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是一种非常富丽堂皇、花枝招展、繁茂荣滋的语文,而又精细正确,严格遵守着两千六百年以前波你尼所制订的文法的范围。它扩充了,更丰富了,更充实华丽了,但它始终固守着原来的本源。在梵文文学的衰退时代,它丧失了一部分活力和文体上的质朴性,它变为非常复杂,被许多明喻和暗喻句子纠缠不清。文法规则本来是用以联缀字句的,到了后人的手上竟变成了卖弄聪明的工具,他们把整串的单字结合起来长到许多行。
威廉·琼斯爵士远在公元1784年就说过:“无论梵文多么古老,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此希腊文更完善,比拉丁文更丰富,而且比上述两者中任何一种文字更为优雅美妙;在动词词根和文法格式上,它和两者都有强烈的类似,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它们中间的类似之点如此强烈,没有一个语言学家通盘研究过了这几种文字而不相信它们是同出一源的,虽然这个共同的根源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威廉·琼斯之后,欧洲许多其他的学者,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也都研究了梵文,并奠定了一个新的科学的基础——比较语言学。德国的学术在这个领域内渐渐赶过了头,钻研梵文最大的功劳必须归诸于这些十九世纪的德国学者们。差不多每个德国大学都有一个梵文系,有一两个教授主持其事。印度的学术本很可观,但它只有旧的风格,没有批评的精神,除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外,对于其他外国古典语言很少熟习。在欧洲人的影响之下,一种新派的学术在印度兴起了,许多印度人到欧洲去,通常是到德国去,以新的研究方法和批判与比较的学习方法来训练自己。这些印度人比欧洲人有占便宜的地方,也有吃亏的地方。吃亏的地方是由于他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古遗传下来的信仰及传统,这些都妨害了心平气和的批判。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他们能够钻入到作品的精神里去,能够描绘出作品发生时的环境,因此能够和它更为协调。
语言较诸文法及语言学是一种更无限伟大的东西。它是一个种族和一个文化的天才所留下来的诗意的遗产,它也体现着形成种族和文化的那些活泼的思想和想象力。字的意义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旧的意义转变成为新的意义而仍然保留着它们旧的外形。要了解一个古字和古的词句的意义是困难的,要了解它的精神更为困难。如果我们要想窥见那古时的意义和前代使用这语言的人的心理,那就必须具备某种浪漫主义的和诗意的领悟能力。语言愈丰富多彩就愈困难。梵文像其他古典语文一样,有很多的字不仅富于诗意,而且意义深长,并有许多相联属的观念,这些是不能翻译成精神和外貌都与它迥然相异的那种语文的。甚至它的文法、它的哲理也都有着丰富的诗意内容;有一本古代梵文字典就是用诗的形式编成的。
甚至我们这些曾经研究过梵文的人,想要钻进这个古代语文的精神里去,想要重度那许久以前的世界里的生活,也非易事。不过在一些小的限度内我们也许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是古代传统的继承者,而那个古老的世界还存留在我们的幻想当中。我们印度的现代语言都是梵文后裔,它们大部分的词汇和表达方法是得之于梵文的。梵文诗歌和哲学书中的许多丰富而有意义的字,不可能翻译成外国语,它们却仍然还是我们各种民间通用语言中活生生的一部分。梵文本身尽管作为一种民间语文早已死亡了,但它仍有惊人的生命力。但对外国人而论,尽管有很好的学问,困难却更大。不幸的是,学者和博学的人们很少是诗人,然而诠释一种语文是需要学者兼诗人才作得了的。如巴尔特所指出的,我们常常从这些学者得到“不忠实的翻译,因为他们着重直译的缘故”。
因此,虽则比较语言学已经有了进步,而且在梵文的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对这个语言若用诗意的和浪漫主义的理解这个观点来说,那么还是颇为贫乏。从梵文翻译成英文或任何其他外国语文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称得上有价值的,或者是忠实于原文的。由于不同的理由,印度人和外国人在这方面的工作都失败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世界上失去了一件贵重的东西了,这种贵重的东西充满了美丽、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这种贵重的东西不仅仅是印度的遗产,而且也应该是人类的遗产。
把《圣经》的权威版本译成英文的这种具有艰苦训练、虔诚理解以及锐敏洞察的工作不仅仅产生了一部尊严的书,而且赋予英国语文以一种力量和高贵的品质。好几代的欧洲学者和诗人们,用爱好的心情从事精译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品,而产生了各种欧洲文学的优秀译品。甚至因此普通的人们,在某种限度内也能够分享那些文化的利益,而在他们的单调生活中得以瞥见一些真理和美妙。不幸的是,在梵文古典作品上此项工作尚待努力。什么时候会做这种工作呢?究竟将来是否还会做这种工作呢?我不知道。我们学者的人数愈来愈多了,他们的学术愈来愈有了成就,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诗人;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有一条日益增宽的鸿沟存在着。我们的创作倾向转到不同的方面了,今天的世界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几乎不能让我们有从容研究古典作品的闲暇。特别是在印度,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朝另一方面看,以弥补那丧失已久的时间:我们在过去曾经过分沉浸在古典著作里,还有由于我们丧失了自己的创作本能,就是我们自称很珍爱的那些经典著作也不再使我们得到灵感了。我想印度经典的译本是要继续出现的,学者们会注意到使梵文的单字和名字拼写正确,具备一切必要的发音符号,有很多的注解、解释及研究比较。事实上,一切应有尽有,而且是按词义忠实地译出,只是生气勃勃的精神消失了。原来很可爱,而且音调谐美、富于想象、带着生命和欢乐的妙文,将变成古旧、平淡、陈腐的东西,既乏青春,又欠美感,只是带—些书斋的灰尘和半夜油灯的臭味而已。
梵文究竟在多久以前就成为死的语文,意思就是说在不再成为口语有多久,我不知道。早在迦梨陀娑的时代,它就已经不是大众的语文了;虽然它是全印度受过教育者的语文。它就这样地维持了许多世纪,甚至还传布到东南亚和中亚细亚的印度人居留地。公元七世纪的柬埔寨就有正式的梵文诗文,可能还有剧本,这是有记载的。在泰国(暹罗)的一些典礼仪式中,至今还用梵文。梵文在印度的生命力是很惊人的。当十三世纪初期阿富汗统治者在德里皇位上登极的时候,波斯语成为大部分印度的宫廷用语,而逐渐地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们放弃梵文,采用了波斯语文。各种民间的语文,也在成长,而且发展出各种的文体。然而尽管在此种情形之下,梵文还是继续存在,只是品质降低了。1937年在特里凡特伦举行的东方学大会上,托马斯博士(Dr. F. F. Thomas)担任主席,他指出:梵文在印度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统一力量,它的用途还是多么普遍。他实际上还建议用一种简体梵文——一种基本的梵文——作为现在全印度的共同语文!他引用了马克斯·缪勒以前说过的话,并且表示同意道:“印度的过去和现在有着这样一种惊人的连续性,尽管有屡次的社会变动,宗教改革,外国侵凌,但在那个伟大国度的整个范围内,梵文可以说仍旧是一种唯一通行的口语……甚至在目前,在英国统治和英语教学了一个世纪之后,我相信梵文在印度被人们了解的程度,要比但丁时代拉丁文在欧洲被人们了解的程度更为广泛。”
我不了解但丁时代欧洲有多少人懂得拉丁文,我也不知道在今天印度有多少人懂得梵文;只是懂得梵文的人数还是很多,特别是在南部。那些深通任何一种印度—雅利安语系现代语言——印地语、孟加拉语、马拉塔语、古吉拉特语等等——的人们要懂得口说的简单梵文不是很难的事。甚至本身纯属印度—雅利安语系的现代乌尔都语大概也有百分之八十的词是从梵文变化出来的。一个词究竟是从波斯文来的还是从梵文来的?这往往很难说,因为两种文字的词源是相同的。南方的各种达罗毗荼系的语言,虽然来源和梵文完全不同,可是也从梵文借用并采用了大量的词,几乎它们的半数词汇是和梵文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中直到近代,各种科目的书,包括剧本在内,还有继续使用梵文写出来的。的确,这类书现在还不时出现,梵文杂志也是这样。水准不高,并且它们也没有增加梵文文学一点价值。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梵文的势力,在这样悠久的时期中,会这样地一直维持下来了。有时候在公共集会上还用梵语来致辞,只是那些听众当然或多或少是有些学问的。
这种对于梵文的不断使用无疑地妨碍了各种现代印度语文的正常发展;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不起那些现代印度语,认为它们是粗鄙的,不适宜于创作性或学术性的著作,这类著作本是用梵文,后来是常用波斯文写成的。尽管有这种障碍,各省的重要语文在若干世纪中还是逐渐地形成了,发展了各种文体,建立了他们的文学。
在近代的泰国中,当它需要技术上的、科学上的或政治上的新术语的时候,许多词是从梵文改作而成的,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古代的印度人认为语音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的诗和散文都有一种节奏的、音调谐和的风格。他们特别努力要保证词的正确发音,为了这个目的定下了精密的规则。因为古代教学专凭口授,整部的书籍要记在心里,一辈一辈地传下来,所以发音正确就更有必要了。单字发音所含的重大的意义使他们企图把音和义相结合起来,结果有些结合很令人感到愉快,有些就成为拙劣而不自然的混合的东西。庄斯登曾经叙述过这一点:“印度的古典诗人们对于语音的变化殊有敏感,其他国家的文学少有和这相似的现象,它们的精巧的结合是无穷快乐的泉源。但是有些人把字音和字义配合得无疑是非常拙劣,他们用有限的辅音或甚至于只用一种辅音来做诗,犯下了真正的大错。”au
虽在今天,吟诵《吠陀》诗篇时,仍然是遵照着古代规定的、谨严的发音规则。
近代的印度语言是从梵文变化出来的,因此称为印度—雅利安语系,计有印地—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马拉塔语、古吉拉特语、奥里萨语、阿萨密语、拉其斯坦语(印地语文的变体)、旁遮普语、信德语、帕塞托语、克什米尔语。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有: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加那列语、马来雅拉语。全印度所有语文都包括在这十五种之内。在这些语言中印地语及其变体的乌尔都语流行最广,甚至不讲这种语言的地方也都听得懂。除此以外,只有一些方言和文化落后的山林地区的部落在极有限的地城内所讲的尚未成熟的口语而已。那种据说印度有五百种或更多的语言,那种翻来覆去的说法,只是语言学家们心中虚构出来的东西。户籍调查员把它当作独立的语言而予以登记的有方言中的每种变化和阿萨密—孟加拉与缅甸交界地方的山区中每一种土语,其实有的不过是几百人或几千人所说的话而已。这些所谓几百种语言之中大部分只限于印度东方边疆和与缅甸交界的东方边疆。如果依照这些户籍调查员们所用的方法,那么欧洲也有好几百种语言;我想,德国就可以列出大约六十种。
真正的印度语言问题和这种多种多样性并无关系,问题实际上只限于印地—乌尔都语,它是一种语言而有两种文体、两种字体。在讲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写起来,尤其是在文雅的体裁中差别就大了。过去曾经有人努力过,而现在也还在继续努力要缩小这种差别,要发展一种通常称为印度斯坦语的共同文体。这正在发展成为全印度人民都懂得的一种共同语言。
从梵文变化出来的印度—雅利安语系中之一的普什图托语是印度西北边疆省区和阿富汗的流行语言。它比较我们其他的任何语文受到更多波斯语的影响。这个边区地方在过去曾接连不断的产生过梵文的突出思想家、学者和文法家。
锡兰的语文是僧伽罗语;这也是直接从梵文变化出来的印度—雅利安语系中的一种。僧伽罗种族不但从印度取得了他们的宗教——佛教,而且在种族和语言学上也和印度人有血统关系。
现在大家已经明白承认,梵文和欧洲的古典语文以及近代语言是接近的。甚至斯拉夫体系的各种语言和梵文也有许多共同的形式和词源。在欧洲语言中最接近梵文的要算是立陶宛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