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印度历史很早的时代,我们发现了文明及文化的萌芽,后来百花齐放,发扬光大,蔚成大观,虽然屡经变故,仍绵延不断,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基本的理想、决定性的概念方在形成之中,文学、哲学、艺术、戏剧以及生活上的一切其他的活动皆受到这些理想和世界观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了那种闭关主义和不要别人与自己接触的主张不断地在发展,一直到它们成为呆定不变的,像章鱼一样的多足的东西,把一切都抓住了,这就是近代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流行于一个特殊时代,它的用意在安定当时的社会组织,而且赋予这种组织以力量和均衡。后来却发展成为那社会制度和人类心智的牢狱了。归根结底,安全是以牺牲了后来的进步为代价的。
这种制度维持了很长的时期,而且即使在那种制度之内,原来向各方面进展的重要原动力是那样地伟大,所以它仍然扩张到整个印度和东方海洋各国,而它的安定力,虽经屡次的震动和侵略,也仍能保持不失。麦克唐纳尔教授在他著的《梵文文学史》中告诉我们说:“整个印度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创造性。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侵袭印度西北部的时候,印度人已经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没有受到外力的影响。尽管不断地有波斯人、希腊人,西徐亚人、伊斯兰教徒的侵袭和占领先后踵至,印度—雅利安族在生活和文学上的民族性的发展,一直到英国占领的时代为止,实际上并没有因外力而停顿和改变。在印度—欧罗巴种族中没有一个支派经验过这样的孤立发展。除开中国以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追溯它的语言、文学、宗教信仰和礼节、戏剧和社会习惯等的不间断地发展到三千年以上的。”
然而印度并不是孤立的,整个的漫长历史时中,它与伊朗人、希腊人、中国人、中亚细亚及其他地方的人们不断地有着活生生的接触。既然它的基本文化经过这些接触之后仍然能够存在,那么它那文化的本身必然有某种东西能赋予它自存的动力,内在的生命力和对人生的了解。因为三四千年的文化滋长和持续是惊人的。有名的学者及东方问题专家马克斯·缪勒强调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印度思想中最现代与最古的阶段之间有三千年以上的连绵不断的持续性。”在1882年英国剑桥大学讲演中,他热情横溢地说道:“如果我们遍视全世界,要想找出一个国家最富裕地享有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一切财富、权势和美景——有些部分简直是地球上的天堂——那我就要指出印度。如果有人问我在哪一片天空之下,人类心智最丰富地发展了它的某些优秀的天赋,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思考最深,并获得这些问题的一些解答,而且这些问题是值得那些即使曾经研究过柏拉图及康德的人们的注意的,那么我要指出印度。我们欧洲人差不多是专靠希腊人、罗马人和闪族的犹太人等的思想所培养的。那么譬如我问自己,假使要我们的精神生活——不仅是为今生中比较真实的人类生活而且也为了神化的永恒生活——成为更加完满、更能包容、更加广泛,那么我们应该从何种文献里吸取改善的方法呢?我又再一次要指出印度。”
大约在此后半世纪,罗曼·罗兰用同样的语调写过:“如果地面上有这样一个地方,从草昧初开,人类刚刚开始生存的梦想的时候,世上人这一切的梦想就都曾获得过一个归宿,那就是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