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较大的不幸之一就是在希腊、印度以及其他各地损失了那许多世界上的远古文献。大概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些书籍本来是写在棕树叶即贝叶上,写在容易剥下来的白桦树皮上,到后来才写在纸上的。一种作品本来只存有少数的几部,如果遗失或损坏,这作品就绝迹了,只有在别的书中的引证或援用的字句上找到一些痕迹。虽然如此,也有五六万部梵文或其变体的写本已被寻获和编目,而经常还有新的发现。有许多印度古书至今在印度还未寻获,但是,它们的中文或藏文译本却已经发现了。对于古代写本,若向宗教机构、寺院和私人作有组织的搜求,也许更有丰富的收获。这种搜求和缜密地审阅这些写本,而且如果认为值得的话,并且加以出版或翻译,都是在我们摆脱枷锁、能够为我们自己服务以后应做的各种事务的范围之内的。这种研究工作一定会在印度历史的各方面,尤其是在历史大事和思想转变的社会背景上大放光明。事实上,尽管在不断地散失和损坏以及并无任何有组织的搜求这种情况之下,还发现了五万部以上的写本,可见古代的文学、戏剧、哲学和其他的创作是如何的惊人丰富了。有许多已发现的写本到现在还有待于周密的审阅。
已经散失了的书籍之中包括早期《奥义书》所属时代以后的唯物主义的文献全部。现在所仅有的只见于因批判或企图尽量驳斥唯物主父的学说而援引的词句中。无疑地,唯物主义的哲学当时在印度曾获得信仰达数百年之久,而且对于人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在公元前四世纪考底利耶所写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名著《利论》(或《治国安邦术》)中,曾经谈到唯物主义是印度的主要哲学之一。
这样,我们只得去依赖批评它的人和那些好毁谤这种哲学的人们了,而他们总是尽力讥刺它并指斥它为如何荒谬的。只能靠这些东西来弄清楚什么是唯物主义,自然是很不幸的。然而由于他们那样强烈地诋毁唯物主义,也可证明它在他们眼中是如何重要了。极可能,在印度多数关于唯物主义的文献都是被后期的僧侣们和其他崇信正统派宗教的人们所销毁的。
唯物主义者攻击在思想上、宗教上和神学上的权威及其中一切所有的特权。他们驳斥吠陀、僧侣和传统的信仰,并且宣称信仰必须自由,而不应该依据假定的前提或单依仗过去的权威。他们痛斥一切形式的巫术和迷信。它们的大体精义有许多地方可以和近代唯物主义的理论相比拟;它想要摆脱过去的桎梏和重负,要抛弃对于不可觉察的事物的揣想,和对于假想的神祇的崇拜。只有可以直接觉察的事物才能信以为真,而一切其他的推想都同样地可真可假。因此,只有一切有形的物质和这个世界才能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以外没有另外的世界,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也没有与肉体分离的灵魂。心灵和智慧,以及其他一切,都是从基本元素中发展出来的。自然景象与人类的品质无关,它对于我们所认为的善与恶并不关心。道德规范只是人们自己制定的标准。
我们认为这整个的理论是很奇怪的,它像是我们今天的理论而不是两千多年以前的理论。这些思想,这些疑虑和矛盾,这人类反抗传统权威的心理,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对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况不够了解,但显而易见的那是一个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的时代,所以会引起信仰的崩溃和智力上的热烈探讨,而在寻求可以满足心灵的出路。就是由于这心灵的不安和社会的失调,所以新的途径出现了,哲学的新体系也形成了。有系统的哲学,不是那种《奥义书》的直观理解,而是基于缜密的推理和论辩的哲学,开始披着各式的外衣出现了,其中有耆那教的、佛教的和也可以名之为印度教的——因为还没有更恰当的名字。史诗也属于这个时代,还有《薄伽梵歌》也在此时。要把这时代编成纪年式的记载是很难的,因为思想和理论都互相重叠着,而且彼此之间也有交互的影响。佛是在公元前六世纪降生的。这些发展,有的在他之前,有的在他之后,常常也有和他平行发展着的。
大约当佛教兴起的时候,波斯帝国已达到印度河。这强盛的大国接近了印度本部的边界,一定曾经影响到人民的思想。当公元前四世纪时亚历山大曾有一个短时期侵入印度的西北部。这次侵略的本身虽无关紧要,但是在印度则成为影响巨大的转变的前驱。差不多就在亚历山大死后,旃陀罗笈多王就建立了孔雀王朝。照历史的说法,这是印度的第一个强盛的、幅员广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传说中提到过印度许多的这类统治者和霸主,而史诗之一也叙述过为争夺对印度的王权而斗争的史迹,其中所指的可能是北印度。大概最可能的,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相似,是一群小国的集体。这些小国中有很多部落共和国,其中有些领土很大,也有微不足道的王国,还有和希腊相似的那种势力强大的商家行会的城市国家。在佛的时代,中印度和北印度有过许多的部落共和国和四个为首的王国(包括健陀罗,即阿富汗的一部)。无论组织的形式如何,城市或乡村的自治传统都很强固,而且尽管承认着霸主的权威,这些小国的内政并不受到干涉。其中有某种原始的民主政治,不过,大概也和希腊一样,仅只是限于上层阶级的。
古代的印度和希腊,它们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而居然也有许多相同之点,于是使我相信它们生活的背景有很相似的地方。雅典民主政治崩溃的时候才结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些地方可以和古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大战t相比拟。希腊文化和自由城市国家的衰败引起了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对神秘和天启的追求,以及种族早期理想的低落。重点从今世转移到来世。后来哲学的新学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发展起来了。
根据薄弱的而且有时互相矛盾的史料来做历史的比较,是有危险性的,而且这会引人走入歧途。然而我们会总想这样做。印度摩诃婆罗多大战之后的那一个时期,和当时表面上的心理紊乱的气氛,使人会联想到古希腊的后期。理想的标准庸俗化了,随后则是对于新哲理的暗中摸索。在政治和经济上彼此相似的内部变化,如部落共和团和城市国家的削弱和国家中央集权的倾向,可能都已经发生了。
然而这样的比较不会给我们很大帮助的。希腊经过震荡之后从没有真正复兴过,虽然希腊的文化在地中海还兴盛了好几百年,而影响了罗马和欧洲。在印度却是显著地复兴了,从史诗时期和佛的时代算起的一千年中都充满着创造的精力。哲学上、文化上、戏剧上、数学上和艺术上有无数伟大人物出现。在公元早期的几个世纪中,从潜在的力量爆发出来的惊人结果使殖民事业组织化,而把印度的人民和文化带到东海上的远方岛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