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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 结婚和婚后
书名：印度的发现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更新时间：2019-07-24 09:43 字数：2460
我想起我们结婚的初期了，我虽对卡麦拉非常的喜爱，我几乎遗忘了她，在许多方面不曾给予她以她应得的伴侣生活。因为那时我像着了魔的人，完全献身于所拥护的事业，生活在我自己的梦境世界里面，反而把在我周围的真人当作了虚幻的影像。我尽我能力的最大限度去工作，我心中充满了吸引我注意的事情。我将我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那事业，所余下的就有限了。
然而我根本没有忘记她，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她的身边，如同回到一个安全的托身之所。假若我离开一些日子，一想起她我的心就沉静下来，我亟于要回到我自己的家庭。假如她不在那里安慰我，给予我力量，因而重新恢复我的疲惫的精神和体力，那我真不知道该要怎样办了。
我已从她那里拿到了她所给予我的东西。在那些早年里我曾给予她什么东西来交换呢？很显然我辜负了她，她身上可能烙印着那些日子的深刻的痕迹。由于过度的骄傲和敏感，她不愿向我求助，虽然我比任何别人都更能给予她那种援助。她要在民族的斗争中恪尽她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不仅仅做她的丈夫的一个追随者和影子。她要在自己和世界面前显出自己的价值。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更令我高兴了，然而我简直忙得没有功夫看得很深很透，对于她所寻求和热烈想望的事我却茫然无睹。还有监狱关了我这么多次数，我与她分别了；或者她在生病。正如泰戈尔戏剧里面的吉多罗，她似乎在向我说：“我是吉多罗。我不是要受崇拜的女神，然而也不是一般怜悯的对象，可以像飞蛾一样漫不经心地被人拂来拂去。假如在危险和冒险的道路上你愿意留我在你的身边，假如你允许我分担你生命中的重大任务，那你就会认识我的真实本相了。”但她并没有用语言对我说出这些话，我只是逐渐地从她的眼睛里面体会到这种意思。
1930年的头几个月里我意识到她的愿望，于是我们一同工作了，我从这次经验中得到了新的喜悦。在一段时期内，我们生活在仿佛是生命的边缘上，因为阴云从四面合拢来，一个民族的大变动快来临了。那几个月对我们是快乐的日子，但它们结束得太快了，4月初全国陷于人民反抗运动和政府镇压的搏斗中，我再次入狱了。
我们男人多半下了监狱。于是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妇女来到前线，开始负起斗争的责任。自然，妇女们总是在斗争中的，但现在她们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这不但使得英国政府并且使她们自己的男人们也惊讶起来。就是这些妇女，上层或中层阶级的妇女，在她们的家庭中过着被庇荫的生活——农民妇女、工人阶级妇女、有钱的妇女、没有钱的妇女——像千军万马的洪流似的不顾政府的命令和警察的棍子汹涌而来。并非仅仅由于她们所表现的勇敢和决死的精神，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们所表现的组织能力。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内尼监狱当这个消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感觉到的兴奋和我们心中所充满的对印度妇女的巨大的骄傲。我们彼此问对于这一切几乎欲谈不能，因为我们满怀感慨，我们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所模糊了。
我的父亲后来也关进了内尼监狱，他告诉了我们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他原来是在外面担任人民反抗运动的领导者。而他并不曾以任何方式鼓励全国内妇女们的这些攻势的活动。照他的家长式的和有些老派的看法，他不喜欢年轻的和年老的妇女们在夏天灼热的太阳下面在大街上到处横冲直撞，和警察起冲突。但他看出人民的愤怒而并不阻止任何人，即使是他的妻子、女儿们和儿媳。他告诉我们他怎样欢欣惊讶地看见全国妇女所表现的精力、勇敢和才能，他以慈爱的自豪的心情谈到他自己家属里的姑娘们。
由于父亲的提议，一个“回忆的决议”于1931年1月26日，即印度独立纪念日，在全印度的几千个公共集会上被通过了。这些集会是被警察禁止的，其中许多被武力解散。父亲从病床上组织了这些集会，那是组织的胜利，因为我们不能使用报纸、邮政、电报、电话或任何现成的印刷机器。然而在同一天的指定的时间内，在这个辽阔国家里，甚至于在遥远的乡村里，这个决议被该省用各地的语言宣读出来加以通过。决议这样通过十天以后，父亲就去世了。
这是个长篇决议。但其中一部分涉及印度的妇女：“我们记录下我们对印度女性的尊敬和深切的赞许，她们在祖国危险的时刻放弃了她们家庭的庇荫，以不懈的勇敢和坚忍，和她们的男人们并肩站在印度民族军队的前线，同他们一道分担斗争的牺牲和胜利……”
在这次动乱里，卡麦拉扮演了一个勇敢的和非凡的角色，当每个我们所知道的工作人员都进了监狱的时候，我们在阿拉哈巴城的组织工作的责任就落在她没有经验的肩上了。她以她的热情和精力补偿了经验的不足。在几个月之内她就使阿拉哈巴城感到骄傲。
在我父亲的最后一次生病和他的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重新碰头了。我们是在作为同志和互相了解的新基础上碰头的。几个月以后，当我们带着女儿去锡兰度过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短促的假期的时候，我们似乎彼此重新认识了。所有过去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年月，都只是为这个新的和更亲密的关系作一种准备而已。
我们回来得太快了，工作占据了我，后来又入狱。除了两次接连着的两年长期监禁之间有过一段短暂时间而外，我们竟不再有共同假期生活，不再有共同工作，甚至于不能再在一起了。在第二次监禁未满以前，卡麦拉已病倒而濒近死亡了。
1934年2月，当我接到加尔各答政府的拘票而被捕的时候，卡麦拉就去我们的房间内为我收拾衣服。我跟着她向她告别。陡然间她紧搂住我，昏过去，倒下了。这在她是不寻常的，因为我们已经锻炼得使自己轻松地高高兴兴地对待这种去监狱的事，而且尽可能地避免小题大做。是否由于她有一种预感，认为这差不多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正常相会呢？
正当我们对彼此需要最殷、正当我们彼此这样亲密地接近的时候，两次各长两年的长期监禁将我和她分别开来了。在漫长的监狱日子里我想到了这些，然而我相信着我们重新聚首的日子一定会来的。这些年头她的生活是怎样过的？即使我不知道，我也能猜想得到，因为在监狱中的相会或者在外面的短暂时间内，情形是不大正常的。我们总是装出最好的态度，生怕由于表示了自己的苦难会引起对方的痛苦。但是很显然，她为许多事情感到重大的忧心和痛苦，而她心中是不平静的。我原是可能给她一些帮助的，但不能从监狱中给她一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