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4日,我忽然由阿尔摩拉的山中监狱被释放出来,因为得到了我妻子病危的消息。她远在德国黑森林中的巴登威勒的疗养院里。我匆忙乘汽车和火车去阿拉哈巴,第二天到达那里,同天下午我乘飞机动身去欧洲。班机将我带到卡拉奇、巴格达、开罗,水上飞机把我由亚历山大城带到布林的西。由布林的西我坐火车去瑞士的巴塞尔。我于9月9日傍晚到达巴登威勒,这是在我离开阿拉哈巴的第四天,从阿尔摩拉狱中释放后的第五天。
当我瞧见她的时候,卡麦拉的脸上露着和旧日一样的勇敢的微笑,但她太虚弱了,又为极度的痛苦所困,不能够多讲话。也许因为我来而引起了一些变化,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她的病就稍微好了些。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而且在慢慢地把她的生命力消耗了。由于我简直不能想到她会死,我就幻想她的病是在好转,并且如果她能够度过那次危险,她可能痊愈。医生们一贯的都要安慰病家,使我怀着希望,眼面前的危机似乎过去了,她的病势稳定了。她从没有好到能够长淡的地步。我们的谈话是简短的,一发觉她感到疲倦我就停下来。有时我念书给她听。我记得我这样念给她听的书是赛珍珠的一本《大地》。她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的进行是缓慢的。
每天早晨和下午,我由这个小城的旅馆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疗养院去同她度过几小时。我心中充满了我要告诉她的许多事情,然而我不能不抑制住自己。有时我们谈到一些往事,旧日的回忆,我们在印度的共同的朋友;有时带着渴望的心情谈到将来和那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尽管她的病势严重,她却老向往着将来。她的双瞳是光辉而富有生命力的,她的面容通常是愉快的。偶尔来探望她的朋友们察觉她的外表比他们所想象的好些,都感到快慰惊奇。他们是被那双明亮的眼睛和那副微笑的面容弄得迷惑了。
漫长的秋夜里我独自坐在客店的房中,或者有时我穿过田间或森林去散步。卡麦拉的许许多多的影像一个跟着一个浮现在我心中,这是她的丰美而深湛的人格的成百形象。我们已经结婚近二十年,然而她有多少次以她的心理或精神性格中的某些新鲜的东西使我感到惊奇。我已经在这样多的方面认识了她,而近几年来,我曾尽全力去了解她。我不是完全不了解,但我常常自问我是否真正认识了或了解了她。她有些难于捉摸,有些像仙女,真实而又虚幻,难于把握。有时候我向她的眼睛望进去,会觉得她是一个陌生人在窥视着我。
除了短期地上过学以外,她未曾受过正式的教育;她的心智没有经历过教育的熏陶。她来到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显然目前人们认为常见的那些复杂心理她是几乎一点也没有的。她从来不曾完全失掉那种少女的神气,在她成长为妇人的时候,她的眼神深邃而含有热情的火焰,给人的印象是一汪平静的池水,其中蕴藏着的却是怒吼的狂风暴雨。她不是那种现代妇女的类型,没有现代妇女的习气和稍欠稳重的姿态,然而她很容易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她根本上是一个印度姑娘,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姑娘,敏感而骄傲,幼稚而成熟,糊涂而聪明。对于那些她不知道或不喜欢的人她是沉默寡言的,但当着她所知道或所喜欢的人的面前她却洋溢着欢欣和爽朗。她的判断是迅速的但不总是公平而正确的,但她坚持自己生来的好恶。她没有虚伪。如果她不喜欢那一个人,那是看得出的,她也不企图掩盖这事实。即使她企图这样做,她大概也做不像。我所遇到的人很少能对我产生像她所给予我的那种真挚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