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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章 合并与调整 种姓制度的开始
书名：印度的发现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更新时间：2019-07-24 09:43 字数：2604
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引起了新的问题——种族的和政治的。被征服的达罗毗荼族有悠久的文化背景，但是无疑地，雅利安人自以为比他们优越得多，因此，两族之间有一道宽阔的鸿沟。此外还有那落后的土著人、游牧人和森林居民。从这种种族间的冲突相互影响就逐渐地产生了种姓制度，而这种制度在以后的多少世纪中，又深远地影响了印度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制度并不是雅利安人的或达罗毗荼族的。它是使不同种族构成一个社会组织的努力，是使当时的实际情况合理化。后来它在自己的长久过程中带来了堕落，并且至今还成为一种负担和灾难。但是我们不可以拿后来的标准和晚期的发展来批评它。在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国家中，为了符合时代的精神，像这样的区分等级，是都有过的，虽然中国显然例外。在雅利安人中的另外一支即伊朗人，在萨珊王朝时代曾有过四种分类，但并没有僵化而形成种姓。有许多古代文明，包括希腊的在内，曾经完全依赖于庞大的奴隶制度。印度虽有比较少数的从事家庭服务的奴隶，但并没有过大规模的奴隶制度。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书中提到过和四个主要种姓相似的等级。中古的天主教中也有这类的等级。
种姓制度是从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严格界限中开始的，后者又分为达罗毗荼族和土著的部落。雅利安人最初只有一种阶级，其中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化。阿黎耶（雅利安，Arya）这个字的语根的意义是耕种。雅利安人整个说来都是农民，而农业被认为是高尚的职业。土地上的耕种者同时也可以充当僧侣、军人或商人，而并没有享受特殊权利的僧侣。等到工作和职业的分化更加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自己当中起了反应，于是新的阶级就采取了种姓的形式。
因此当某一时期战胜者在习惯上要消灭或奴役所征服的种族时，种姓制度是一种很平和的解决问题，并与职业日益专门化的情形深相配合的方法。生活分为几等，从农民的集体中演变出的吠舍（Vaishyas），这是农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刹帝利（Kshatriyas）是统治者和武士；婆罗门（Brahminns）是僧侣和思想家，他们被认为是决定政策和维持民族的理想的人。在这三者之下的是首陀罗（Shudras），是农民以外的劳动者和无技术的工人。土著部落中多数人逐渐受到同化，在社会中被列入下层阶级，也就是首陀罗。这个同化的程序是连续不断的。这些种姓一定曾经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许久以后才变为硬性的规定。大概统治阶级的流动幅度总比较大，而任何人以战争征服或其他方式取得政权之后就可以从心所欲加入刹帝利这类的特殊阶级，并且可以指使僧侣们捏造合适的世系，使他与古代某个雅利安英雄发生联系。
“阿黎耶”（雅利安）这个字不再含有种族的意义了，它的解释变为“高贵”，正像“非阿黎耶”（非雅利安）的意义是指“卑贱”而通常被用于游牧部落、森林居民一样。
印度人的理智特别善于分析，而且热心于把意识和概念甚至于人生的活动都加以区划。雅利安人不仅是把社会分为四大类，并且把个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生长和青春时期，这是学生时代，正在求学并发展克己自制和清心寡欲的修养；第二阶段属于持家者和世俗的人；第三阶段属于年纪较长的政治家，能抱客观态度，他们较为稳重而且冷静，能够廉洁无私，献身于公共事业。最后阶段则属于退隐者，他们的生活已经大部分地脱离了世俗间的活动。他们也就是用这分析人生阶段的方法去调整那并行而又互相冲突的两个倾向——全面的承受生活和舍弃生活。
在印度，和中国相同，博学多闻向来受到社会的尊敬，因为学问是被认为兼有知识与道德的。统治者和武士在学者面前总是低头的。印度早期的理论认为凡是与掌握大权有关者都是不能完全客观的。他们私人的利害和偏见总会与他们的公共职务发生冲突。因此判断是非和维系道德的任务应该交与思想家这一类的人物，因为他们不为物质上的烦恼而分心，而且在可能范围内不受私人情谊的影响，也就能用超然的精神去考量人生的问题。这一类型的思想家或哲学家被认为是在社会机构的最上层，为人人所敬仰和尊重。实行家们，如统治者和武士们，都列在他们之下，无论这些人如何有权有势总不能博得同样的尊敬。富有钱财仍不配得到荣誉和敬意。武士一类的人虽然不算是最上层，但是也享有崇高的地位，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到鄙视。
这就是种姓理论，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相同的东西，例如在欧洲中古的基督教国家中，当罗马教会在宗教上、伦理上、道德问题上、甚至于治理国家的原则上承担了领导任务的时候。在实践上，罗马对于世俗的权力十分关心，教会中的首领都依他们自己的特权充任统治者。印度的婆罗门阶级除了供给思想家和哲学家之外变为有权势的和地位牢固的僧侣，极力维护它所享有的利益。然而这种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生活，理想的人物仍然属于博学、慈善、品质优良、善于自制和能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婆罗门这一阶级曾经有过享有特权和地位牢固的阶级所有的一切恶行，他们中多数人既无学问又无道德。然而他们大都保持着社会上的敬仰，这并不是因为有钱有势，而是因为他们不断地产生哲人，而他们的热心公益和为公众利益而牺牲个人的记载，已经为众所周知。整个这一阶级都得到每个时代中它的卓越人物的范例的好处，不过，公众所尊敬的是品德而不是任何官职。传统是尊敬品学兼优的个人。从无数的实例可以见到，非婆罗门或被压迫阶级中人也同样受到敬仰，而且有时还有被尊为圣哲的。职位和军权虽然使人畏惧，但永不能博得同等的敬仰。
虽在金钱时代的今天，这种传统的影响还是显著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甘地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婆罗门而能成为印度的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无威无权无钱无势而能激动千百万人的心。或者这在事实上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标准，用来测验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它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目标：它向什么样的一个领袖效忠呢？
古代印度文明的或印度雅利安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达磨”的思想，它是远超过于宗教或信条的一种东西。它是责任的概念，是对于自己本身和对于别人履行所应尽的义务的概念。这个“达磨”是“黎多”（Rita）的一部分，“黎多”就是支配宇宙的活动和宇宙间一切的基本道德法则。既然有这种法则，人类就应当和它配合，并且应当在和它保持和谐的状态中尽自己的天职。如果一个人尽了他的天职而他的行动又合乎道义，适当的后果必然会随之而来。这样应享的权利并没有被强调过。这多少是到处都有的古老观点。它和近代的维护权利，维护个人的、团体的和民族的权利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