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麦拉的病势好转了。这个转变是不很显著的,但在过去几个星期的紧张以后,我们感觉到很大的轻松。她度过了那次的险境,她的情况稳定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这情况继续了有一个月,我利用这一机会带着女儿英迪拉去英国作了短时间的访问。我已八年不到那里,许多朋友催促我去访问他们。
我回到了巴登威勒,重新过我的旧的例行生活。冬天来到了,雪中风景一片白色。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卡麦拉的病状起了显著的恶化。另一次危险来到了,她的生命简直仿佛是不绝如缕。在1935年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雪里和稀泥里跋涉着,不知她还可以活几天或几小时。白雪笼罩着的宁静的冬景,对我似乎就像冰冷的死亡的安静,我丧失了过去我充满希望的乐观。
但卡麦拉仍然抵抗住了这次危险,并以惊人的活力熬过来了。她的病好了些,她也更高兴些,她要我们带她离开巴登威勒。她对这个地方厌倦了,另一个产生变化的因素是在疗养院中另一病人的死亡,这个人有时曾给她送花并来探望过她一两次。那个病人——一个爱尔兰的男孩子——曾经是比卡麦拉好得多,甚至曾被允许出去散步。我们企图将他的猝然死讯瞒着她,但是没有瞒住。那些病了的人,特别是那些不幸需要住在疗养院的人,似乎发展了第六感使他们知道许多别人企图瞒过他们的事情。
1月里我去巴黎几天,并曾短时期的访问伦敦。生活又在捉弄我,我在伦敦得着消息,我已经又一次被选举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席,这次党的大会即将在4月里开会。我曾经料到这个,因为朋友们事先就告诉过我,我甚至于还和卡麦拉谈论过这件事。我进退两难起来了,在她现在的情况下离开她呢,或是辞去主席的职务。她不愿意我辞职。她仅仅好了一点儿,我们以为我后来还可以回到她这里。
1936年1月的末尾,卡麦拉离开了巴登威勒,被送到瑞士洛桑附近的一家疗养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