所强调的地方可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异趣。在古代世界的亚洲和欧洲,所有的主张均强调认为内在生命对于外物是至高无上的,这就必然地引到形而上学和哲学。现代的人更多专心致志于客观外界的事情,可是在危机的瞬间和精神烦恼之际,他也往往回转到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思考上去。
虽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未加思索就接受了我们这世代和周围环境所特有的一般观点,我们却都有一些不明确的或比较精确的人生哲学。我们之间很多人也把某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当作我们生长于其中的信仰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了。我并不曾被形而上学吸引过;事实上,我对含混的思索怀着某些厌恶。可是有时在试着了解古代或现代形而上学和哲学思想的严谨体系的时候,我感到某种理智上的沉醉。但是我从来未曾感到心安理得,并以一种慰藉的心情从它们的魔力中逃脱出来。
我所关心的根本是现世和今生,并非什么别的世界或来生。是否有像灵魂这样的东西,或是否死后还有生存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问题虽关重要,丝毫未使我有—点烦心。我生长于其中的环境,把灵魂——或称之为“阿特玛”(自我)更好些——与来生、因果报应的“羯磨”(业)理论和轮回都视为当然。我曾为这所影响,因之,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这些假想是有好感的。可能有灵魂,它在肉体死亡之后还能够存在;而主宰着生命行动的因果论也似乎有理由,虽然当一个人想到“终极之因”时就会引来明显的困难了。假定灵魂存在的话,轮回之说就似乎也有些合乎逻辑了。
但是,作为一个宗教信仰,我不相信任何这些或其他的理论和假想。它们不过是对于我们几乎全不了解的未知领域的理智的探索。它们并未影响我的生活,不管后来证明出它们正确或错误,对我都没有多大关系。
唯灵论同它的降神术和它所谓的精神之显示以及类似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种用以调查心灵的现象与来世神秘的方法宁可说是非常荒诞而不适当的。它往往更为恶劣,因为它利用了想获救或解脱精神痛苦的那些过于轻信的人们的情绪。我不否认某些心灵现象可能有其真实的根据,但是照我看来所用的手段似乎近于完全错误,同时这个从零零碎碎证据中得出来的结论是不能认为正当的。
当我看这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深不可测的神秘。在就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内,我有一种了解世界的要求:那就是去和它融合在一起,从而去充分体验它。但是照我看来,理解的方法主要是科学的方法——采用客观的方法,虽然我领悟到,像丝毫不差的客观性这样的东西可能不存在。如果主观的成分是难以避免和必然的,它就应当尽可能地受到科学方法的限制。
神秘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称之为上帝,因为关于上帝的说法有许多是我不相信的。我发现我自己不能够根据“神人同形说”来设想一个神或任何未知的至高权威。而很多人偏偏这样想法的这种事实是经常使我惊愕的根源。任何具人性的神的概念,在我看来是很诡异的。在理智上,我能够多少体会些一元论的概念,同时我为吠檀多哲学的不二论(非二元论)所吸引,但是我并不自命懂得它的一切深奥和错综之处,我认识到对这些问题的一点点理智上的体会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吠檀多哲学以及其他类似的见解,它们模糊而无形地神游于“无限”之中,颇使我吃惊。大自然的多样性和充沛激励着我而产生出精神上的和谐,并且我能设想自己在古代印度的或希腊的异教徒与泛神论的气氛中觉得很自然,只是要除掉依附于它的神或众神的概念而已。
一种依伦理学观点的对人生的理解,对我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但是,要用逻辑的方法来证明其合理,我看还有些困难。甘地先生强调用正当手段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很打动了我,而我认为这种强调就是他对我们公共生活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概念并无新奇之处,但是将一个伦理的教义应用于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上的确是新奇的。这样做是困难重重的,而且也许目的与手段不是真正分得开,而是共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一个几乎专考虑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世界,强调手段就仿佛是奇特而惊人的了。它在印度究竟成功到什么地步,我还不能说出。但是他曾在多数人民心中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则是无疑的。
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研究在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帮助了我用新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与时事。一长串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似乎有某些意义,有某些顺序,而未来不是那样看不清楚的了。苏维埃联盟的实际成就也给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我常常不喜欢或者不了解那里的某些现象,并且以我看来它是太注意于适应一时的要求或大国的政策了。尽管有这一切的发展,并且与原来改进人类社会的热情可能有些距离,我不怀疑苏维埃的革命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燃起了不可扑灭的熊熊火焰,它为整个世界所奔赴的新文明奠定了基础。我是一个过分的个人主义者和个人自由的信仰者,以致不喜欢过分的组织化。然而我看得很清楚,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里,个人自由必须有所限制;而且也许达到真正个人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在社会范围内要有一些这样的限制。为了较大的自由的利益起见,较小的自由往往是需要受到限制的。
我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多哲学观点:它的一元论与精神和物质的一致性,物质的运动与通过作用和相互作用、因果关系、正反合而完成的发展和飞跃的不断变化的辩证法。可是它还没有使我完全满意,也没有解答我心中所有的问题,而且差不多不知不觉地有一种朦胧的唯心论的想法潜入了我的心中,一种宁可说是类似吠檀多哲学的想法。它并非是精神和物质的差别,而是在精神以外的东西。其中也有着伦理学的背景。我承认道德标准是常变的,而且要随成长中的精神与进展中的文明为转移;它并受着一个时代心理的一般趋势所限制。不过此外还有些别的东西——某种更有永久性的基本要求。我不喜欢共产主义者的地方就是他和其他的人一样,在实践上,经常地将行动与这些基本的要求或原则分裂开了。这里,在我心中就有一种奇特混杂的想法,我不能够合理地加以解释或解决。因此,我的整个倾向就是不要将那些似乎力所不逮的基本疑问考虑过多,而宁可集中精力于人生问题,在较严密而更直接的意义上来了解什么是该做的以及如何去做。不管最后的现实性如何,也不管我们是否能掌握它的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虽然这可能一部分或大部分是主观的,它一定会呈现出增进人类知识的广大可能性与应用它来促进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
在过去有过而且到今天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还有一些人专心致志于寻求宇宙之谜的解答。这使得他们避开了当前的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可是当他们不能解决那谜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失望而陷入消沉无为和浅薄庸俗,再不然就到武断的教条里去寻求安慰。社会罪恶其中有许多本来是可以消除的,而被归咎于原罪,或者人类的本性难移,或者社会组织,在印度则归咎于无可避免的前生宿孽。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知不觉地连合理的和科学的思考都不去尝试,却托庇于悖理的行为、迷信以及社会上无理的和偏颇的成见与习俗了。的确,即使是合理的和科学的思考未必能一直把我们带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有无穷无尽的因素和关系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和决定着事态的演变。要掌握所有这些因素和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寻出正在发生作用中的支配力量,并且通过外界物质现实的观察、实验和实践,尝试和错误,为我们摸索出去到那日益扩展的知识和真理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并在受到上述那些限制的情况下,和目前科学知识的情况或多或少相配合的那种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是能有相当大的帮助的。然而即使接受那种认识,从中所产生的结论和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所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却并非总是清清楚楚的。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一般分析似乎已经非常正确,然而后来有许多发展和他对最近将来的预见并不符合。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灵活应用于后来一些发展上而获得成功;从那时起,更多的惊人变化发生了,这就是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以及隐藏在它们后面的一切。工艺学方面的突飞猛进和科学知识上巨大发展的实际应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因而引起了新的问题。
所以我虽则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我并不为它那许多内部争论而烦心。印度的左翼集团把许多精力耗费于为了主义上的细枝末节而相互攻击与谴责,使我不能忍受。我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人生是太错综复杂了,而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所能了解的说,人生也太不合逻辑。因此它就不能被局限于某种一成不变的主义范围之内。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依然是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问题,如何过和谐生活,如何保持个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均衡,如何调整个人间的和团体间的关系,如何继续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个人和社会生活,如何使社会发展,如何使人类毫不停留地勇往直前。要解决这些问题,按照科学的方法是必须沿着观察与精确的知识和审慎的推理这条途径来走的。这个方法在我们探索真理中也许不是经常适用,因为,艺术和诗和某些精神的体验似乎属于另一个范畴,而规避着科学的客观方法。因此让我们不必抛弃直观和其他体会真理与现实的方法。就是为了科学的目的,它们也是需要的。然而我们常常必须坚持着精确的客观知识,通过理性的试验,尤其是要通过实验和实践;同时我们常常必须警惕,不要陷在空洞理论的汪洋大海中,那些理论是和日常生活问题及男男女女的需求无关的。一个现代的哲学必须解答今天的问题。
生存于现代的我们,虽然对我们这时代的成就是这样的自豪,或许就是我们这时代的囚徒,正好像上古和中古的男女们是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俘虏一样。我们可能像前人一样地把自己引入歧途,误认为我们观察事物的方法就是导致真理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们不能够逃出樊笼,或者完全解除幻觉,如果那是幻觉的话。
可是,我确信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已使人类生活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比历史长期过程中任何其他时代都多,并且为更进一步的和更彻底的变化以及更根本的改变打开了门径,而逐渐引向长期被认为不可知的那个大门。科学的技术成就是极为显著的;它能将匮乏的经济转变为充裕的经济,这能力是明显的;它对长久以来为哲学所独占了的领域的侵入也日益显著了。“空—时”理论与量子论完全改变了物质世界的面貌。最近对于物质的特性、原子的构造、元素的变换以及电和光的相互转化的研究,已将人类的知识更大大地推进一大步了。人们不再把大自然看作是与自己分离而毫不相关的了。人类的命运看起来已成了大自然有节奏的“能”中的部分了。
由于科学的进步而发生的这整个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将科学家们引入了逼近形而上学的新领域。他们得出了不同而往往矛盾的结论。有的从中看出一个新的一致性,这一致性是与偶然性正相抵触的。此外,像贝特兰·罗素说过:“自从巴曼尼底斯时代以来学院派的哲学家们始终相信世界的一致性。我的最基本信仰就是‘这是胡说’。”他又说:“人类是种种原因的产物,那些原因对于它们所追求中的目的并无先见;人类的出生、成长、希望与恐惧、爱情与信仰都不过是各种原子偶然间排列出来的结果。”然而最近物理学上的进展已经大有助于证明大自然在基本上的一致性。“认为所有东西都是由单一的实体所造成的这样信仰陈旧得和思想本身一样了;可是我们是这一代,在历史上最早能够认识出大自然的统一性,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无根据的教条或者不能实现的愿望,而是一种人所共知以再清楚明晰不过的证据为基础的科学原理。”f
虽然这种信仰在亚洲和欧洲都是一样陈旧,但是将某些最近科学的结论与基于吠檀多不二论的基本概念两相比较却很有趣。这些概念认为宇宙是由一个本体所做成的,它的外形永远在变化着,而它的“能”的总量是始终不变的。还有,“对事物的解释应在它们自己的本质中去寻求,并不需要外界的事物或存在来解释宇宙间发生的现象”,从而得到宇宙自我发展的结论。
这些模模糊糊的思考所得出来的结果对于科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同时科学正以它自己精确实验的观察方法向多方面迈进,扩大着已经翔实证明了的知识领域,并且在过程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科学或许接近将发现重要神秘的边缘,可是后者可能躲避开了。它将仍然沿着它的指定的途径前进,因为这旅程是没有终结的。暂时不问哲学中的“为什么”这个问题,科学将继续追问着“怎么样”。当它找到了这答案,就会予人生以较大的满足和意义,并且也许在回答我们的“为什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
也许我们不能够越过那重障碍,而神秘者仍然继续神秘,那具有一切变化的人生,将依然是一大堆的善和恶,一连串的冲突,一种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互不相容的和敌对的要求。
此外,也许科学的进展本身如不与道德的修养和伦理的考虑结合起来而陷于孤立的话,它就将导致权力的集中,以及用科学所制造的可怕的毁灭性的工具,被掌握在一批企图统治别人的邪恶自私者的手中,这样就毁灭了科学进展本身的伟大成就。类似的情形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而在这战争里面隐伏着的却是人类精神的内在冲突。
这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可惊啊!人,尽管有无数的缺点,从古迄今,人为了理想、为了真理、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荣誉,牺牲过他的生命及其视为宝贵的一切。那理想可能改变,但是自我牺牲的精神长存;而由于这个缘故,对于人类是可以多予宽恕的,并且不可能对他失望。在危难之中,他未曾丧失他的尊严或他心中所认为珍贵的信仰,人本是大自然巨大力量的玩物,在这广漠的宇宙中比一粒微尘还要渺小,他却对大自然的威力进行挑战,利用他那作为革命摇篮的理智来试图控制这些威力。不管有什么样的神存在,人本身是带着些神性的,就和他本身也带着些魔性一样。
“未来”是黑暗的,不确定的,然而通向“未来”的一段道路却是看得见的,而且我们能够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要记住,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不见得会降服人类百折不挠的精神。也要记住,生命虽然有着一切的辛酸,它却也含着欢乐和美妙,我们总能够在那令人迷恋的大自然的森林中漫游,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去游的话。
“此外还有什么是睿智?人的努力,
抑或神的鸿恩,如此可爱而伟大,是何意义?
由恐怖中解放出来,生活着,等待着,
不计仇恨,将手举起;
人类怎可不永久珍爱这美妙的品质?”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