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比尔 师尊那纳克 艾密尔·胡斯鲁
因此如果谈说伊斯兰教徒的侵略印度或说印度的伊斯兰教徒时期,这是错误而且会引起误解的说法,正如将英国人的来到印度认为是基督教的侵略或者称英国统治时期为基督教的时期一样的错误。伊斯兰教并未曾侵略印度,在早几个世纪以前它已经来到印度了。有过一次土耳其的侵略(麦哈慕德所领导的),有一次阿富汗的侵略,后来又有一次土耳其—蒙古人的或者莫卧儿的侵略;在这几次侵略中,后两次是重要的。阿富汗人们可以称为一个印度边境的人群,对印度而论几乎不能算作外国人的,他们在印度掌握政权的时期,应该称为印度—阿富汗时期。对于印度而论,莫卧儿是外来的人,陌生的人,但是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于印度的组织,而且开创了印度一莫卧儿的时期。
由于自愿的结果或由于环境使然、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缘故,阿富汗的统治者们和随同他们前来的人都融合于印度当中了。他们的朝代完全印度化了,他们在印度生根,把印度看作他们的祖国,而把世界上其余的地方看作外国。尽管存在着政治上的冲突,印度把他们一般地也看为自己人,甚至于许多拉其普特族的王公们也承认他们为霸主。也有其他拒绝降服的拉其普特族的首领们,而且也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德里的著名的苏丹之一的翡鲁兹·沙的母亲就是印度人;厄雅素丁·突格拉格也有一位印度的母亲。这样的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和印度贵族的联姻并不常见,但的确有过。在南方加尔巴加的伊斯兰教统治者与一位维查耶纳伽尔的印度公主结婚,举行过盛大的典礼。
印度人在中亚细亚和亚洲西部的伊斯兰教国家中显然享过盛名。远在十一世纪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在阿富汗征服以前,一位伊斯兰教徒的地理学家易德里西曾写道:“印度人是天然倾向于正义的,在他们的行动中从不违背正义。他们的善意、正直和对于任务的忠诚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这些品德是如此的出名,因而各方面的人都成群地投奔到他们这个国家来了。”cl
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成长起来了,交通尤其有所改进,主要的理由是为了军事。这时候政府更为中央集权了,但是却注意到避免干涉地方上的习俗。出现于早期莫卧儿时期的舍尔沙是阿富汗统治者中最富才干的人。他奠定了国家岁入制度的基础,后来阿克巴扩充了这个制度。拉查·托达尔·马尔是阿克巴的有名的税务大臣,首先为舍尔沙所任用。印度人的才能愈来愈为阿富汗的统治者们所使用了。
阿富汗的征服对于印度和印度教的影响是双重的,每一种发展都与另一种发展互有矛盾。直接的反应是人民向南部撤退,离开阿富汗统治的地区。那些留下来的人变得更加顽固,更加排外,退缩到他们的蜗壳里面去了。他们企图用使种姓制度硬化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外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外国思想和生活的方式又在逐渐地几乎不自觉的接近着。合成作用在本身上完成了;新的建筑兴起了,食物和服装改变了,许多其他方面上受到影响而斑斓杂陈了。在音乐上这种合成尤为显著,它遵循着印度古典的款式而在多方面有所发展。波斯语成为正式的宫廷用语,许多波斯字不知不觉地被大众采用了。同时各种民间语言也有了发展。
在印度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有一件就是闺阃制度或妇女们隐闭习俗之成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不清楚的,但它终归由于新旧成分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了。在先前的印度贵族当中,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两性间的隔离,正如在许多国家中、最显著的是在古代希腊一样。这样的隔离在古代的伊朗也曾经有过,在某种限度上,整个亚洲西部也是这样的。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对妇女有过任何严格的隐闭。可能这种制度起源于拜占庭的宫廷社会,他们用太监看守妇女们的住所。拜占庭的影响传到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的时代俄国对妇女的隐闭还相当严格。这种制度与鞑靼人无关,肯定的,他们不曾隔离过他们的妇女。阿拉伯—波斯的混合文明多方面受了拜占庭风俗文化的影响。上层阶级妇女的隔离可能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但是,即使这样,阿拉伯或亚洲西部的其他部分,或中亚细亚,对妇女都未曾有过严格的隐闭。攻占德里后涌进印度北部的阿富汗人没有严格的闺阃制度。土耳其、阿富汗的公主们和宫廷贵妇们常常出外骑马打猎,拜访亲友。当妇女们在穆罕默德纪念日到麦加朝圣的时候,必须将遮脸的面纱取下,这种伊斯兰旧俗还看得见。闺阃制度似乎是在莫卧儿时期在印度成长起来的,那时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两者之间,这种制度成为了地位与身份的表征。这种隐闭妇女的风俗特别传播到伊斯兰教势力最显著的那些地区的上层阶级——在印度中部与东部那广大区域内包括德里、联合省、拉其普他拿、比哈尔与孟加拉。不过,闺阃制度在伊斯兰教徒占优势的旁遮普与边省并不很严格,却是很奇特的。印度的西部与南部没有这种隐闭妇女的情形,除非是在伊斯兰教徒间多少还有一些。
我毫不怀疑在近世纪以来印度衰弱的原因之中,闺阃制度、也就是妇女的隐闭,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甚至更相信在印度能够有一种进步性的社会生活以前,要紧的是完全结束这种野蛮风俗。它很明显的对妇女有害,而且有害于男人,它对于大部分时间都须和隐闭中的妇女在一起的那些在发育中的儿童的损害,和对于一般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同样大的。幸而这种恶习在印度教徒中正在迅速消失,在伊斯兰教徒当中消灭得就较为缓慢。清算这种闺阃制度最强有力的因素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他们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妇女参加某种性质的公共活动。甘地先生过去是、而现在仍然是闺阃制度的激烈反对者,他曾经称这种制度为“邪恶而野蛮的风俗”,因为它使妇女停留在落后的状态上而不得发展。“我想到男人死守着这种野蛮的风俗所施于印度的妇女的损害,这种风俗,不管初次采用的时候有什么用处,到现在已经完全无用了,而且对国家造成了不可估计的伤害。”甘地竭力主张妇女应该与男人有同样自由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两性间的关系必须用善良的意识来处理。他们之间不应该有障碍存在。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应该是自然的,自发的。”为了促进妇女平等自由,他曾经满怀热诚地写过文章,发表过言论,并且痛诋过她们在家庭中的奴隶身份。
我已经离开了本题而一跳就跳到现代了。我必须回到中世纪时代去。那时节,阿富汗人已经在德里站稳,在新旧方式之间已形成一种合成作用。大部分的改变发生于上层,在贵族和上等阶级之间,并未曾影响到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大众。它们起源于宫廷之内而传布到城市和郊区。这样,就开始了在印度北部发展的一种混合文化的过程,它继续了几世纪之久。德里与现在称为联合省的地方成为了这种过程的中心,正如它们过去曾经是,而且现在还依然是古老的雅利安文化中心一般。但是这种雅利安文化大部分流播到南部去了,南部成为印度教正统派的堡垒了。
当德里的苏丹王国因帖木儿的侵入而变为削弱之后,一个伊斯兰教徒的小国在联合省内的遮普尔成长起来了。在整个十五世纪中,这个地方是艺术、文化和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的中心。正在成长中的大众语言——印地语,受到了提倡,甚至曾经有人企图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综合起来。大约在这个时候,在北方遥远的克什米尔之内,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徒国王宰奴拉不丁也因他对宗教的宽容以及对于梵文学术和古代文化的提倡而享盛名。
在整个的印度中,这种新的发酵作用正在进行着,新的观念扰动了人们的心绪。正如在古代一样,印度是下意识地在对新的情势起着反应,竭力想同化外国的成分而使其本身在这种过程中也有所改变。从这种酝酿中崛起了一些新型的改良家,他们故意宣传这种合成作用,并且常常谴责或者不理睬种姓制度。十五世纪在南部有一位印度教徒罗摩难陀,还有他的更为著名的弟子,贝拿勒斯的一位伊斯兰教徒的织工迦比尔。迦比尔的诗歌变得甚受欢迎,至今还是如此。在北方有位师尊那纳克,他被认为是锡克教的始祖。这些改良家的影响远超过了在他们的后世成长起来的特殊的宗教宗派之上。整个印度教感觉到这些新思想的冲击,而在印度的伊斯兰教也与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教稍有不同。伊斯兰这个激烈的一神教影响了印度教,而印度教徒的含混的泛神论的态度也影响了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大多数的这些印度伊斯兰教徒都是在古老传统中培养出来而且在被古老传统所包围的情况下改变了信仰的人;其中只有比较少数的人是外来的。伊斯兰教的神秘派和苏非派成长起来了,这些可能是发源自新柏拉图学派的。
印度对于外来分子的同化力日见增长的最重要的标志可能就是他们使用国内的民间语言,虽然波斯语仍继续为宫廷用语。早期的伊斯兰教徒们用印地语写作了许多的名著。这些作家中最享盛名的是艾密尔·胡斯鲁,他的家族是曾定居于联合省有两三代的土耳其人,他生长于十四世纪,正当几个阿富汗的苏丹统治的时候。他是一位用波斯文写作的第一流诗人,也懂梵文。他是一位大音乐家,在印度的音乐中介绍了许多革新的主张。印度流行的三弦琴据说也是他发明的。他对许多题目都写过文章,特别是赞美印度的文章,列举了许多印度超越优秀的事物。其中有宗教、哲学、逻辑、文字和文法(梵文)、音乐、数学,科学,还有芒果!
然而他在印度负有盛名,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用日常口语印地语所写的通俗歌曲。他很聪明地没有采用文言为媒介,那样做就只有少数人的小圈子才懂得了;他向村民学习的不仅是他们的语言,而且还有他们的风俗和生活方式。他歌唱各种季节,而每一个季节根据往昔的古风都有它的恰当的曲调和字句;他歌唱生活上的种种形象,歌唱新娘进门,歌唱爱人离别,歌唱使生命从干燥的大地上重新活跃起来的甘霖。那些歌曲仍在很广泛地被人们歌唱着,不管在北部和中部印度,在任何乡村或城市中都可以听到。特别是当雨季开始的时候,在每个乡村中,大秋千挂在芒果树或菩提树的树枝上,村中所有的男女儿童们都聚集拢来庆祝这个季节的时候。
艾密尔·胡斯鲁也是无数的谜语和闷葫芦的创作者,很受儿童和成年人的欢迎。甚至在他的长寿的生涯中,胡斯鲁的歌曲和谜语就已经使他享盛名了。他的声望日增。我真不知道是否在任何其他的地方还会有类似的例子——六百年前所写作的歌曲,一字不改,居然还能够保持人民对于它们的欢迎,保持它们对于群众的感动力!