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两大部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大概经过好几百年方才编成的,甚至还有后来续编上去的。这些古诗所记的是印度—雅利安人的早期,他们在发展和统一中的征服和内战,但它们的写作和编辑却在以后较晚的时期中。我不知道任何地方有任何书籍能够像这两部书在群众心理上发挥过这样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从远古至今,它们一直都是印度人民生活中的活泼生动的力量。除了对于少数知识分子以外,它们产生这种力量并非出于梵文原著,而是以译本、以改编本和以口头传说和故事的种种方式传播出来的,并且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两大史诗表现了典型的印度式的方法,它把一切东西集合起来以适应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人们,从最高的知识分子到文盲以及未受过教育的农村人民。它们使我们稍稍了解古代印度人的那种秘密,那种能维系一个多方面复杂分歧而有各级种姓的社会,调和他们的冲突,并且给予他们英雄传说或伦常生活的一个共同背景。他们从容审慎地努力在人民中建立起一致的看法,使自己还能继续存在,并且能消除一切分歧。
在我童年的最早的回忆中,就有我的母亲或家中的老太太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史诗中的故事,正像欧美的儿童们会听到神仙故事或冒险故事一样。我听到的那些故事中也兼有冒险和神仙故事的成分。此后我每年常被带到群众露天剧场,那里表演着《罗摩衍那》的故事,还有大批的群众前来观看并参加游行行列。那都是很粗糙的,然而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记得其中的故事,而且那时候正是狂欢的时节。
印度的神话和古代传说就是这样钻进我的心坎,并且和形形色色的想象的人物互相掺合起来。我并不曾把这些故事当作真的而加以重视,甚至我还批评过其中奇幻荒诞的成分。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是一种想象的真实,恰如《天方夜谭》与《潘查雅特》(《五卷书》)一样。《潘查雅特》(《五卷书》)是一个动物的故事的宝库,西部亚洲和欧洲都曾从这里面采取过很多东西u 。当我长大的时候,其他的景象又涌进了我的心灵:印度和欧洲的神仙故事,希腊的神话,圣女贞德的故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有许多关于阿克巴大帝和柏波儿、福尔摩斯、亚瑟王和他的武士、印度大起义中的青年女英雄詹西的王后等等的故事,以及拉其普特人的武士英雄轶事。这些还和许多其他的故事杂乱无章地充满了我的心坎,但是其中始终总有那我在幼年时代所感受到的印度神话背景。
尽管有多种不同的影响在我心理上起了作用,而我对于印度神话还是如此,可知这古代神话和传说在别人的心理上的影响一定要如何地更多了,尤其是对于我们人民中的文盲群众。这影响以文化和道德来说都是好影响,我极不情愿去毁灭或舍弃这些故事和寓言中所含有的一切美和富于想象力的象征表示。
印度神话不仅只限于史诗中,它可以上溯到吠陀时代。并且在梵文的文学中以多种形式和外貌出现。诗人和戏剧家尽量利用它而且环绕着它编成他们的故事和可爱的幻想。据说无忧树若被美丽的女人的脚触到就会开花。我们读过爱神迦摩与他的妻子罗蒂(Rati的字义是欢乐),和他的名叫婆伞多的春之神朋友的冒险故事。迦摩大胆地亲自用花箭去射大自在天(Shiva),大自在天的第三只眼放出火焰把他烧成灰烬。但是他化为“无形”,继续生存下来。
大多数的神话和故事在思想方面都含有英雄的意味,并且教人谨守真理和诺言而不要顾虑任何后果;忠信至死甚至死后都不改变;勇敢、行善和为公益牺牲。有时故事是单纯的神话,再不然也是实事和神话混合在一起的东西,也就是保留在传说中的轶事的夸张记载。事实和虚构互相交织,变得分不开了,而这种混合就变为想象的历史。这虽然没有正确地把过去所曾经发生的事告诉我们,但它告诉我们的也同样重要——它告诉我们的是:人民所相信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所想象的他们的英勇祖先能够做出来的事,以及何种理想曾使他们发生过灵感。所以,不管是事实或是虚构,它已经变为他们生活中的生动的成分,不断地把他们从日常生活的贱役和丑恶中提到较高的境界,不断地指引出努力争取健全生活的正路,虽然这可能遥远而不容易达到。
据说歌德曾经指斥过那些认为古代罗马英雄故事琉克里细亚贞妇和其他等人的故事是虚构和伪造的人。他说:任何根本上虚构伪造的事物只能是荒谬的,华而不实的,从来不能是美妙的和感动人的,“如果罗马人能这样伟大而能够创造出像这类的东西,我们至少也应该能同样地伟大去相信它们。”
所以这想象的历史是事实和虚构混在一起的,有时还完全是虚构的,但它却是象征式的真实,它告诉我们那一时代中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就它能够成为思想和行动以及未来历史的基础这种意义而言,它也是真实的。在古代印度,整个的历史概念曾受过哲学和宗教中推理的和道德的倾向所影响。修订编年史或单纯的大事记没有受到重视。那些人所更关心的是人类事迹和行动对于人类品行的影响和效果。像希腊人一样,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性是很强的,可是他们在处理过去事情的时候对于艺术和想象却采取放任的态度,虽然他们专心注意的是要从其中为将来的行动吸取一些道德教训。
不像希腊人,也不像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在过去不是历史家。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就使我们难于确定历史中的时代和制订精确的年表。史迹互相穿插交错而呈现极度的紊乱。现代耐心的学者们只能一点一点地来寻找印度历史哑谜的线索。只有一部书,迦罗罕那在十二世纪中所写的《帝王的波浪》(Rajatarangini)——“克什米尔史”可以算得是历史。此外我们就只得求助于史诗想象的历史和其他书中的同时代的一些记载,铭刻、艺术品和建筑物的遗迹、钱币以及大量的梵文著作,在那里面去找些偶然的暗示。当然许多来到印度的外国旅行家的游记,特别是希腊人和中国人的,以及较晚时期中阿拉伯人的,也都可供参考。
这种缺乏历史的观念并没有影响群众,因为和其他地方一样,或比其他地方更甚,他们对于过去的看法都是基于历代相传下来的传说、神话和故事的。这种想象的历史和实事与传说混合起来的东西是人所共知的,而且赋予人们以一个强烈而持久的文化背景。然而对于历史的无知也有弊害,它还在纠缠着我们。对于事实,它产生了模糊的看法,与现实人生的分离,盲从轻信和思想含混。在那比较更困难的,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更模糊更不明确的哲学领域中,思想是毫不含混的,在那一方面,思想是兼有分析力和综合力的,常常很有批判能力,而有时还是多疑的。但是一到了和事实有关,它就毫无批判能力了,也许这是因为它并没有把事实作为事实来重视过。
科学的推动力和近代的世界给予事实以更大的重视,并带来了长于批判的能力和考察证据的做法,因而抛弃了为传统而接受传统的习气。许多有能力的史学家现在正工作着,但他们往往会矫枉过正,他们的作品成为琐屑的实事年表而不复是生动的历史了。奇怪的是,何以到了今天我们忽然又被传统所压服,而甚至于那些明智的人的批判能力也失去了作用。这部分的理由,或者是由于我们国家目前受着外人的统制,民族主义思想使我们心劳神疲。只有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自由,这理智才能正常地起作用,而且能有批判能力。
关于批判的观点和民族主义的传统之间的冲突,最近有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有启发性的实例。在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遵用毗讫罗摩纪年(超日王纪年,Vikram Samvat)的历法。这历法是依太阳推算的,但是月份仍用阴历。上月,1944年4月,正是这历法通行的两千周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这是全印度的庆祝季节,这庆祝是应该的,因为这是计时的大转折点,而且也因为毗讫罗摩或毗讫罗摩阿迭多(Vikramāditya)即超日王的名字是和这历法相关联着的,而且他也是长时期民间传说中的伟大英雄。无数的故事都是和他的名字相结合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以各种外号在中世纪流传到了亚洲各部,后来又流传到欧洲。
超日王长期地被尊为民族英雄,他是一个最理想的帝王。在人民记忆中他是一个把外族侵略者驱逐出境的统治者。但是他的荣誉是由于他的朝中文学和文化的辉煌成就得来的,那儿集中了一些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被称为“宫廷九宝”。大多数的故事里都谈到他的愿望是要对人民施行仁政,并且只要一点点的激动,他就肯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或自己的个人利益,他的宽厚、肯为人服务,勇敢与不骄矜,使他博得了美名。他能得人心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是一个好人,而且是艺术的奖掖者。至于他是一个成功的军人或战胜者这个事实,在故事里反而难得见到。重视人的德行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印度人心灵和印度人理想的特征。超日王这个名字,像恺撒一样,成为一种象征和称号。许多后世的统治者在自己的名字上都加上这个称号,这样就使得头绪更加纷纭了,因为历史上有许多的超日王。
然而这个超日王究竟是谁呢?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按照历史的说法,一切都是模糊的。当公元前57年左右,正当超日王纪年的时代应该开始的时候,却并没有关于任何这样一个统治者的遗迹。但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北印度确有一个超日王,他曾经和匈奴侵略者作过战而把他们驱逐出去。据人们猜想那“宫廷九宝”就是他朝中所有的,而所有那些故事都是称道着他的。那么这问题就是:这公元四世纪的超日王何以会和那从公元前57年开始的纪年有关联呢?可能的解释,好像是从公元前57年开始的纪年是在中印度的摩腊婆国使用的,而在超日王去世很久以后,这个历法被人联想到他身上去,并且还为纪念他而用了他的名字。不过这一切全是模糊而不能确定的。
最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很有才智的印度人总把这传说中的英雄超日王牵涉到两千年以前开始的时代上去。也引起人兴趣的是,我们发现出人们多么重视他那抵抗外族的战争和他那团结印度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志愿。事实上,超日王的领土仅仅限于北印度和中印度。
不仅是印度人在缩写或研究历史的时候会因为民族主义的要求和所谓民族利益而受到影响。每一个民族好像都会因为受到这种愿望的影响而粉饰和夸耀过去,并且去歪曲历史使其与自己有利。我们许多必读的印度历史,多半是英国人所创的,通常都是为英国统治作长篇累牍的辩护和赞颂以及关于他们以前几千年史事的一种略加掩饰的轻蔑记载。在他们看来,印度的真正历史是从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后才开始的。所有以前的事迹都用一种奥妙的笔法写成以为这神圣成就做准备而已。即使是英国的统治的时代,也因为要炫耀英国的统治和英国的善意而加以歪曲了。比较正确的景象发展得很慢。但是我们无需到过去寻找伪造历史以适合于某种特殊目的,并且用以支持自己的幻想和偏见。这种情况现在还是很普遍的。如果现在我们所亲身看见和经历的都可以被歪曲,那么过去的又当如何呢?
话虽如此,印度人特别轻信传说而把它当作历史来传布,这点也确是真的。他们实在应该去掉这种不假思索而轻易达到结论的毛病。
但是我说得离题太远,竟离开了那些男女神仙和那神话与传说开头的日子。那时的人生是完满的,而且与大自然互相融洽,人的心灵注视着宇宙的神秘而感到惊奇和愉快,天地之间好像相距不远,男女神仙从盖拉沙(神庙)或从喜马拉雅山中其他的栖息之处像奥林巴斯的神一样常常来到人间和男男女女一起游戏,有时也责罚他们。从这充裕的人生和丰饶的想象之中生出了神话、传说和强健而美丽的男女神仙,因为古代的印度人和希腊人一样,都是美感和人生的热爱者。吉尔伯特·墨累教授对我们讲过奥林巴斯体系的美。这篇描写文v也很可以适用于早期印度心灵的创作上。“他们是艺术家的美梦、理想和寓言;他们是超越他们自己的象征;他们是半信半疑的传说中的神,是无意中假托的神,是渴望中的神。这是一些为疑难不决的哲学家能以其所应具有的一切审慎态度来向之祈祷的神,正和他们求助于光辉的和深刻的假设一样。他们并不是任何人都信以为真实的神。”墨累教授接着所说的话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印度:“因为人类所雕塑的最美丽的神像并不是真神,而仅只是有助于去想象真神的一种标志,所以这种的本身,当被想象的时候,并不是那个实体,而只是帮助想象那实体所用的标志。……同时他们没有发布过与知识相抵触的教义,也没有发布过使人违反良心去犯罪的教令。”
逐渐地,《吠陀》中的神仙和其他男女神仙的时代退到历史后面去了,而艰难玄妙的哲学代替了他们的地位。但是这些想象,以及欢乐中的伴侣,苦难中的友人,模模糊糊影响地感觉到的理想和渴望的象征还在人民的内心里浮漾着。诗人们环绕着这些东西,笼罩上他们的幻觉而建起他们的空中楼阁,其中充满着华贵的彩绣和可爱的幻想。有许多这些传说和诗人的幻想曾被培恩采选改订而编入他的《印度神话故事小丛书》。其中有一篇名为《月的一分》w,所说的是创造女人的经过。“在天地开辟时代,大匠(创造生物的神)到了要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发现在创造男子的时候已把所有的材料用完,一点实质也没有了。在这进退两难的时间,他入了很深的禅定,到出定以后,他就照下面这样做了:他取月的圆,藤的曲,蔓的攀缘,草的颤动,芦苇的纤弱,花蕊的艳丽,叶的轻浮,象鼻的尖细,鹿眼的瞻视,蜂的丛集,日光的炫耀,层云的悲恸,飘风的变动,兔的畏怯,孔雀的浮华,鹦鹉颔下的柔软,金刚石的坚硬,蜜的甘甜,虎的残忍,火的炽热,雪的寒冷,鹊的噪,鹃的啼,鹤的虚伪,鸳鸯的忠贞,把这些性质混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将她送给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