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印度人曾是闭关自守的人民,对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遗产都感到骄傲,并且有建筑高墙厚壁以资保存的企图。可是我们尽管具有种族意识和越来越严格的种姓制度,然而我们和其他对自己的血统纯洁感到骄矜的种族一样,也发展成为一个奇怪的(许多种族的)混合种族;这是由雅利安族、达罗毗荼族、图兰族、闪族和蒙古族混合而成的。雅利安人一批一批地涌入印度跟达罗毗荼人混合起来;在以后的几千年中,继他们而一批接着一批前来的有下列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民和部族,美提亚人、伊朗人、希腊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或称西徐亚人、贵霜人或称月氏人、土耳其人、土耳其—蒙古人以及其他种族;他们或结小队或成大群,来到印度安居下来。达德威氏在《论印度》一书中写道:“许多凶猛好战的部落接二连三地侵入印度北部平原,推翻了印度的王公,夺取并破坏了城市,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新国家,建筑了他们自己的新首都,但是,过后他们就消失于博爱精神的洪流中了,遗留给子孙的仅只是一些被迅速冲淡了的异族血液和东一片西一片的外国风习,而这些血液与风习不久也就与那势力足以左右一切的环境变为同种的东西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势力足以左右一切的环境呢?有一部分是由于地理、气候和空气的影响;而更大的部分无疑地确是由于一种强有力的冲击,一种惊人的推动力,或是使人生富有意义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在它的清新而生气蓬勃的历史黎明期,就已经深深地印入了印度的潜意识的心理中了。这种感染力坚强到足够持久,并影响所有跟它接触的人们,因而把那些人——不论他们跟印度人有多大的差别——都吸收到印度的怀抱中去。这种冲击,这种理想,岂不是一簇有生命的火花,既照耀着国内壮大的文化,而且在整个历史年代中在不同的程度上还继续影响着印度人民的吗?
说印度文化是在情感冲击或是在人生概念的基础上长成的,那似乎是可笑而鲁莽的说法。就是个人的生活,也要吸取无数的生活资料;至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的生活那就更复杂了。印度外表上有着成千上万的概念,正像船破后漂浮在海面上的无数货物一样;其中很多是互不相容的。要在这些概念中挑出任何一类来证明某个特定理论,那是容易的;要挑出另外一类概念来推翻这个理论也是同样的容易。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在像印度这样的一个留恋于往事的又老又大的国家,那就更特别容易了。把错综复杂的现象分成单纯的类型,显然也是危险的,因为在实践和思想的进化中,尖锐的对比是极少的;一种思想往往渗入另外一种思想中;就是有些概念的外形虽没有变更,它们的内在本质业已变更了。不然的话,它们就往往落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之后,而变为一种累赘了。
自古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继续不断地改变着,从没有过与前面一个时期同样的情形。在种族上和文化上,我们今天和我们以往已大不相同。在我的四周,在印度,还有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我都看见变动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不过,我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已经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持久力和适应性,不管经历了多少变迁和危机,它们在非常悠久的岁月中还能够成功地保持住它们的基本个性。若不是它们和人生与大自然保持谐和,它们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不管那种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古代精神的因素是什么,不管它是好是坏,或是好坏掺杂,它总是一种力量;否则,它不可能经过这样长久的时期还存在着。它的效用可能早已消耗无余了,而从那时候起它已变成了一种累赘或阻碍了;也许后世的新生事物把它的优点都遮没了,剩下来的只是那化石的空壳。
在进步的观念和安全的与固定的观念之间,可能经常有着某种冲突。两者不相协调;前者需要的是变化,后者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安身处所和现状的继续维持。进步的观念是近代的产物,甚至在西方,它也是一种比较新的东西;上古和中世纪的文化,却更多这样的想法:过去是黄金时代,后来却变得衰微崩溃了。在印度,过去总是受到推崇赞扬。印度的文明主要是建筑在固定和保守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比在西方发生的任何文明要好得多。以种姓制度和大家庭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就适应于这目的,而且对集团与以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多病者或任何其他因丧失能力而不能自给的人都给予一种保险,这种种方面都是做得很成功的。这种安排,固然一方面有利于弱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强者。它支持了一般平常的人,同时却牺牲了突出的人,牺牲了低劣的人或是有天才的人。它把人们拉平了,因而个人主义就只有较小的作用。我们感兴趣地看出来:印度的哲学虽然是高度的个人主义性的,而且是几乎完全致力于使个人发展到心灵至善的境界,但是印度的社会组织却是公共性的,它只注意于集团。个人虽有随意思索、随意信仰的完全自由,但是他却必须严格依照社会和公共的习俗。
就整个集团而言,虽要遵循公共习惯,却也有很大伸缩变通的余地;没有一条法律或社会规章不能用习惯去变更的。新的集团也可以有它们自己的习俗、信仰和惯例,而还是被认为那较大的社会集团中的成员。就是这种伸缩性和适应力帮助了把外来的成分同化了。在这一切的后面,有着一些基本的伦理教义、一种对人生的哲学理解和一种对异族人生活方式加以容忍的宽宏度量。
只要稳定和安全是主要的目的,这个组织就多多少少成功地起着作用;甚至到了经济上的变化对它有损害的时候,它还能靠着适应环境的方法继续下去。对它真正的挑战是从新而有力的社会进步的概念而来的,这种概念则是与那旧而静止的意识不能适合的。正像在西方一样,这个新的概念也正在东方把那个根深蒂固的老制度连根拔除了。在西方,进步虽然仍是主要的特征,但同时它对于安定也有着日益增高的要求。在印度,就是现在的缺乏安定,才逼使人民离开旧的常轨,并使他们想到从而可以提供更大的安全的那种进步。
在上古和中古的印度,并没有这种要求进步的挑战。不过,却认识到变更和不断地适应的必要,因此,就产生了对于综合的热烈要求。这不只是把进入印度的各色各样的外来成分综合起来,而也是企图把个人的外表生活与内心生活,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在以前不像在今天这样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和裂口。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创造了印度,并且使得印度尽管有着它的多种多样性,但也有着一种一致性的印象。政治组织的根基就是自治的农村公社,帝王虽兴衰更迭而它却在底层经久不变。由国外来的新的移民和侵略者仅仅使政治组织表面上略起微波,并没有触动那些根基。国家的权力,外表上无论如何专横强大,总是受到习惯和固有的各式各样的限制;没有一位帝王能够轻易地干涉农村公社的利益和特权。这些习惯上的权利和利益保证着公社和个人的一定限度的自由。
在今天的印度人中,没有一种人能够比拉其普特人更能代表印度人,或者对印度文化与传统更感到骄傲。他们在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已经变成那传说中的活生生的部分了。然而拉其普特人中许多人据说是印度—西徐亚人的后裔,有些甚至是来到印度的匈奴人的后裔。在印度,没有比查特人更为健壮、更为优秀的农民了,这种人死守土地,不让别人干涉他们的土地。他们也有西徐亚人的血统。加提雅瓦尔地方的高大、漂亮的农民加提人也是如此。我们印度人中有许多人的种族来源是可以明确地查出来的,另外一些人的来源可就查不出了。但是,不论他们的血统来源如何,他们都很显著地变成了印度人,和别的人一起共享印度的文化,并把印度过去的传统看作他们自己的传统。
到印度而被印度吸收的每一个外来成分,似乎都给了印度一些东西,也从印度得到了许多东西;对于它自己,对于印度都有贡献。但是如果它和印度分离,或者不能变成一分子来分享印度的人生以及它的丰富多彩的文明,它就不能有持久的影响并且终归消逝;在这过程当中,有时伤害了它自己,也伤害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