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别的思想,在巴登威勒漫长的孤独的时刻里来到我的心头。我不容易摆脱监狱的气氛;长久以来我习惯于它,这新环境对我没有任何大的分别。我是住在一个纳粹的统治区域里,有着各种我极端厌恶的事情,但纳粹主义并没有干涉我。在黑森林的一个角落的那个安静的乡村里,看不出多少纳粹的迹象。
或者我的心中充满了别的事情。我的过去生活展现在我眼前,而卡麦拉总是矗立于左右。她成为印度妇女或妇女本身的象征。有时她很奇怪地和我对印度的想象混淆在一起,印度,就是那尽管有着各种错误和弱点,如此难于把握,如此充满着神秘,然而对于我们却是如此亲爱的国家。卡麦拉是什么样的人?我曾经认识她么?了解她的真正本相么?她曾否认识或了解我?因为我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在我心里有着神秘和奥妙,我自己都不能测度。有的时候我想到,由于这些她对我有些害怕。我曾经是而的确也是最不适宜于做丈夫的人。卡麦拉和我在有些方面彼此是不相像的,然而在一些别的方面是很相像的;我们不能彼此有所补益。正是我们的这种长处成了我们彼此关系中的弱点。夫妻间或者有完全的了解,有心灵的完全结合,或者就是合不来。我们彼此都不能过那种单调的家庭生活,安于事物的现状。
在印度商场中所陈列的许多照片里,有两张卡麦拉和我单身拍的照片并列在一起,上面的题词是“adarsha jori”,意即模范或理想的夫妻,正如许多人想象我们是如此。但这个理想是非常难于抓住或掌握的。然而我记得当我们在锡兰度假期的时候,我告诉卡麦拉,尽管我俩中间有着种种争论和分歧,尽管生命对我们玩弄着种种把戏,我们还是多么幸运;婚姻是一种奇怪的事情,即使有了几千年的经验以后它还是那么奇怪。我们看见我们周围许多婚姻的破裂,或者同这差不多的东西,把原来是光明的和黄金似的东西变成了渣滓。我告诉她我们是如何的幸运,她是同意的,因为虽然我们有时争吵并彼此发怒,我们一直保持着生命的火星燃烧不熄,而对我俩每人说来,生活总是在展开新的进取精神和使彼此之间有新的深切领会。
人对人的关系,是多么基本性的问题,而在我们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热烈争论中,这个问题曾多次被忽略了。在印度和中国古老的和明智的文化中,它不是如此被忽略的,在那里它产生出来的社会行为的典型,虽有种种的短处,确实能够赋予个人以均衡。这种均衡在今天的印度是看不见的。然而在别的方面如此进步的西方国家中,又有何处可以找得到它呢?是不是均衡基本上是静止的,是与进步的变动相反的呢?我们必须为这一个而牺牲那一个么?肯定地说,应该有可能将均衡和内在的及外面的进步结合起来,将旧时代的智慧和新时代的科学与活力结合起来。的确,我们似乎已经到达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不是产生这种结合就是二者的破坏和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