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曾经与印度的生活和文化发生过接触而且曾经给予过影响的民族及种族中,最古老的而且最有永续性的要算是伊朗人民了。确确实实,这种关系的发生还在印度—雅利安文明萌芽以前;因为印度—雅利安人和古代的伊朗人原都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而是后来分别走了不同的道路的。种族上既然有关系,他们旧的宗教和语文自然也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吠陀教与拜火教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吠陀梵文与《阿维斯陀》的帕拉维(古波斯语)语文又非常相似。古典的梵文和波斯文是分别演进而来的,但它们的许多词源相同,因为有些词源是一切雅利安语文所共有的。这两种语文受到了各自环境的影响,他们的艺术和文化更加如此。波斯的艺术似乎与伊朗的土地和景色有密切的关系,伊朗艺术传统具有永续性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雅利安人的艺术传统和理想,也都是由于雪山、蔚茂的森林和北印度的几条大河发生出来的。
像印度一样,伊朗的文化根基也是非常稳固,甚至可以影响征服它的人,而且常常把它们同化了。在公元七世纪征服伊朗的阿拉伯人很快就屈服于这种势力,采用了饱经世故的伊朗文化来代替它们的素朴的沙漠作风。波斯语像法语在欧洲一样,成为亚洲辽阔地区内有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了。伊朗的艺术和文化从西边的君士坦丁起一直传布到戈壁沙漠的边缘。
在印度,这种伊朗的影响没有断过,在印度的阿富汗及莫卧儿王朝时代,波斯语成为印度宫廷用的语言;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英国统治的初期。所有印度现代语言都充满着波斯的词汇。这种情形对于一切由梵文派生出来的语言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印度斯坦语更是如此,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混合的产物。甚至印度南部的各种达罗毗荼语言也受到了波斯语言的影响。印度在过去曾经产生过一些用波斯语写作而富有才华的诗人,就是现在还有许多擅长波斯文的优秀学者,有印度教徒,也有伊斯兰教徒。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与同时期存在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有过一些接触,这似乎是无可怀疑的事。它们有些图案和印度显著地很相像。也有些证据可以证明当阿克梅内斯王朝时代以前,伊朗和印度便有过接触。在《阿维斯陀》古经中,印度会经被提到过,对于北部印度也有过一些记载。印度的古籍《黎俱吠陀》也有几处提到过波斯,那时波斯人称为波尔沙娲人(Parshavas),后来又称为波拉西卡人(Parasikas);现代的“波尔西人”(Parsi)这个字就是从那个词演变出来的。安息人被叫作波尔塔娲人(Parthavas)。这样看来,伊朗和北部印度从远古时代起,还在阿克梅内斯王朝以前就传统地彼此发生关系了。在那个万王之王居鲁士大帝时代起就有过进一步的接触,他到过印度的边疆,可能到过喀布尔和俾路支。纪元前六世纪时,在大流士王统治下的波斯帝国扩张到了印度的西北部,包括信德,可能还包括西部旁遮普的一部分。那一个时代有时称为印度历史上的拜火教(祆教)时代。它势力之所及,一定是很广的,对太阳的崇拜受到了提倡。
大流士统治下的那个印度地区,在他的帝国中算是最富饶、人口最多的区域了。那时候信德和近代的干燥荒芜一片沙漠的信德一定大不相同。关于印度人民的富足、人口的稠密以及他们对大流士所进的贡赋的情形,历史家希罗多德曾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印度的人口要比别的民族的人口多得多,他们所进的贡赋也此例上大过一切其他民族的贡赋,数达三百六十泰伦ak金沙(等于现在的一百万英镑以上)。”希罗多德也提到波斯军队中的印度人,他们有参加步兵、马队和战车队的;后来象也被提到了。
从公元前七世纪之前的一个时期起一直到以后的许多年代中,有些证据证明印度和波斯由于通商而发生了关系;特别是印度和巴比伦之间,早时就通商了。这种通商,据说大部分是经过波斯湾的al。从公元前六世纪起,因为经过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历次战役,就发生了直接接触。伊朗被亚历山大王征服后,它有许多世纪处于希腊人的统治之下;可是它和印度的接触还是继续着,据说阿育王的建筑物曾受到了波斯波利斯的建筑术的影响。在印度西北部和阿富汗发展起来的希腊—佛教的艺术也有一些伊朗的风格;公元四五世纪的印度笈多时代以艺术和文化活动著称,那时它和伊朗的接触还在继续不断。
喀布尔、坎大哈和塞伊斯坦这些边区,在政治上常为印度的一部分,是印度人和伊朗人会聚之处。在后来的安息人时期,它们被称为“白印度”。关于这些地区,法国学者詹姆士·达麦斯退耳(James Darmesteler)曾经说过;“在公元前后两世纪中,实际上以白印度之名见称于世的那些地区盛行的印度文明,一直到伊斯兰教徒征服印度时为止,它还是印度的成分多于伊朗的成分。”
在北方,贸易和旅客都经由陆路来到印度。印度南部则比较多地依靠海洋,海上贸易就把它和其他国家联系起来了。有过记载,一个南方的王国曾经同萨桑王朝的波斯交换过大使。
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征服了印度的结果,使印度和亚洲的中部及西部的接触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在十五世纪的时候(那差不多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受着伊朗强有力影响的帖木儿时代的文艺复兴,也正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大放光彩。巴卑尔本人就是帖木儿王系中一个王子,他走出了这个环境,登上了德里的皇位。那是在十六世纪的初期,伊朗在萨法维统治之下,正有着一个光辉灿烂的艺术复兴——这时期被称为波斯艺术的黄金时代,巴卑尔的儿子胡马雍曾逃亡到萨法维王处避难,后来得到了他的帮助才能回到印度。印度的莫卧儿统治者和伊朗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学者们、艺术家们为了求名求利,川流不息地越过国界来到这大莫卧儿的金碧辉煌的宫廷。
一种由印度的理想和波斯的灵感结合而成的新型建筑术在印度发展开了,在德里和亚格拉盖满了豪华美观的高楼大厦。其中最有名的是泰姬陵。法国学者格罗塞说它是“伊朗的灵魂投胎到印度的躯壳中来了”。
就人种来源和整个历史的关系而论,很少民族有比印度民族和伊朗民族更为密切的了。不幸的是,在这个长期的、亲密而可敬的交往中,最后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纳迪尔沙的侵略,那次侵袭,发生于两百年前,为时虽短,但是非常可怕。
后来英国人来了,他们把我们与亚洲邻居间赖以联系的一切门路与孔道都给封锁住了,海上的新路开辟了,这样就使得我们比较接近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然而我们陆路上与伊朗、中亚细亚和中国的接触中断了,直到现代,航空交通发达起来,才使我们重修旧好。这种与亚洲其余部分的突然隔绝,是英国在印度统治所造成的最突出的也是最不幸的后果之一am。
虽然如此,它和古代伊朗的联系是继续不断地存在着的,只不过和现代伊朗的联关,是暂时断了。一千三百年前当伊斯兰教进入伊朗的时候,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拜火教的信徒流离转徙到了印度。他们受到欢迎,就在沿西边海岸定居下来,仍旧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遵守他们自己的习俗;他们不去干涉别人,别人也不去干涉他们。这种情形是非常特别的,那些被称为波尔西的人们,怎样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在印度定居下来,把印度当作他们的家乡,而仍然保持着一个个别的小集团,坚守着他们自己古老的风俗习惯,这是一桩令人惊奇的事情。他们和自己集团以外的人,不准互通婚姻,事实上也很少这类例子。这件事的本身在印度倒并不足为奇,因为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和种姓以内的人结婚的。他们的人口增加得很慢,到现在也差不多只有十万人而已。他们在经营商业方面是成功的,其中很多人是印度工业界的领袖。他们实际上和伊朗已经没有接触,他们完全是印度人了;可是他们还坚守着他们古老的传统,怀念着他们的故土。
在伊朗国内,近来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去回想伊斯兰教以前的古代文明。这与宗教无关而是在文化方面和民族方面的;他们追索着伊朗的绵长而有持久性的文化传统并且感到骄傲。
世事的发展以及共同的利益,逼着亚洲各国不得不彼此重相关怀。欧洲人统治的时代已经像噩梦般地消逝了,往昔的回忆使它们想起旧有的友谊和共同的事业了。毫无疑问,在最近的将来,印度要和伊朗更趋接近,正像它现在和中国接近一样。
两个月以前,一个到印度来的伊朗文化代表团的团长在阿拉哈巴说道:“按照波斯的传说,伊朗人和印度人像是两弟兄,可是他们互相分开了,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对于彼此间的一切,他们的家族完全忘记了。他们中间还有一样唯一的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还在笛子上吹的几支老调;由于这些老调,两家还能在几世纪之后,互相认识而重新团结起来。我们现在到印度来也就是要在我们的笛上吹着我们的多年老调,使我们的印度堂兄弟们听了之后,可以把我们认作亲人,而和他们的伊朗堂兄弟们重新团结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