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我留在洛桑和欧洲的联系折断了,我没有必要再留在那里。实在说来,我心中另外的什么东西也折断了,我只渐渐地感觉到这件事,因为那些日子对于我是黑暗的,我的心不能正常地活动。英迪拉和我去蒙特勒共同度过几天安静的日子。
当我们停留在蒙特勒的时候,意大利驻洛桑的领事来看我,他特地过来转达墨索里尼先生对我的丧偶的深切同情。我有一些奇怪,因为我不曾会见过墨索里尼先生或与他有过任何别的接触。我请领事转达我对他的谢意。
几个星期以前,罗马的一位朋友曾经写信告诉我,墨索里尼先生想见我。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可能到罗马去,我明说了。后来,当我打算经由航空回到印度的时候,那个请求重被提起,还带点急迫和强邀的意思。我想要避开这次会见,但我不愿意无礼貌。在通常情况下,我或者可以克服我对会见他的厌恶,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这“领袖”h是什么样的人。但那时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正在进行,我会见他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各种各样的揣测,也必将被利用作为法西斯的宣传资料。我的任何否认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我知道几件最近的例子,当时有几个印度学生和别的访问意大利的人曾被利用作法西斯的宣传,不但违反他们的本意,而且有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另外还有就是1931年《意大利日报》所公布的和甘地先生的捏造的会见。
因此,我向这位朋友表达了歉意,后来为避免任何可能的误会,我还写了信并打了电话给他。所有这些都是卡麦拉死以前的事。她去世以后,我另外送了一封信,指出即使不考虑别的原因,我当时也没有与任何人会见的心情。
我这方面的一再坚持成了必要,因为我乘荷兰航空公司飞机经过罗马,必须在那里度过一个傍晚和一夜。我无法避免这个过路的访问和简短的停留。
在蒙特勒住了几天以后,我前往日内瓦和马赛,在那里我上了荷兰航空公司东行的班机。当我在下午很晚的时候抵达了罗马,一位高级官员来迎接我,并交给我墨索里尼先生的内阁秘书长的一封信。信上说“领袖”很希望会见我,并且他已决定在当晚六点钟会见。我很惊异,并且提醒他我过去的信。但他坚持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安排是不能推翻的。的确,这次会见如果不能成为事实,他有可能被免职。他向我保证,报纸上不会登载任何消息,我只需与领袖见面几分钟。他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与我握手,并亲自向我表示对我妻子逝世的吊唁。我们就这样辩论了整整一小时,两方面都十分客气但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是对我十分耗费精力、而对于对方也许是更耗费精力的一个小时。决定会见的时间来到了,我坚持了我的主张。一个电话打到“领袖”的宫里,说我不能来。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给墨索里尼先生,表示我不能接受他的邀请去看他的歉意,并对他的吊唁表示感谢。
我继续了我的行程。在开罗有几个老朋友来看我,再往东行就横过亚洲西部的沙漠地带。各种临时发生的事情和旅行上的准备,一直在我心中萦绕着。但离了开罗以后,当我连续几小时飞行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区的时候,异常可怕的孤寂紧抓住了我,我感到空虚和惶惶无所从了。我是独自一人回到我的家,这个对我已不再是家的地方了,而那里在我身边的却是一个筐儿,那个筐儿里面装着一个罐子。那就是卡麦拉所遗留的一切,我们的一切光辉灿烂的梦也已死去并变成灰烬了。我心中反复地念着:她没有了,卡麦拉没有了。
我想起了我的自传,我的生命的那部记录。这自传当她病卧在波瓦利疗养院中的时候,我曾和她谈论过。在进行写作自传的时候,我有时挑选一两章读给她听。她只看到或听到自传的一部分;她永远看不到其余的部分了;在生命之书的里面我们再也不能共同写作了。
我到达巴格达的时候,就打电报给印行那本自传的伦敦出版商,告诉他们我为该书写的献词:“献给已与世长辞的卡麦拉。”
卡拉奇到了,又是群众,又是许多熟悉的面貌。再就是阿拉哈巴,在这里我们把这宝贵的罐子带到急流的恒河边,将骨灰倾倒进这个圣河的胸腹里面去。我们的祖先们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地被它带到大海里去了,跟着我们而来的还将有多少人在它的波涛怀抱之中走完他们最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