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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章 发展与衰微
书名：印度的发现 作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更新时间：2019-07-24 09:43 字数：5017
在公元最初一千年中，印度经过若干次盛衰、成败，与外来的侵略成分有过多次的斗争冲突，也遭遇过不少内部的荆棘灾难，然而这仍不失为一个民族生活活泼旺盛的时期，它精力焕发地直朝着各方面发展。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丰富的文明，在哲学、文学、戏剧、艺术、科学和数学各方面百花齐放。印度的经济发展了，印度的眼界开阔了，别的国家也在它视线之内了。它和伊朗、中国、希腊世界及中亚的接触增加了，尤其是它对东方海面有着一种强有力的欲望，这就导致印度殖民地的建立，也使印度文化传布远及国外。在这一千年的中叶，即从公元四世纪初到公元六世纪的这期间，笈多王朝繁荣兴盛而成为这广泛的知识和艺术活动的保护者和标志。那就是称为印度的黄金时代或全盛时代。这时代的作品就成为经典的梵文文学，它显露着恬静沉着的气质、自信心和一种自豪的热情——这是由于幸而生在这样一个文化的全盛时代而感到的自豪。这样就驱使着他们要将他们伟大的智慧和艺术方面的能力发挥到顶点。
然而甚至在这黄金时代结束之前，软弱和衰微的征象已经显然可见了。从西北来的白匈奴接连着分批侵入；他们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被击退，可是他们仍旧一再重来，逐步蚕食而慢慢地到达了印度北部。他们甚至在整个北部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势力达半世纪之久。直到那伟大的笈多王朝的最后一代尽了很大的努力和印度中部的统治者耶萨婆曼结成同盟，才把匈奴驱逐出去。这个拖得很久的冲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把印度削弱了，也许就是因为印度北部遍地都有了很多匈奴人的居留地，才逐渐在印度人民中间产生了内部的变化。固然匈奴和其他的外国人一样都曾被吸收同化，但他们留下了他们的特征，使印度—雅利安民族旧有的理想冲淡了。关于匈奴的古代记载中充满了他们那些与印度作战和政治标准迥然不同的极端残暴和野蛮行为。
到公元七世纪戒日王执政时代，在政治和文化都有一种复活和复兴的气象。邬阇衍那（现代的优禅尼）从前曾经是笈多王朝的辉煌的首都，如今又变成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并且是一个强盛王国的重镇了。但在以后的几世纪中，这种复兴气象又复衰退消逝。在公元九世纪，古吉拉特的米喜拉·波阇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使一个统一的国家巩固起来，并建都于曲女城。这时候又有过一次文学复活现象，中心人物是拉家舍加拉。到公元十一世纪初，另一个波阇（Bhoja）露了头角，他是一位精明强干而有吸引力的人物，邬阇衍那就再度成为伟大的首都。这位波阇是非常有能力的，在许多方面都有特出之处。他是一位文法学家兼辞典编纂者，并且对医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他又是一位艺术和文学的建立者和奖励者，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据说曾经写过很多作品。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民间的神话和传奇的一部分，象征着伟大、渊博和宽厚。
但尽管有这些光明的外貌，好像总有一种内在的弱点在腐蚀着印度，这不但影响它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影响了它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是何时的事无法确定，因为这是迟缓而不知不觉地发展的过程，影响印度北部较早于南部。的确，不论在政治方面或是文化方面，南部都变得更重要些。也许这是由于南部避免了那因侵略者的战争风波而造成的继续不断的紧张情况；也许那时有很多作家、艺术家和营造师都移居到南方来躲避北方那种不安定的情况。南方的许多强大王国和它们的辉煌宫廷一定曾吸引了那些人，一定给了他们以做创造性工作的机会，这种机会，是他们在别处得不到的。
虽然北方没有像过去那样屡次统治着全印度而且它还分裂成为几个小国家，可是在那里生活仍很丰富，也还拥有许多文化和哲学活动的中心。贝拿勒斯像过去一样，仍旧是宗教和哲学思想的中心，凡是有人提出了新的学说或是对旧学说提出了新解释，就必须到贝拿勒斯来证明他的主张是否正确。克什米尔长久以来就是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伟大的梵文中心。许多伟大的大学发达起来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叫那烂陀，它的学术地位在整个印度受到尊重。到过那烂陀就是有文化的标志。进这所大学不是容易的，入学资格限于那些达到一定水平的人们。它是专门注重高深的研究工作的，中国、日本，甚至据说朝鲜、蒙古和布哈拉都有学生被吸引到这里来求学。除了宗教和哲学科目（佛教、婆罗门教都有）外，非宗教性的和实用的科目亦予传授。大学内有一个艺术学院、一个建筑系、一个医学院、一个农业系，还有牛奶场和家畜场。大学里的文化生活据说就是些生动的辩论和讨论。印度文化的传布到国外，大部就是那烂陀大学里出来的学者们所做的事业。
在比哈尔地方靠近近代的巴伽尔浦尔，有一所毗讫罗摩尸罗大学，在加提雅瓦尔地方有一所伐拉彼大学。邬阇衍那大学在笈多王朝时代也享有盛名。在南方还有安拉瓦提大学。
然而，在这一千年终了的时候，一切都好像是一个文明的午后景象，红光焕发的早晨热情早已消逝，如日方中的全盛也已成为过去了。但在南方却依然精气横溢，并且还继续了好几世纪。至于那些印度的国外殖民地，一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它们的生活还是积极而旺盛的。然而心脏似乎已经硬化了，脉息也跳得慢了，这种硬化和衰弱还逐渐蔓延到了四肢。自公元八世纪的商羯罗以后，哲学方面就没有产生过伟大的人物，虽然有过一连串的评论家和辩证学者先后出现；甚至连商羯罗也是来自南方。那种好奇的意识和智力上的进取精神都让位于生硬的形式逻辑和缺乏生气的辩证法了。婆罗门教和佛教都退步了，各种低级的崇拜方式倒随之兴起，特别是一些神秘宗派以及对于瑜伽学派的曲解。
在文学方面，跋婆蒲提（公元八世纪）是最后一个伟大人物。许多书籍继续在写作着，只是文体变得愈来愈错综复杂了，既没有新鲜的思想，也缺乏新颖的辞藻。在数学方面，巴斯卡拉二世（公元十二世纪）是最后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在艺术方面，哈斐尔却把我们引得有点超过这个时期了。他说表现的形式直到公元七世纪、八世纪在艺术上才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那正是印度产生出大部分伟大的雕刻和绘画的时期。照他说来，从公元七世纪、八世纪到十四世纪才是印度艺术的伟大时代，相当于欧洲哥特式艺术发展的最高峰。他还补充说，到了公元十六世纪古代印度艺术创造性的冲动才开始显著地减弱下来。我不知道他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有多大，但是我想象甚至在艺术的田园里对于旧的传统而论，也是印度南部比印度北部保持得长久。
最后一次的主要对外移殖是在公元九世纪发生于印度南部，但此后南部的注辇王朝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为止还继续是一个强大的海权国，那时他们还战败并征服了室利佛逝。
我们由此可见，印度是正在逐渐枯竭，正在逐渐丧失着它的创造天才和生命力。这个过程很慢，它延续了好几世纪，是由北方开始，最后才转到南方的。这种政治的衰退和文化的停滞不前，究竟是些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纯粹因为年代长久了会对文明有所侵害，像人一样地会衰老呢？还是因为一种浪潮作用，前前后后地推动着的关系呢？或者还是外来的侵袭和客观的原因应该负责呢？拉德哈克里希南认为由于政治自主的丧失，印度哲学也失掉了它的生命力。席尔凡·烈维写道：“梵文文化随着印度的自由一齐丧失；一些新的语言，新的文学侵入了雅利安人的土地，并把梵文文化从这些地方赶走，使它只得在大学中避难而沾染了学府中的迂腐学究气味。”
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由于政治自主的丧失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文化的衰败。但是，除非已经先有了某种衰败现象，政治自主怎样会丧失呢？一个小国可能易于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所征服，但一个像印度这样大、这样发达并且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是不会屈服于外来的攻击的，除非它内部先自衰败，或是侵略者拥有一种较高明的作战技术。印度自己内部的衰败在这一千年的末期是已经看得很清楚的了。
在每一种文明生活中，总会有反复的衰败和分崩离析的时代，在印度从前的历史中也有过这种时代。但是它曾渡过难关并使它自己重新获得青春，有时它暂时退缩到蜗壳之内，随后又带着新鲜饱满精力浮现出来了。总还保持着一个具有动力的核心，一有新的接触它就重新振作而发展起来；和旧的虽有些不同，可是还与它保持着亲密的联系。那么，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曾经这样时常把印度拯救出来的灵活运用的精神，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呢？是不是印度的那种呆板的信仰和日益僵化的社会组织使它的思想也变成僵硬了呢？因为生活如果不改善、不进化，那么思想的进化也要停止了。印度长时期以来就是一个把实际行动上的保守和思想上的激发二者奇妙地结合起来的国家。那种思想必然影响了实际行动，虽然这种影响是很自然的，并无轻视过去的意思。“但是，他们的眼睛所阅读的虽是旧文字，而他们的智慧在旧文字中所看到的却是新思想。印度在不自知不自觉中自己已转变了。”然而如果思想丧失了它的激发性和创造力而成了腐朽而无意义的行动的驯服的随从者，含含糊糊地喃喃着一套陈腔旧调，并且害怕一切新的事物，那么生活就变得停滞不动而且被束缚住而困于自己所造的牢监里了。
我们有着很多关于文明崩溃的例证，其中最显著的恐怕要算欧洲的古典文明——它在罗马败亡时也就完结。远在罗马亡于来自北方的侵略者之前，由于它自己内部的弱点，它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了。一度曾经扩张的经济，早就萎缩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城市工业衰败了，原来很繁荣的许多城市一步一步地变得微小而贫穷了，甚至连土壤的肥沃性也迅速地失去了。帝王们试用了很多应急的方法来克服他们的不断增加的困难。他们对商人、手艺人和工人施行过强制的国家管理办法，使这些人固定于特定的职业。有很多种职业甚至是禁止某些团体以外的工人参加的。这样有些行业事实上就变成了种姓。农民变成了农奴。但所有这些表面上的努力并没有能够制止衰败，相反地，甚至使情况更坏下去，于是罗马帝国就崩溃了。
印度文明并没有这种戏剧性的崩溃，尽管有那么些坏的情况发生，它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持久力；但是逐渐增加的衰退情景还是看得出来的。我们很难列举详尽的记载以说明在公元后一千年的尽头时印度的社会情况究竟怎样。但是我们可以相当确切地说，印度在扩展中的经济已告结束，而且已经有了萎缩的强烈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印度社会组织——以种姓制度为主要代表——日益顽固化和闭关主义的必然的结果。那些到过国外的例如到东南亚去的印度人，他们的思想、习惯或在他们的经济方面就不是这样生硬呆板，他们就有发展和扩张的机会。因此他们在那些殖民地内，继续兴盛了四五百年，表现出他们的精力和创造力；而在印度它自己，那种闭关主义的精神破坏了它的创造能力，而养成了一种狭隘的、小集团的和地方性的眼光。生活变成了定型，每个人的职业是固定而永久的，和别人很少关系。至于为了保卫国家而作战，那是刹帝利的事情，别人不感兴趣，或者甚至不准参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对于贸易和经商是轻视的。下级种姓的人没有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但他们却被教育去服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城市经济和城市工业虽然极其发达，而国家的组织在许多方面却是封建式的。就是在作战技术方面，恐怕印度也已经落后了。如果不将社会组织改变，不将才能和精力的新泉源解放出来，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有什么显著的进步的。种姓制度就是这种改变的障碍。尽管它曾经把它所有的优点和稳定性都给予了印度社会，可是它本身就带着毁灭的种子。
印度的社会组织（我以后将在本书中作更详细的讨论）曾经给予印度文明以一种惊人的稳定性。它将力量和团结力给予了集团，但这样就阻碍了扩展和更大的团结。它曾发展了手工业、技艺、贸易和商业，但往往只限于个别的团体之内。这样，特种类型的活动就成了世袭的，此外，还有一种要避免新式工作和新活动的倾向，将自己局限于旧的规范内，限制进取和限制革新的精神。在某种有限的范围内，它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这牺牲了比较大的自由的成长，并且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因为它把多数的人永远关在社会阶梯的底层，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只要那种组织留得有发展和扩张的路径，它是带着进步性的；但当它到了可以发展的最高限度的时候，它就变得停滞、不进步，再过些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倒退了。
正由于这样，在知识上、在哲学上，在政治方面，在作战的技术和方法方面，在关于外界的知识和接触方面，在萎缩的经济方面，都全面地衰败了；一种地方意识、封建的小集团的感觉反倒成长起来，而牺牲了那比较大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的观念，和牺牲了在萎缩中经济。然而，像以后的岁月所表明的一样，那种旧的组织还拥有它的生命力和惊人的顽强性，还有些灵活性和适应的能力。正由于这样，它能够设法生存，能够从新的接触中和思潮中得到益处，有时甚至得到些进步。然而那进步总是被旧日中过多的遗物束缚住而受到阻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