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一个月的牢狱生活快要过去了;明月盈而复亏,亏而复盈,很快就要满两年了。另一次的生日又将来临,令我想起我又老了一些了;我前四次的生日是在这里和在台拉·顿监狱中度过的,还有其他多次的生日是在以前的监禁中过的,次数可记不清了。
在这几个月当中,我常常想到写作,对它感到一种冲动,可是同时又有些勉强。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当然会有所写作而再出一本书,正像我在已往的刑期中所做的一样。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
然而我并没有写。我确实不喜欢随随便便就出一本没有特殊意义的书。写作本是够容易的,然而要写得有价值却是另一回事,我困居监狱之中写稿而世界又正在变化不已,在这条件之下要写得不致脱离时代,那就很难了。我将要写的不是为了今日或明日,而是为了未知的和可能遥远的将来。我将为谁而写?为何时而写?也许我所写的将永不会出版,因为我以后在监狱的岁月中可能目睹那甚至比已经过去的战争年月中更为巨大的震动和冲突。印度它本身可能变为战场,或可能发生国内骚乱。
可是,即使我们避开了所有这些可能的发展,而当今天的问题已成过去而被遗忘,新的问题代之而兴的时候,现在就为将来而写作是冒着风险的。我不能把这次世界大战看作另一次普通的战争,仅只是规模较大而已。自从它开始的那天起,甚至于更早些时,我对这些天翻地覆的激变,和正在兴起中的可好可坏的新世界,就充满着预感。那么,我的有关事过境迁的时代的拙作,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种种的思想使我烦心并且束缚了我;而在这些思想的后面,在我的心灵深处藏着较深的问题,使我不容易寻出解答。
我上次入狱的时间,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大半是在台拉·顿监狱以前所住的牢房中度过的,也有过同样的思想和困惑,这监狱就是那六年前我开始写自传的地方。在那里有十个月,我没能够培养出写作的心情,我把光阴消磨在读书或掘地种花上。最后我终于写了,本来准备继续着那本自传写下去的。一连几星期我很快地而且继续不断地写,但正在我要写完之前,我忽然被释放了,远在我的四年刑期届满之前。
幸而我未曾完成我的工作,如果已完成,很可能我会受到怂恿把它送去出版。今天看来,它实在毫无价值;它显得多么陈腐和枯燥无味。其中所涉及的事件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并且变成了半被遗忘的过去所留下的碎片,又被火山的熔岩盖住了。我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在我心中突出的是对我有深刻影响的亲身经验;与某些个人和某些事件的接触;与群众的接触,这群众就是那带着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可是又有令人惊异的一致性的印度人民;理智上一些探索;此起彼伏的痛苦和克服了痛苦之后所得的慰藉和欢乐;行动之顷的兴奋。关于这些事情有许多是可以不必写的。关于人们内心生活、感情和思想的一种秘密,是不可以而且不能够传达给别人的。上面那些接触不论是否与个人切身有关,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们影响个人并且陶冶他而改变他对人生、对他自己的祖国、对其他国家的反应。
我在这里,在亚马那加堡垒,也和在其他的监狱中一样,每天把许多时间消磨于园艺工作,虽在炎炎烈日之下,我仍然挖掘土壤,布置花坛。土壤极为恶劣,内多石块和从前建筑工程所遗留下来的碎石残砖,甚至还有古代纪念物的残迹。这里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过去有过多次战役和宫廷阴谋。就印度历史而言,那段历史并不古老,而且在大体上也不算很重要。但是一个特殊事件是突出的,现在仍然在人们记忆之中:一位勇敢的美妇钱德·比比保卫了这个堡垒,并且率领她的队伍手持利剑抵御阿克巴大帝的军队。她被自己的一名部下所暗杀了。
在这块不幸的土壤中挖掘着的时候,我们曾无意中发现了深深埋在地面之下的古代城垣的残迹和大厦的圆顶。我们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因为深入的挖掘和考古学的探索是不为当局所允许的,而我们也没有必需的工具来进行。有一次我们曾在墙面发现石头上雕刻着可爱的莲花,可能是在门口上面的。
我回忆起在台拉·顿监狱中另一次不大愉快的发现。三年前,我在挖掘着我们的小庭园时,我无意中发现了过去的稀奇古迹。在地面之下很深的地方,发现了遗留下的两根旧木桩,我们以激动的心情望着它们。这就是旧时绞架的一部分,在三四十年前曾经使用过。这监狱早就不再是行刑场,而这绞刑架一切看得见的痕迹早已消灭了。我们既已发现了它就把它连根拔去,所有协助进行这工作的狱中同伴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消除了这不祥之物了。
现在我已经放下锄锹,拿起笔杆了。也许我现在所写的将要遭到在台拉·顿监狱我那未完成的原稿同样的命运。在我不能自由地通过行动来体验“现在”的时候,我不能够写关于“现在”的问题。正是由于现在采取行动的需要才使我生动地意识到这“现在”,这样我才能得心应手地来写。在监狱里面,这“现在”是有些模糊、阴暗,有些不可捉摸,或者也不能当作现在的感觉来体验。若按照这字的真正意义讲起来,它对于我已经不复是“现在”了,然而它也不是那带着过去的固定性和雕像般的宁静的“过去”。
我又不能以预言家自居而来写那关于将来的事情。我的心中常常想到“将来”,并且试图揭开它的面目,而给它穿上我所选定的衣服。但这些皆是虚幻的推想,而“将来”依然是不定的,不可知的,同时也不能保证它不再辜负我们的期望和背弃人类的梦想。
这“过去”仍旧是“过去”,可是我不能像历史家或学者们将过去的事情以学者的姿态来写。我既没有那种的知识、修养和训练,并且也没有做那种工作的心境。“过去”压迫着我,或是当它接触到“现在”的时候而好像变为富有生命力的“现在”的那种模样,它有时又使我充满着温暖。如果它不是这样,它就要冷酷、无聊、无生气、无趣了。我只能写关于“过去”的事情,如我以前所做过的那样,把它和我当前的思想和活动联系起来;因此这本有关历史的写作,正如歌德所曾说过的,从“过去”的压迫与负担之中减轻了一些。我认为这方法与心理分析是相似的,不过不是应用于个人,而是应用于民族或人类。
这过去的负担,兼有好坏的负担,是不可抗拒的,而且有时使人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对于我们属于非常古老文明的印度和中国的人们更是如此。正如尼采所说:“不仅若干世纪的智慧,而且还有它们的疯狂也在我们身上爆发出来了。当历史的继承人是危险的。”
什么是我的遗产呢?我是什么遗产的继承人呢?我所继承的是几万年来人类的一切成就;所继承的是一切人类所想过的、感觉过的、经历过的痛苦和欢乐,所继承的是人类胜利的欢呼和它失败后的辛酸苦闷;所继承的是人类可惊的冒险,这冒险老早就已经开始而还继续在进行,并且在向我们招手示意。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是我和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我们印度人拥有一种特殊的然而并非独占性的遗产,因为没有一样是可以独占的,一切都为人类所共有;它对于我们尤为适用,因为它在我们整个躯体之中发挥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和将来可能的我们。
长久盘旋在我心头上的就是这种特殊遗产的思想和它如何适用于现在的问题,我所愿意写的也正是关于这一点的,虽然这主题的困难和复杂性将我骇住了,而我仅仅能涉及它的皮毛。我不能够把它写得恰到好处,但在试写之中,若把我自己的理智澄清,使它为了下一阶段的思想和行动做好准备,我也许可以对得起我自己。
不可避免地,我的看法往往是属于个人的;就是说,这种概念怎样在我心中滋长,它采取怎样的形式,它怎样影响过我和我的行动。还有一些完全个人的体会与这问题的较广泛的方面是无关的,但是它使我的理智蒙上色彩,并且影响了我对整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判断是根据很多因素的;其中我们亲身的接触——如果真曾有过的话——是有显著影响的。我们必须亲身地去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然的话就会更易于对他们发生误解,并且把他们视作完全不同的异族。
就我们自己的国家而论,我们有着无数亲身的接触;而通过这样的接触,我们同胞的许多画像或某种综合的画像就在我们心中形成了。我让我心中的画廊充满了陈列着的画像。有些肖像鲜明而栩栩如生地俯视着我,使我想起了生命的高峰——可是它都仿佛是那样久远,又像我曾读过的某些故事。还有很多别的画像,周围笼罩着旧日同伴和友情的回忆,使生命甜蜜可爱。还有数不清的群众画像——印度的男女老幼全都拥在一起仰望着我,而我在想探测出他们那些几千只眼睛的后面究竟是什么。
我将以完全关于我个人的一章来做这故事的开端,因为这样可以紧接着我写到我的自传结尾的那一个月而为我的心情提供一个线索。虽然在这里面往往可能有我私人的成分,但不至成为另一篇自传。
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我关在这亚马那加堡垒,当强烈的战争正在消耗这世界的时候,一个监犯却被迫不能活动,我有时有点躁急,同时想到大的问题和多年来充满于我内心的勇敢的事业。我试想用超乎个人的看法来观察这战争,就像人们看着一些大自然的现象,某些天然灾害、大地震或水灾一样。当然我这样做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我要从过多的损伤、憎恨和愤激当中来自卫的话,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而在这野蛮和破坏性的巨大表现中,我的烦恼和我自身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我回忆起甘地先生于1942年8月8日在那生死关头的黄昏所讲的话了:“尽管今天世界的眼睛都是血红的,我们却一定要用宁静而明澈的眼睛来正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